本文根据新加坡卫生部截至2月25日公布信息归纳而成。
截至2月25日中午，新加坡一共91人确诊，其中23人属于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是新加坡最大的感染群，另一个是8人的基督生命堂感染群。
后者感染源很明确，是1月19日入境新加坡的一对来自武汉的夫妇，但前者未能确定感染源。
尽管卫生部已知这两个感染群应该有关系，因为它们有互相接触的人物，但是，由于其中一个人物的检测样本呈阴性，所以卫生部迟迟未能下定论。
直到昨天。
昨天确诊的是91号病例。很有意思的是，她确诊，并不是因为体内有病毒。
而是体内有抗体。而且，她之前没有住院。
有抗体说明她已经痊愈。没住院说明她是自愈。
91号的确诊，终于把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和基督生命堂感染群联系起来，也终于破解了前者一直以来“感染源不明”的问题。
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在视频里讲解了新加坡是如何建立病例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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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梳理一下这两个感染群被感染的来龙去脉，最后作出一些归纳和总结，希望为读者们了解冠病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信息。
2020年1月25日，庚子年大年初一。
28岁的青年男子来到美苑通道的一处新年聚会，其乐融融。他是神召会恩典堂的一个职员。
美苑通道（Mei Hwan Drive）是新加坡中部偏东的一处私人住宅区。地方不大，整条街前后400米左右，大概就几十户人家，都是有地住宅。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不少，除了28岁青年，还有一对夫妇。
他们三人后来成了新加坡第66号、83号、91号冠病确诊病例。
就在美苑通道聚会的前一天，大年除夕，新加坡卫生部通报了第二和第三起确诊病例，而第一起确诊出现于2月23日。三例都是武汉输入病例，都是1月20日、21日入境的。
83号、91号所不知道的是，1月19日，他们在基督生命堂参加礼拜时，遇到的一对来自武汉的夫妇当时已经感染了病毒。病毒循着8号、9号，进入83号、91号，再进入66号。然后，又由66号感染到一个多达23人的群体。
一切得从8号和9号说起。
1月3日，武汉卫健委通报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同日，新加坡机场启动对武汉来客的体温检测。
1月11日，湖北“两会”开始。16日，两会胜利闭幕，期间武汉卫健委连续七天宣布无新增确诊病例。1月18日，百步亭“万家宴”举行。
1月19日，腊月廿五。同为56岁的中国籍夫妇8号、9号从武汉出发。在飞机上，他们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感觉一切正常。他们并无任何怀疑自身健康的理由，毕竟，他们离开武汉之后的两天，1月21日，在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到场观看的情况下，湖北省还圆满举办了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抵达新加坡并顺利入境之后，8号、9号回到罗弄榴梿（Lorong Lew Lian）住家，与家人团聚。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他们去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参加例常的礼拜。
1月20日，就在8号、9号抵达新加坡的第二天，钟南山就疫情防控情况介绍说，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人传人情况，还有14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23日，武汉封城。同日，浙江、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陆续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北京等地宣布关闭庙会和著名旅游景点。此时许多人们才开始警觉武汉疫情严峻。
24日，大年除夕，8号、9号出现症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继续关注武汉疫情以及钟南山1月20日关于“已经出现人传人”的新闻，出现症状的第二天，正月初一，两人前往离住家不过2.4公里的美苑通道参加新年聚会。再过两天，27日，两人乘坐徳士到陈笃生医院就诊，马上被列为疑似病例并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28日夜里11点，8号确诊。隔天下午2点，9号确诊。
1月19日，位于麦波申路的基督生命堂（The Life Church and Missions）如常举行星期天礼拜。这座教堂离美苑通道和罗弄榴梿很近，不过三四公里距离。
1998年，在韩国宣教士李彻牧师的影响下，一群约20人的青年信徒开始寻求“在基督里与神真正的关系”，并最终在2001年离开了他们所属的传统教会，参加了由一名新加坡本地传道士和李彻牧师所成立的“基督生命堂”。
基督生命堂最初设于芽笼的一座大厦内的一间“窄小简陋的储藏室”，而大厦周围是一些佛庙和娼寮。几年发展下来，教堂历经几任牧师和场所，最终搬迁到现址Ace Building，这是位于麦波申的一座轻工业大楼，离麦波申地铁站很近。根据教会网站显示，会众约170人。
基督生命堂每个星期天早上十点半举行主日崇拜和主日学活动，由朱志山牧师以华语分享，然后由林慧君翻译成英语。
1月19日也不例外。8号、9号抵达新加坡当天早上，就去基督生命堂参加礼拜。他们当时应该是刚入境不久，极有可能是从樟宜机场入境之后，到家里放了行李，稍事休息就前去教堂。
我们不清楚1月19日当天到基督生命堂参加礼拜的有多少人。根据新加坡卫生部掌握的信息，受感染的有6人（第31、33、38、83、90、91号）。
1月23日，参加过基督生命堂礼拜的53岁的新加坡男性公民出现症状，前往诊所就医。五天后，1月28日，他再到另一家诊所看诊。再三天后，2月1日他被送往樟宜综合医院，并于6日11点左右确诊，成为新加坡31号病例。
31号出现症状比8号、9号还早一天。
1月30日，39岁新加坡女性公民出现症状。2月2日她前往盛港综合医院就诊后住院。2月6日中午11点左右确诊，成为33号。
2月3日， 住在蔡厝港第三道的52岁的新加坡女性公民出现症状。她于2月4日前往蔡厝港综合诊所并于2月7日在国家传染病中心收治。2月8日上午确诊，成为新加坡第38例。入院前，她曾去滨海湾金沙酒店、牛车水和狮城大厦购物中心（Plaza Singapura），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83号是个54岁新加坡籍男子，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病例。他早在1月28日就出现症状，五天后，2月1日到诊所就诊，并没有查出是冠病。之后，又于5日、6日、10日到诊所就诊，也还没发现。一直到2月18日，他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就诊，隔天（2月19日）确诊，成为新加坡第83个确诊病例。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教授解释，冠病的临床症状多样化，一些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的病患，有可能很快清除体内的病毒。她说：“我们只会让康复情况良好，并且在24小时间隔前后，两个样本都呈阴性反应的病患出院。”
83号确诊后两天就出院，说明他在确诊的第二天检验样本就出现第一次阴性反应。在此前，从1月28日出现症状到2月18日国家传染病中心收治，已有三周时间。这说明他在确诊之前已经几乎自愈。
91号是83号的妻子，58岁新加坡籍女子。她1月19日参加生命堂礼拜之后，23日出现症状，25日参加美苑通道新年聚会，26日到盛港综合医院急诊部求医。当时，新加坡尚未出现第一例确诊，所以只排查到过中国的人，所以，并没把她排查出来。碰巧，当天晚上，卫生部通报第一个确诊病例，是自武汉出发的山西籍游客。
一直到2月19日，83号确诊之后，91号身为密切接触人被重点检测，但体内并没有发现病毒。一直到后来杜克—国大医学院开发出血清检验法，检验出她体内存有大量相应抗体。存有抗体但无病毒，说明她曾被感染，现在早已自愈。卫生部于是把她追加为第91号确诊。
按出现症状日期看，91号发病比83号还早几天。至于她从出现症状到2月19日血清检验证实曾经感染冠病的这近一个月时间，究竟是哪天自愈的，已不得而知。
90号是75岁新加坡籍老妇，住在碧山第12街。她2月9日出现症状，当天去诊所就诊。之后，于17日、23日又去诊所就诊。23日当天用救护车送去陈笃生医院，即刻隔离，当天下午确诊，为第90号。根据卫生部2月24日文告，第90号与生命堂感染群有关。到截稿时间，尚未有进一步的情况说明。
现在回到1月25日大年初一在美苑通道那场聚会。
参加这场春节聚会的一个关键人员是91号。她23日已经出现症状。她的丈夫83号也参加了聚会，但当时尚未出现症状。
在这次聚会上被感染的，有66号、68号、70号、71号、80号、84号、88号。
注意了。66号是一个关键。
仅仅一天后，1月30日，与66号同住在美苑通道的家属——79岁的新加坡籍女子出现症状。她2月14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就诊，当天确诊，为68号。入院前，她曾在巴耶利峇路364A号的Bethany Presbyterian教堂参加过礼拜。
70号也是66号的家庭成员，是27岁新加坡籍女子。她于2月3日出现症状，当天前去诊所就诊。2月14日去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并于15日上午确诊。入院前，她曾参加位于Jalan Pemimpin 37号神国611灵粮堂的礼拜仪式，并去了加冷大道（Kallang Avenue）19号的HipVan公司上班。
71号为25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Fernvale Road，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他是66号与70号的接触者，于2月1日出现症状，并于2月10日到诊所求诊。2月14日前往盛港综合医院，并于15日被转移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当天上午确诊。与70号一样，他也曾参加过神国611灵粮堂的礼拜。
80号是38岁新加坡籍女子，是66号的密切接触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从事行政工作，2月4日出现症状后并没有与病患接触。2月4日当天，她到诊所就诊，10日又去一次。11日，她遵照医嘱到国大医院作胸透检查，17日又回到国大医院检查，18日确诊。与71号一样，她住在Fernvale Link。
84号是35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阿裕尼路一带，与66号是密切接触者。与80号一样，她2月4日出现症状，当天和隔天（5日）到诊所求诊。由于66号2月14日确诊，追查工作顺藤摸瓜，让她18日前去国家传染病中心，19日早晨确诊。84号在大士南35号的Lonza Biologics公司上班，入院之前曾到过武吉士白沙浮广场（Bugis Junction）。
88号是30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后港第91街，也是66号的密切接触人。2月16日出现症状，17日到诊所就诊。身为密切接触人，卫生部指示她2月21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检查，当天下午确诊。
截至2月26日中午，以上是1月25日美苑通道新年聚会感染群9人（含生命堂感染群的83号、91号）的情况。
现在回到关键的66号——神召会恩典堂的28岁男性职员。
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场聚会之后，66号1月29日出现症状，但抱病上班，一直到整整两周后的2月12日才转入国家传染病中心。期间，他传染给7个同事和9个教友。
2月1日，66号的34岁男性同事出现症状，并在2日、4日、7日、9日和10日分别到四家诊所就医。2月10日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就医后，2月11日确诊，为新加坡的48号，也是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的第一个确诊，比66号还早一天。48号入院之前曾到过狮城大厦、Star Vista以及Fusionopolis。他住在武吉巴督25街。
49号是46岁新加坡籍男子，也是66号的同事，住在卓源路。他比48号晚两天（2月3日）出现症状，8日到诊所就医后前往国大医院急诊部，同日出院。他在2月10日再度入院，并于2月11日午确诊。
51号是主任牧师赵克文（48岁，新加坡籍），也是66号的同事。他比49号晚一天（2月4日）出现症状，并于2月5日和2月10日去诊所寻求治疗。他于2月11日去了国家传染病中心，12日下午确诊。入院前，他也去过位于武吉巴督的另一家神召会恩典堂工作。他住在碧山街13号。
根据《新明日报》2月14日报道，赵克文在神召会恩典堂官网公开信坦露，自己复原状况良好，期待能完全康复。他呼吁教会成员一旦感到不适，应立即就医。他也说，康复之后准备与大家分享教会克服病毒的旅程。他也称这段时间“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情况在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
54号是55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宏茂桥五道，也是66号的同事。她2月10日出现症状，隔天到诊所就诊，12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3日下午确诊。 57号是26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Senja Road，也是66号的同事。2月11日出现症状，当天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3日上午确诊。
58号是55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Jalan Kelichap，也是66号的同事，2月10日出现症状，12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3日上午确诊。
60号是51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宏茂桥三道，是66号的同事。2月8日出现症状，当天到诊所求诊。2月12日去了国家传染病中心，立即被隔离，13日下午确诊。
以上7人（48、49、51、54、57、57、60）都是66号的同事。
与48号赵克文牧师同一天确诊的是53号。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SDE）的一名54岁新加坡籍教授，曾经出席神召会恩典堂的活动。他2月10日出现症状，12日前去国家传染病中心，并于当天下午确诊。根据校方邮件透露，这名教授最后一次与学生接触是在2月5日。他入院前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山景道（Hillview Avenue）的家里。
61号是57岁新加坡籍男子。2月6日出现症状，当天、8日前往诊所就诊。2月9日前往黄廷芳综合医院（Ng Teng Fong General Hospital），并于2月11日及12日前往前驱综合诊疗所（Pioneer Polyclinic）。13日下午确诊。入院前，除了到位于Senang Crescent 56号的Legacy Office Supplies私人有限公司上一天班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裕廊西街64号的家里。
62号是44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丹绒巴葛（Tanjong Pagar）。2月9日出现症状，并于第二天在诊所寻求治疗。2月12日去前去新加坡中央医院，随即被隔离。13日下午确诊。
63号是54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波东巴西，是公用事业局（PUB）职员。2月10日出现症状，13日前往诊所求诊，随后被救护车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4日上午确诊。入院之前，她曾到武吉士的玛丽森酒店自我隔离。
公用事业局是新加坡的法定机构，从事水厂和公用设施运作。63号是行政人员，并不进行水厂相关工作。她办公地点位于纽顿的环境大厦（Environment Building）工作，2月14日确诊当天，与她办公室同楼层的70名员工当日撤离，回家办公。
67号是56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裕廊西街64街，是61号的家庭成员。2月9日出现症状，由于家属61号是确诊者，她身为密切接触者，2月13日被救护车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4日上午确诊。入院前，她曾61号前往黄廷芳综合医院。她。属于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
73号是43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大巴窑八巷（Lorong 8 Toa Payoh），是赵克文主任牧师（51号）的密切接触人。2月9日出现症状，10日到诊所求诊。13日收到了居家隔离令，14日被转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15日确诊。他是入院前，他曾在神召会恩典堂(唐林路355号)参加过教堂礼拜。他是空军全职军人，在登加空军基地（Tengah Air Base）工作，但自症状出现后就没有去上班。登加基地主要机种是F16和“湾流G550”预警机。 74号是29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美玲街。2月12日出现症状，当日在亚历山大医院急诊中心求诊。于15日再次求诊并立即被隔离，当天下午确诊。入院前，他曾在 Hi-Yew Technology Pte Ltd（3031A Ubi Road)工作。
78号是57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牛乳场（Dairy Farm）一带，曾与赵克文主任牧师（51号）有接触。2月9日出现症状，2月10日、17日在两家诊所就诊。17日被转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当天下午确诊。她在圣路加医院（St Luke’s Hospital）工作，负责行政任务，出现症状后没有与病患接触。
81号是50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立达路下段（Lower Delta Road）。2月16日出现症状，次日（17日）与诊所医生通电话之后，用救护车送去国家传染病中心进行隔离，18日早晨确诊。
以上9人（53、61、62、63、67、73、74、78、81）都是神召会恩典堂的教友。
至此，新加坡最大的感染群——神召会恩典堂——和第三大感染群——基督生命堂——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如果91号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会写些什么。以下纯粹演绎：
“91号冠病”日记1月19日（星期天）跟往常一样，今早去了基督生命堂。很高兴见到了8号、9号。他们今早刚下飞机，到了家里放好行李就到教会来了。听他们说武汉出现了一些不明肺炎病例，不过应该没什么事，卫健委说不会人传人，而且前两天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出席大型演出了。有些演员还抱病演出，很敬业。
1月23日（星期四）今天下午，听说武汉封城了。真吓死人，怎么事情闹得那么大？晚上新闻还说圣淘沙出了我们新加坡的第一个确诊病人！还真的是从武汉来的游客。还好8号、9号先过来了，没被困在武汉，真是上帝保佑！哟，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带病毒的？大吉利是！今天我自己倒还真有点咳嗽，流鼻涕，发热了。吃点儿Panadol，明天就好了，后天还得去美苑通道参加教友的新年聚会呢。
1月25日（星期六，大年初一）新年聚会，每年都一样，但还是得聚啊。累死了，感冒还没好，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
1月25日（星期六，大年初一）新年聚会，每年都一样，但还是得聚啊。累死了，感冒还没好，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
1月28日（星期五）老公也出现咳嗽了。咳得倒是不严重。上帝保佑！
2月10日（星期二）他去看了三次医生，还是没好。不过倒还是小毛病，看来还真不是那个病。我自己也是。没什么特别不好的感觉。赞美上帝！
2月19日（星期三）上帝啊！老公竟然还真的是冠病！今天国家传染病中心确诊了。他是83号。我不会也是吧？
2月21日（星期三）赞美上帝！老公住两天医院就全好了，今天回家！专家检查我的血清了之后，说我竟然之前也是冠病！而且自己好了！结果还把我列为91号。这个周末是不是得去买4D 8391？还是买9183吧，毕竟我出现症状比他还早。
在91号检查出抗体之前，体内没检查出病毒，没有被列为确诊病人。恰恰就是因为她的“不确诊”，让生命堂和神召会这两个感染群无法联系起来，神召会第一个出现症状的66号，也因此一直属于“不明源头”感染。
现在，由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现的血清检测法，确定了91号曾经染病，也确定了这两个感染群之间的先后关系。
从这两个感染群，我们可以归纳出什么？
一、被感染之后，出现症状的时间有快有慢：8号、9号身在武汉时就感染病毒，但是，他们症状一直到1月24日才出现。反而是1月19日生命堂礼拜上接触他们的31号、91号却早他们一天出现症状。
二、无症状感染是存在的。8号、9号是在1月24日出现症状，31号、91号反而早他们一天出现症状，说明无症状感染是存在的。
三、大部分仍是有症状感染。虽然存在无症状感染现象，但综看这两个大群的31个病例，绝大部分仍属于有症状感染。常见的是接触感染或飞沫感染。尤其是飞沫感染，在打喷嚏或咳嗽或流鼻涕的情况下发生的机率较高，没有症状就不会有鼻涕或咳嗽。因此，生病的人戴口罩，无论生病或健康的人勤洗手，尽可能不摸脸，十分重要。当然，健康的人愿意戴口罩而且买得到的话，尽管戴。
四、聚餐是一大祸源。尤其是中餐聚餐，如果不使用公筷公勺，即便病人没有症状，没咳嗽打喷嚏，口水还是能通过餐具交叉污染。实在应该推广公筷公勺的使用。
五、冠病确实可以自愈。在确诊人没有基础病的前提下，冠病没有恶化为重症，病人确实有自愈的可能。关键是做好自我隔离，做好每天的自我检测，有任何恶化或并发的迹象就马上让专用救护车送去求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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