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2020年，历经疫情冲击的中国银行业，经营态势总体稳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关键进展，在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及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监管部门因势利导，采取了较为温和的逆周期监管政策，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个人和企业客户的纾困、阶段性放松部分中小银行拨备监管标准、延长资管新规过度期；同时，狠抓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本好转，威胁金融安全的“灰犀牛”得到控制。
展望明年，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银行业而言， 未来一年或将成为新的起点，银行业绩有望迎来“U型”复苏，但监管仍将持续趋严，防范风险仍然是重中之重。逆周期监管在明年或将回归常态，金融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推进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推进各类银行补充资本以抵御相关风险；推动资管转型、畅通融资渠道，支持产业升级和居民财富积累；规范金融科技发展将成为明年的监管重点。
补充资本金将成银行头等大事
未来一年，补充资本金被多位专家及银行人士看作是“头等大事”。2021年，银行业将面临一定的资本、拨备和流动性补充的压力。业内人士预计，监管部门将继续以各项政策支持推动各类型银行资本补充，同时提前做好不良处置，为可能的不良上升做好准备。
央行在《2020年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未来将继续有序处置重点机构风险。其中第一项便是“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完善公司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稳健性”。
“今年以来，中小银行，尤其是一些民营银行补充资本金十分困难。”一位民营银行人士向财联社记者表示，由于疫情因素影响， 多家民营银行小股东无法拿出用于补充资本的资金，而一些大股东则因出资比例的限制无法超额增资，导致了部分银行出现了资本补充难题。
尽管监管部门近年来批准银行通过永续债、创设央行票据互换（CBS）工具等方式进行资本金补充，然而该类政策实际惠及对象主要为大中型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整体情况不仅未能有效提升，甚至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还有所下降。
“总量庞大的中小银行仍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来进行资本补充。”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这需要推动高风险机构处置，深化中小银行改革与资本补充。未来监管部门将可能推出具有发行转股条款的永续债等更多种类资本补充工具，并继续推动专项债，以认购资本工具的形式来支持地方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除了中小银行以外，大型银行也在明年面临监管要求的提升，加快资本补充也同样势在必行。今年12月份，人民银行公布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将根据评分的高低把银行分为五档，并提出差异化的监管要求。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降低准入分值和细化差异分组，显示出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判断、评估、准入、监管上的进一步审慎和精细，意味着后续出台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安排，如额外的附加资本、附加杠杆率等要求，将会更有区别性和针对性。
鲁政委预计，明年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风险管理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将着力于加快资本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通过高级法实施扩面，促进银行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的提升。虽然由于疫情影响，《巴塞尔协议III（最终版）》的落地开始日期由2022年1月1日推迟至2023年1月1日，但是考虑到我国对于此前应落地的《巴塞尔协议III》内容仍有部分暂未落地，因此监管部门仍有可能最早在2021年启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修改进程。
资管新规之下理财合规再推进
由于疫情影响，资管新规的过渡期被延长一年。即在2021年12月31日前，不符合资管新规的老资管产品都必须处理完毕。
实际上，近年来银行均已经开始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加速清理老款理财产品。包括兴业银行、杭州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在今年上半年完成保本理财的清零工作。从部分A股上市银行披露信息来看，理财产品的净值化比例也已由2018年底的26.92%上升到了2020年6月底的53.9%。
一位银行零售业务相关负责人向财联社记者表示，在资管新规之下，银行已经下架了多款老产品，未来将进一步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加大净值型理财产品的占比。
不过，各类银行转型进度并不统一，未来一段时间，国有大行理财转型的压力或将较大。鲁政委认为，考虑到国有大行的总体规模较大，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监管部门对于其理财业务转型的要求应更为灵活，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不过，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也提醒说，明年银行资管产品的风险管理难度将持续加大。2020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国内信用债接连发生违约，相关资产价格出现极端波动，这些事件对银行理财和资管产品损益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产品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偏离、甚至出现本金不能完全对付的情况。陈卫东认为，明年不排除类似事件会继续发酵。
多位专家学者也向财联社记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监管还要持续加强金融消保力度、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为打破刚性兑付“常态化”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权益类产品比重，有望在监管的支持下进一步提高。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曹宇在“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上表示，支持银行理财公司提高权益类产品比重，鼓励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人纳入银行理财合作机构名单。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不断扩容，业内人士预计，银行资管业务有望获得新的突破口。
金融科技纳入监管范畴已成定局
疫情的推动之下，“非接触式”的线上数字化改革，已经成为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共识。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到银行的每个业务条线当中。从存贷款业务到财富管理，场景化建设、敏捷性将成为银行未来的改革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公司所具有的“赢者通吃”与“大而不倒”等新风险，已被纳入了监管视野。多位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不以金融科技的外衣来掩盖其经营金融业务的本质”、“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等要求的提出，将使得未来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金融科技也将进一步向金融回归。
在此之下，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势在必行。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演讲时指出，面对金融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监管部门将坚持既鼓励创新又守牢底线的积极审慎态度，切实解决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今年以来，监管已经出台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针对互联网存款的风险也频频发声。业内人士预计，未来在各业务条线上仍将进一步规范，同时对运用于各金融业务的科技安全标准也将进一步完善。
鲁政委介绍说，参照国际经验，对于银行通过互联网吸收存款的行为，部分经济体设置了专门的牌照，部分经济体则设置了吸收额的上限。他建议，未来我国监管机构也可以参照这些经验对互联网存款进行监管。除此之外，智能投顾、算法交易等金融科技新业态未来也面临着规范监管的可能，参照国际经验，智能投顾和算法交易的监管重点主要在于机构备案审核、程序可解释性和算法同质性问题。
不仅如此，银行业务数字化过程中的风险也同样不容小觑。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此前公开表示，不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战略有差别，中小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和难度更大，信息科技外包占据相当比例，更要注意防范相关战略风险和技术风险。同时，提升数字化监管能力，加快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整合监管资源，优化监管流程，增强监管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穿透性，实现智慧、智能监管。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认为，监管首先要对技术的安全性进行监管。金融机构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技术的应用者，绝不是技术的研发者。对算法模型，需要进行打开验证；对一些算法模型或业务模式进行人格化监管；对不同的外包业务和技术合作制定相应的监管要求和规则；对各类数据平台制定开放制度、建立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