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学的一扇校门,引起两位福建巨贾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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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的主人胡文虎和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两位来自福建的巨贾,都为发展新加坡教育鞠躬尽瘁,缘何为了南洋华侨中学的一扇门而剑拔弩张,终致胡文虎请辞校董?几乎要对簿公堂的两人又因何契机冰释前嫌再度携手?就让这篇沈仪婷的《从胡文虎与“华中校门事件”谈起》解答谜题。

本文摘自华中校友会及董事部所编辑整理的《百年华中情》。

胡文虎先生祖籍中国福建永定客家人,19世纪80年代出生于英属缅甸仰光。胡先生与其胞弟文豹于20世纪10至20年代重振其先父创办的永安堂,并推出后来家喻户晓的虎标万金油等药品。由于业务发展所需,胡先生于1926年正式将永安堂总制药厂从缅甸仰光迁至新加坡——当时的南洋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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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胡先生被推举为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虽然前后仅有短短两年,但是他的慷慨乐施、热心教育,为人津津乐道。在历任闽帮的主席中,胡先生是少数的客家人,且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客”,能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在当时的华侨社群中可谓罕见。

胡先生非常看重华侨中学的硬体设施,在其任内,他除了斥资叻币七、八万建筑虎豹楼作为学生宿舍,还在虎豹楼前兴建足球场,并修筑了校门和环校马路。除了虎标永安堂药业,胡先生于1929年创办了《星洲日报》(星系报业的首家报社),推广文化事业,在其报上也刊登了不少华中的消息。

为什么胡先生任华中董事长不到两年就卸任?人们几乎对这段被称为“华中校门事件”的往事失忆。这段发生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轶事也是两位华中前董事长暨华社领袖陈胡交恶的导火线。

华中在战前的新加坡乃至于南洋(相当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已是数一数二的“华侨”中学,即由华侨集资建成的学校。那时华中占地广,没有校门,于是胡先生决定捐献叻币约二千元加建校门。校门建好后,他在校门右柱上还署名“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此举引起了闽帮理事们的反感,他们恐怕会引起误解,让人们以为整所学校都是由胡氏兄弟所捐建的。作为闽帮的领袖,陈嘉庚在报章上指责胡文虎,并召集所有华中的赞助人开特别会议讨论此事。当天有两百多人聚集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次日,这几个字便从校门去掉了。双方后来还闹上法庭,有关新闻在网络不发达的30年代几乎天天见报,可说是当时轰动华社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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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校门事件”最终以胡先生辞职收场,后来两人的官司也在双方亲友劝解后而不了了之。与其说这是新加坡闽帮与客帮领导权之争,不如说是势如水火的两人在商业上的竞争较劲,以及两种不同的处事风格间的摩擦。本来陈胡两位华社领袖属于不同帮群,代表着不同群体利益,再加上两人迥异的性格特质与处事风格,起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更何况,当时有人在陈嘉庚边旁煽风点火,而胡气焰盛又不服输,且想借着与陈的矛盾“引人注目”,趁机为自己的虎标万金油打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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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为救国赈灾,陈嘉庚先生领导海外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同时,胡文虎也通过其领导的“南洋客属总会”在南洋各地积极筹款赈灾。陈胡的抗日救国“竞赛”为祖国的抗日做出巨大贡献,是历史不能遗忘的。

然而,人们似乎也忘了,陈胡二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冰释前嫌。首先,陈创办的《南洋商报》曾刊出一篇题为《为胡文虎请命》的社论,而使得英殖民地政府宣布解除对胡行动自由的禁令,间接为胡平反(因有传言胡在抗战期间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合作)。再来,两位华社领袖更团结南洋华侨,计划共同推进中国福建侨乡经济发展。遗憾的是,由胡带头领导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最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否决了。纵然如此,陈胡两人愿意放下前嫌,为振兴祖国而团结海外华侨一事,在当时的南洋却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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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完人,但陈胡两老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陈嘉庚先生一生毁家兴学为厦大集美而倾尽家财,胡文虎先生一生慷慨好施为教育公益而献上万金;两人皆是“自强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饮水思源”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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