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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发生过一起恐怖的案子，这也被称为“新加坡第一悬案”。

新加坡媒体将这个案件命名为“人肉咖喱饭”，因为受害人被分尸剁碎，煮成咖喱饭，分装入数十包塑胶袋内，沿槟榔路和乌节路一带沿街丢弃，毁尸灭迹。

被害人是38岁的甘洛慕都（Ayakanno Marithamuthu，也有媒体以阿耶甘诺称呼被害人），事发前是公用事业局樟宜美仁山路度假营的看守员，育有两子一女，还在求学。妻子拉美雅丝34岁，是花拉公园一教堂的看守员。

揭开这一案件的是刑事侦查局特别罪案调查组的探员阿拉马莱。

1987年1月9日，马莱在办公室查阅旧档案与整理联络网时，传呼机忽然响了。对方是他认识多年的线人，说是有“要事”非见他不可。

一见面，线人便透露，他知道有三个人在两年前（即1984年）在乌节路一间教堂杀了一名男子，而且还分尸剁碎，煮成咖喱饭，沿街丢弃。线人还给了他受害人的姓名。

有名有姓，又有干案地点，马莱觉得这个线报宁可信其有，于是马上赶回刑侦局向上司汇报。上司石坤成助理警监了解了线人的背景之后，派了彼得林光明探长协助，与马莱联办此案，还吩咐马莱每天得向他汇报案件调查的进展。

由于案件已经过了3年，也没有尸体和凶器，当时的刑侦技术也还没有迈入利用先进生化技术的刑侦鉴识时代，以当时的刑侦技术而言，可以说物证为零，执着的马莱探员只能从受害人入手。

通过翻查人口失踪档案的结果，发现报案人正是甘洛慕都的妻子拉美雅丝。她在1984年12月18日到如切警署报案，声称丈夫自12日说要到云顶度假后，音讯全无。

在花了几天时间，反复研究这份人口失踪的档案后，马莱探员发现了三大疑点——

其一：甘洛尚欠公用事业局的贷款未曾还清，除非向大耳窿借贷，否则不太可能有多余的钱到云顶赌博。

其二：甘洛早已向公司申请年假，日期是1984年12月21日和22日，怎么可能提早在12日出国度假而未通知公司？

其三：印度人向来没有赌博的习惯，尤其是不爱玩吃角子机，甘洛之前更没有上云顶赌场赌博以及欠下赌债的记录。更何况根据出入境管理处的记录，完全没有甘洛出境的记录。

疑点这么多，马莱探员怀疑甘洛的妻子雅丝报案时说了谎，加之传召她问话时她支支吾吾的表情，他对雅丝的怀疑进一步加大，开始调查甘洛夫妇的背景。

调查显示，甘洛嗜酒如命，喝醉之后，经常对雅丝拳打脚踢。雅丝好几次因此离家出走，回到娘家哭诉。娘家家人，尤其是雅丝的兄弟更是不甘雅丝受到欺负毒打，数度找甘洛兴师问罪，甚至动起手来。

雅丝兄弟的背景也不单纯，一个兄弟在1973年因械劫罪判监18个月，另一个兄弟则是个屠夫，在联邦道巴刹经营羊肉档。

根据以上资料，马莱探员做出了大胆的推断：雅丝的家人由于不堪雅丝受到虐待，事先拟定计划杀害甘洛，凶器可能就是剁羊肉的屠刀，而且凶手应该不止一人，因为分尸、剁尸、煮尸及弃尸所需费时，不可能单靠一个人。

从1987年1月10日开始，特别罪案调查组探员四出，陆续传讯了30名可疑分子与三个可疑现场附近的居民，最终锁定了两男一女是主要的嫌犯。

直到3月23日，案情有了突破。

24日凌晨2时，刑侦局部署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大规模捉人行动，特别罪案调查组探员分为五路，分头突击裕廊东组屋区、樟宜一间假日营的宿舍、花拉公园和乌节路两间礼拜堂的宿舍。

整个行动历时7个小时，扣留了8名男女。他们和甘洛都是的“一家人”，包括雅丝的三名兄弟和他们的妻子，雅丝和她的母亲。这8名男女在拘留所内，最初都守口如瓶，对碎尸案的案情，一问三不知。

刑事侦查局局长查吉星助理警察总监在记者会上披露案情时说，在查案人员盘问技巧与“疲劳轰炸”下，查案工作证实了四个要点：

其一，死者的妻子、岳母、三名妻舅和他们的太太，由1984年12月12日上午开始，就一直逗留在乌节路长老会礼拜堂的宿舍内。这间礼拜堂由死者的三妻舅担任看守员，他的母亲、妻子与子女都住在礼拜堂的宿舍内。

其二，同一天中午，三名妻舅先行离开礼拜堂，女眷则还留在宿舍内。

其三，同一天中午过后，三名妻舅跟死者坐同一辆黄顶德士回到礼拜堂。

其四，同一天晚上8时，甘洛疑遭人用武力制服，之后再没人见过他。

警方通过8名嫌犯的口供，拼凑还原出的案件现场情景为：

甘洛被武力制服后，先给人用铁棒击昏，敲碎头盖骨，然后尸体被斩成碎块，放入大饭锅内，用白米混合咖喱来煮。

等到尸块被“煮熟”成为咖喱饭后，就被分装成十几包，由三名妻舅沿着礼拜堂一带的街道，丢弃在垃圾桶内。

这种以咖喱饭来“毁尸灭迹”的手法，就算是有人发现，也只会是以为在丢弃残余饭菜，没人会与“人肉咖喱饭”联想在一起。

案发过程虽然已经拼凑出来，但却缺乏有力的物证来指控嫌犯，比如说用来击昏甘洛的铁棒、分尸的凶器、煮尸的大饭锅，装人肉咖喱饭的黑色塑料袋以及垃圾桶等，在案发三年后早已无从寻获。

更不要说最重要的物证——甘洛的尸体，可能已经随着一包包的咖喱饭，被填埋在新加坡的垃圾填埋场，要找到无异于大海捞针。

新加坡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无尸判死刑”的案例，发生在1963年的酒吧女郎石菊清被杀案，虽然石菊清的尸体最终还是尸沉大海，控方却援引环境证据裁定被害人的情夫洪山尼谋杀罪成，把他送上绞刑架。

但在甘洛的案件上，环境证据非常薄弱，不足以支持案件再度过堂，控方不得已要求法庭宣判6名男女嫌犯全部获得无事省释，但并不等于完全无罪，只要控方他日找到证据，还是可以把他们重新控上法庭。

虽然特别罪案调查组探员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第43节条文马上重新逮捕了三名男嫌犯，但在关押了他们三人四年后的1991年6月，不得不因为找不到真凭实据，也寻不到新证据，无条件的释放了三人。

三十多年来，警方始终相信甘洛遭到了“家人”的毒手，也试图往线人提供的方向去侦查，但这个谜恐怕永远也得不到解答了。这个案件也成为了马莱探员职业生涯中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