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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公司收入持续增加所反映的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现象是否恶化。（海峡时报档案照片）

新加坡博彩公司主席许俊辉接受本报专访时透露，公司的收入和捐赠慈善的盈余，在过去五年都连续增长。2019/2020财年的收入，比五年前增加了约三成，盈余也提高近一倍。赌博是文明现象，也是社会顽疾，涉及人性，因而也存在禁止与否的道德争议。互联网科技的普及以及青年嗜赌现象的可能，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如何对待博彩公司收入持续增加所反映的现象，以及背后艰难的道德取舍，在冠病危机的当下，变得更为迫切。

许俊辉在专访中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法。就博彩公司在2019/2020财年为新加坡经济贡献了将近90亿元，他说：“如果博彩公司不存在，这笔钱已流失给海外非法赌博业者。”在同一个财年，博彩公司共捐赠4.56亿元给公益用途，向国库缴交了21亿元的营业税和彩金税。由于互联网的兴起，让远程赌博变得方便，加上冠病疫情导致国人上网时间大幅增加，许俊辉的说法无疑提供了对于监管赌博的多重思考。

赌博作为一种文明现象，历史悠久。它反映了人性冒险、投机、侥幸和贪婪的各种深层心理本能。换言之，跟性产业满足人类来自于繁殖的本能一样，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无法完全杜绝赌博。因此，相对于迫使其转求国外或者转入地下的非法存在的严禁方式，通过法律形式的监管，是更为合情合理的应对办法。许俊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诚实的态度，接受人性并非十全十美，人世并非天国的无奈。

尽管本质上是“不义之财”，倘若“取之有道”，未尝不能从赌博这必要之恶当中，产生改良社会的集体之善。博彩公司的巨额税款、公益捐助以及营业所产生的经济价值，部分平衡了赌博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灾害，如嗜赌问题以及相应的失业、破产、家暴、离婚、自杀等人间悲剧。互联网所催生的远程赌博，近年来发展迅猛，进一步加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合理性。其实，回顾当年国家决定发展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胜地，这一思考脉络也清晰可见——既然无法改变一些国人的天然赌性，适当的监管远比眼不见为净的严禁杜绝，还能起到亡羊补牢之效。

尽管没有详细的数据，博彩公司接连五年收入上升的趋势，还是反映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首先是赌博活动和赌金的增加。这背后有多少是同本地人口增长有关，还是国人投注的人均金额提高，还有待各方的研究分析。此外，博彩公司近来开始提供远程投注，以防止更多赌注流失给外国或本地非法庄家，但下注变得更方便，是否间接加大了赌博风气，特别是当中是否也出现了赌徒年轻化的趋势；当局有必要密切跟进。

远程赌博的另一个问题，在于除了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嗜赌，还在于其法外之地的属性，不受法律监管，因而距离犯罪仅一步之遥。例如，很多赌博网站通过社交媒体和手机短信，推送五花八门的宣传广告吸引潜在客户。如果政府认定香烟的有害性而禁止烟草公司打广告，基于同样的道理，当局也必须制定方法，禁止网上赌博公司的宣传行径。同样的，其他管制远程赌博的规定，如禁止使用信用卡投注等，都应当列入考虑。

博彩公司收入持续增加所反映的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现象是否恶化。很多研究表明，低收入阶层更倾向于染上赌博恶习。毋庸讳言，赌博以小博大的特性，对穷人企图圆一夜改变命运的美梦，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从好处说，赌博让他们对未来保有哪怕是虚幻的希望。但是，赌金连年增加，是否反映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在扩大？抑或是年轻赌徒人数增加，意味着更多青年只能从赌博寻求对未来的希望？这些目前当然还只是缺乏数据的怀疑，然而都应当深究。否则，再多的税收和善款，都换不回年轻一代迷失的长远社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