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一手建立起的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家族内斗，因为此“第一家族”掌握着新加坡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此事件还涉及到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是以李显龙三兄妹之间的内讧也备受人们关注。

那么李显龙三兄妹到底在争什么呢？为何亲兄妹会闹到坐牢地坐牢，出走的出走的地步？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场由新加坡第一家族子嗣导演的“一场大戏”。

1965年8月，新加坡正式独立，进入了李光耀时代。

独立以后的新加坡日子并不好过，与马来西亚决裂，孤悬海外，经济发展缺少资源和后盾，但作为总理的李光耀非常有智慧，他利用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积极招商引资，并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助推经济发展。

在李光耀的治理下，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在短短30年间就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40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7%，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而且，李光耀时期还因地制宜，根据形势创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开发裕廊工业园、进行教育改革等，极大促进了新加坡的发展，一些创新性的政治制度也被其他国家引进推广。

就这样，李光耀以自己的才能带领新加坡开创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把新加坡从一个极端贫穷的殖民地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庶、最稳定、最安全、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李光耀也因此被新加坡人民尊称为“国父”。

而李光耀的家族也在李光耀的带领下，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新加坡名副其实的“第一家族”，家族成员掌控着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大权，并隐隐有和朝鲜类似的“世袭皇权”、“家天下”的倾向，这也是之所以新加坡被人调侃成“李家坡”的原因。

那么李光耀家族在新加坡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呢？我们不妨看一下：

根据有关媒体调查，李光耀作为前新加坡总理，其本人作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拥有大量不透明的主权财富基金，基金规模大约有3300亿美元。

李显龙，李光耀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继承其父的主权财富基金，掌握着新加坡最大的权力和财富。

李显龙之妻何晶，担任新加坡政府财政部100%控股的淡马锡公司董事长，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新加坡电力、星展银行等在内的几乎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何晶作为董事长，堪称掌握了新加坡的财政。

李玮玲，李光耀的大女儿，担任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掌控着新加坡最高级、最先进的医学技术机构。

李显扬，李光耀小儿子，担任过新加坡电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新加坡民航局主席、星狮集团董事长。

林雪芬，李显扬之妻，环太平洋律师协会的前任主席，掌握着新加坡的法律诉讼。

可见，“李氏王朝”在新加坡可谓风光无限，控制着新加坡的权力和财富，家族光鲜无比。

但随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2015年3月逝世，看似光鲜的新加坡“第一家族”开始变得暗流涌动，家族成员的矛盾开始变得激化，从“家丑不可外扬”的状态闹到“大白于天下”，并相继爆出了大量的家族丑闻，闹得新加坡人心慌慌。

第一家族的明面上裂痕，首先出现在李光耀去世时的追悼会上。

当时，被外界视为“李氏王朝”第三代继承人的李显龙之子李鸿毅和李显扬之子李绳武，各自当着来参加其祖父葬礼的新加坡上层人士发表了演讲，外界也对这两个“李三代”做出了比较，认为李绳武优于李鸿毅。

但此时的“李氏王朝”的掌权人是李显龙而不是李显扬，李显龙显然不可能让自己的侄子继承自己的权力，而李显扬显然又想以此为契机，让自己的儿子上位。

正是这种比较，开始让光鲜的“第一家族”产生了明面上的裂痕。

其实，在李光耀还健在的时候，围绕着继承问题，李显扬和李显龙早就产生了内部裂痕。

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国父”，其在位期间以“强人政治”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更是巩固了自己家族在新加坡的权力，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掌控欲，让李光耀很早就开始思考培养自己的儿子作为接班人的问题。

此时李光耀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优秀，按照传统，接班人必定在李显龙和李显扬两子之间择优选择，在这样的心态下，李显龙和李显扬两兄弟从小就在比较中长大，最终必将一个被推上位，而另一个只能做副手。

李显龙显然比弟弟李显扬更具有优势，他从小在数学上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受到李光耀的多次表扬，而处于弱势的李显扬也并不服输，倔强的他选择避开李显龙的优势，去学工程学，并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等李显扬学成归来，李显龙却已经在父亲李光耀的安排下进入新加坡的政局之中，为顺利接班做铺垫。

而李显扬只能作为“弃子”，为了避嫌，在一段时间的从军历程后，被安排在游离政治之外的经济方面的工作。

虽然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但彼此还是相安无事，维持着“第一家族”的荣光。

但即便李显扬远离了政治，选择从事经济行业，也依然没有逃过兄长李显龙的有意或者无意的打压和排挤。

从1997年开始，李显扬开始出任新加坡电信的总裁，隶属于新加坡财政部控股的淡马锡集团旗下子公司。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在当“第一通”进入电信市场以及电信市场开放后，新加坡电信已经不具备竞争优势，“新电信”死定了。

但李显扬却不以为然，在他的积极运作下，比如降低“新电信”股价，收购海外公司等，新加坡电信虽然失去了一部分市场，但利润在2003年却开始增长，达到了2.96亿元。

这使得新加坡社会普遍对其刮目相看。

当正当人们普遍认为李显扬有能力出任淡马锡集团的总裁时，李显龙却空降了其妻何晶担任淡马锡集团的总裁，成为李显扬的直接领导，直接断绝了李显扬继续上升的空间。

不但如此，嫂子何晶在担任淡马锡集团总裁后，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培养自己的个人势力，排挤李显扬的亲信势力，使得李显扬仅仅五年就被踢出了新加坡电信，而此时，他已经担任了十一年的新电信总裁。

何晶的大出风头之举，不但激怒了李显扬，也让李玮玲反感，认为何晶违背了家族中除了兄长李显龙，其他成员不参与政治的理念，更是对其打压弟弟李显扬颇为看不惯。

只是当时大家都还深受父亲李光耀的影响，虽然嫌隙杂生，并没有立刻发作而已。

伴随着双方明面或者暗地里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其父李光耀对他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这种家族矛盾终于再也掩饰不住，新仇旧怨掺杂着个人目的开始正式爆发。

2016年3月，围绕李光耀故居是否拆除问题，李光耀之女李玮玲与三子李显扬对现任新加坡总理的兄长李显龙公开发起了“责难”，指责李显龙为了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王朝统治 ”，有意扶持其子上台，违背李光耀的遗嘱，不但不拆故居，还大肆操办李光耀的纪念活动。

2017年6月，李玮玲和李显扬再次公开对李显扬发起“攻击”，李玮玲和李显扬分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是上发表了一份《李光耀的价值观去哪了》的联合声明。

其中在声明中有这样的表述：自从李光耀去世以后，李显龙滥用职位和对新加坡政府和附属机构的影响力，推动达到个人目的，这令他们感到威胁，他们对这个系统中几乎没有制衡机制来阻止政府滥用权力感到担忧。

更是指出：“我们感到老大哥无处不在，我们惧怕国家机构被利用起来针对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显扬觉得不得不离开新加坡。”

作为李显扬的长子，李显龙的侄子的李绳武随后也加入到这场针对李显龙的“责难”中来，他在脸书中控诉伯父李显龙逼自己的父母被迫“做出痛苦的决定”决定离开新加坡。

他们对兄长李显龙发起的这波责难依据是李光耀身前的遗嘱：“当李玮玲搬出欧思礼路38号的时候，拆除掉欧思礼路38号”。

但身为“李家王朝”现任掌门人的李显龙不拆除欧思礼路38号，显然有着自己的考量。

首先就是欧思礼路38号作为“国父”李光耀昔日的故居，其半生都居住在此，受到全新加坡人民的敬仰，对他们来说有着特别的感情，即便李光耀已经逝世，但李显龙保留此故居就相当于保留了一张笼络人民的政治底牌。

其次，李显龙不拆除欧思礼路38号或许还有另一层考量，那就是显示其继承父志，继续新加坡一直以来的以李氏家族制定的“强权统治”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李显龙以欧思礼路38号的保留对外宣示“李氏王朝”的继续，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

最后，李显龙保留欧思礼路38号，更有可能是在向全新加坡人“邀功”，让人们时刻明白，新加坡如今的繁荣是自己的父亲李光耀在此故居操劳的结果，这是“李氏王朝”的功勋碑。

为此，李显龙多次极力阻止李玮玲和李显扬对此故居的拆除，甚至使出了政治手腕进行强行阻止。

但这还不够，还不能堵住“悠悠之口”，为此，李显龙又对李光耀的这份遗嘱提出了质疑。

要知道，这份遗嘱前前后后共修改了七次之多，在第5次和第六次修改中甚至取消了“拆除欧思礼路38号”的表述。

更为关键的是，此份遗嘱前六次修改都由柯金梨律师制定，而第七次修改却由李显龙的弟媳林雪芬的律师事务所制定。李显龙正是抓住了这个把柄，认定遗嘱是被李显扬及其妻等人篡改的。

而后，虽然李显扬马上出来否认遗嘱是其妻修改的，但这位叫柯金梨的人也在媒体上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参与第七次的遗嘱修订，这其中的内幕，到底是怎么样的，估计谁也不知道。

李显龙还对李玮玲和李显扬指责自己欲培养李鸿毅作为接班人做了反击，他在脸书上不但否定了他们的全部指控，还尤其强调：“对自己的儿子有政治野心的指控荒谬。”

由于李显龙有明显的“人证”，更有随后其子出来公开表示“对政治没兴趣”，这使得李显扬夫妇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李显龙更是以“家事”为借口意图平息这场舆论风波，新加坡内阁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探讨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

针对李显龙的“骚操作”，李玮玲随后在脸书上回应称：“如果仅仅是一件家事，我们就不会把它公开”，“若是家庭私事，便不会涉及成立由部长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了，若没有李显龙的同意和批准，这个委员会根本就不会成立。”

但不管李玮玲和李显扬如何试图激化这样这件事，但在掌握着新加坡最高权力的李显龙的一番操作下，他们只能偃旗息鼓，李显扬夫妇被逼得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李显扬的妻子林雪芬更是被起诉，暂停律师执照15个月。

如果单纯从这件事表面来看，无非就是因为李显扬和李玮玲对兄长李显龙未按照其父李光耀的遗嘱拆除欧思礼路38号故居不满，但豪门内讧的背后显然少不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问题，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内讧，显然也是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最终结果。

至此，新加坡第一家族内斗，李显龙三兄妹到底在争什么的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拿李光耀遗属说事，以利益和权力重新分配为根本出发点，力图拉李显龙下马，让家族其他成员上位。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往今来莫不如是，繁盛了半个多世纪的“新加坡第一家族”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命运。

至于这场内斗是否会导致“李家王朝”终结，我们就需要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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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为什么不再喜欢讲中文？

作为一个华人建立的国家，75%都是华人族群，新加坡人却不太爱讲中文。是他们数典忘祖吗？还是政府强制的结果？还是多年英美文化入侵的产物？

在这背后，是一个小国夹缝中求生的精彩故事。

2019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讲华文运动40年”的活动上，他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经过新加坡政府40年来的努力推广，新加坡华人家庭说中文的比例从50%下降到了30%，70%的华人家庭在家里主要是讲英语。

是的你没看错，新加坡政府越努力，讲华语的家庭反而越少。

有新加坡的电视媒体针对这个现象，去街上随机采访路人，去学校里采访孩子，得到的结果再次证明——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不爱讲中文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大概有三个原因。

1、新加坡最早是方言社会，有地域隔阂

新加坡的华人中，他们的先祖绝大部分来自两个省份：广东、福建。所以，粤语和闽南语在最早的新加坡是普遍的语言。因为说各自的方言，所以早期的新加坡，广东人和福建人都各自为阵，在自己的乡党社群里工作生活。

那个时期不像现在有普通话，明清时期虽然有全国通用的“官话”，但也是那些上流阶层的人才会去学，普及率非常低。当年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的时候，就因为康有为极不标准的广式“官话”，使得沟通非常尴尬。

新加坡建国之后，李光耀开始消灭方言，他认为方言会造成华人之间的隔阂和地方内斗，于是在强制手段下，原本丰富多彩的方言节目从电视台逐渐消失。

对此，李光耀说：“我以身作则，放弃20年来说的一口流利的福建话，这对于一个深明方言是赢得选票武器的我来说，是一项痛苦的抉择，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语言，它有很大的局限。在我们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里，如果还迷恋方言的‘亲切感’，那是很不明智的。假设我继续以福建话保住我的政治资本，让新加坡人到今天还说方言，新加坡今天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我不敢想象”。

尽管政治家有着政治的考虑，但要老百姓接受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老一辈的华人还是只用方言，不愿意去学类似普通话的华语。随着新加坡华族各个省份的人相互融合，家庭里用方言沟通变得不再方便，尤其是面对下一代的时候。为了方便沟通，干脆就讲英语了。

讲到这里你或许会奇怪，方言不方便了不能用普通话，而要用英语呢？普通话和方言至少都是中国话，英语不是要重新学的新语言吗？这就要讲到第二点原因了。

2、立国之本：撇清中国关系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但全国上下，包括李光耀在内，都没有半点喜悦。因为他们是被迫独立的，之前他们抱到了马来亚联邦这个大腿，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后来因为李光耀反对联邦实行的“马来人至上”的国策，于是两边闹翻了，新加坡就被赶出了马来西亚联邦。

当时新加坡啥也没有，没钱没资源，一个华人国家身处在被伊斯兰文化包围的地方，形势相当艰难。

为了生存，李光耀制定了重要的几条国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快速融入欧美西方阵营，搭上欧美经济发展的快车。我们看后来新加坡的发展轨迹，就是照着这个政策来的。欧美国家的外资大量投入到新加坡，新加坡也为这些外资提供了良好的营商条件，促成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而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作为一个大部分居民都是华人的国家，想要快速融入欧美西方阵营，首先要做的就是撇清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是新加坡，中国是中国。

于是，和中国关系最大的中文，被从新加坡清除。华文学校被逐渐关闭，海外唯一一所华人大学——南洋大学，也被接管后合并到其他学校。

1980年，南洋大学举办完第21届毕业典礼后，就此成为历史。1986年，最后一家华文小学“新民小学”关闭，李光耀的“清除中文”计划取得成功。

同时将英语作为学校的第一语言，培养了一代出生就说英语的新加坡人，从此顺利进入欧美西方阵营。

3、说英文长大的年轻人，对中文更没有感情

前面两个都是政治原因，而第三个是文化原因。有些东西，一旦开启了大门，就很难再关上。将英文作为第一语言，写英文、讲英文长大的一代新加坡华人，对中文是没有感情的。

老一辈的华人可能还会有乡愁，可是新一代的华人，他们生长在新加坡，新加坡就是他们的家乡。

新加坡的风向在1979年开始转变，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李光耀一眼就看出中国只要愿意开放，发展潜力巨大，于是又开始了推广华语计划。

李光耀说：“直到中国经济崛起，向新加坡英文教育者证明通晓华语是有经济价值的，他们才知道学习华语的重要性”。

这一次，李光耀又动用了国家资源来推广华语，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有些甚至是强制性的。

比如，要求华人公务员在柜台与华人民众接触时，须用华语交流，40岁以下不会说华语的公众，其事务只能留待最后被受理。禁止电视台播出方言广告，淘汰所有方言节目，打造纯华语频道，粤语热播剧如《倚天屠龙记》须配音成华语才能播出……

李光耀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强制推广，生长出了一个新的语种——“新加坡华语”。混杂了马来语、方言和英语的，也只有新加坡人才能完全听懂的华语。

有人觉得这非常有趣，认为新加坡人创造了一种特色语言，但李光耀却表示了担心，他说：

“这对语言学者来说也许很有趣，但对社会发展没有丝毫价值。我们学英语是为了沟通，为了让世界了解我们，也为了让我们了解世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语言？华语也一样。

我们应该尽量达到标准的水平，让所有的人，不管是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都听得懂，而不是保留一种只有新加坡人才听得懂的语言。

我不明白我们的华语为什么要标新立异？除非我们像美国，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才有说美式英语的条件。

我们人口只有300万，没有必要编自己的华文词典。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

但就是这样让李光耀感到不满意的“新加坡华语”，在新加坡也越来越少年轻人去说了，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华人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例越来越多。

英文教育已经在新加坡扎下了根，欧美文化早就深入了新一代新加坡人的内心，没有人喜欢说中文，讲华语，新加坡的环境也对讲华语的人不太友好，面对这种时代变迁引致的升降变化，即便是李光耀，也已承认自己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