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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光耀还在,新加坡对“福岛核废水排放”会怎么应对?

1973年,是李光耀主政新加坡的第14个年头。当时的世界,尽管冷战热战同行,中美苏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却出现新趋势——由于中苏分裂,迎来了中美联合对抗苏联集团。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的深陷泥潭,导致引发国内分裂与全球反美声浪高涨。而亚非拉美先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不论他们实行的是类似共产的经济模式,还是采取西方民主市场经济,大多数国家却因政治腐败,种族冲突和法治无为而面对困境。

然而,此时一个新时代正逐渐形成。上世纪六十年在美国硅谷出现的网络革命,标志日后工业革命的新阶段,正好意味着,以创新为主导的美国,在困境中有了新希望。而中国历经那场动乱的破坏之后,也在酝酿着寻找新方向。

当然,由于冷战的消磨,加上计划经济和统治方式,苏联深陷火坑,难以自拔。克鲁晓夫批判与全盘否定斯大林,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

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南韩、香港和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无不迎着时代大变局之际,尽管还是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却有意识地突破意识形态竞争的框框,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而踏上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这才有了之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时代大变局为李光耀和新加坡开启了难得的的历史大机遇。首先,中美合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不仅迎来了中国的崛起,也改变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无疑给予了新加坡新的契合点。正是这一新变化,在经济布局和运作层面上,新加坡有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其次,美欧发达国家在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则让新加坡走向全球化带来了双向发展的新机遇。

由于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大变局带来的难得机遇,才步上成功建国的康庄大道。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晋身发达国家,有效克服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并成功地跨越了中产阶级陷阱。 在独立之后,李光耀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经济转型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新加坡的工业与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差异性不大,相互竞争。 后来,新加坡进行经济重组,放弃加工价值低的工业,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活动,以便和亚细安(中国称“东盟”)伙伴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竞争。

李光耀更是根据择优劣汰的达尔文主义法则,布局产业经济发展,并坚定的认为新加坡“将永远作为跨国企业的中间人”。

如果自满,新加坡没有前途

独立后,李光耀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经过这些年的严格执行与规范,基本上已改变过往的陋习与无为。由此开启的司法体制建设,则为接下来建构完整的法治社会提供了保障。

不过,在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争议。主要涉及为何须设定与执行特定的法律,如鞭刑、死刑和对媒体的严格管控等。在政治领域也引发了用权不当的维权争议。

1985年2月24日李光耀在丹戎巴葛新年团拜会的讲话,进一步道出了新加坡司法体制改革的功效:“要维持一个高水平和不断向善法治的社会,也需要一定的纪律、社会规范和秩序。这是比要把一个古老贫穷、动荡不安的旧社会,改变为今天的新加坡更困难……如果人们自满于目前之所有,新加坡便没有前途。如果人民相信他们有潜能可取得更大成就,那么,新加坡便充满生机和希望。”

由此可见,李光耀之所以能够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以法治国、司法公正、严格透明执法的国家,是因为他善于把对司法体制建设的独特见解,灵活的与变动中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就像对反贪法令、刑事法典等的不断修订,从而提供及时的依法应对举措。既维续了社会秩序,也在过程中让法律法规到位。

欧美标准并非放诸四海皆准

建国之后,李光耀进行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包括民选总制度、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制度、官委议员制度等,虽被诟病,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广被认可。

不过,这期间来自外部,特别是美国的政、学界和媒体,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发展予于严厉批评与诟病。为此,李光耀基于对特殊国情的理解,加上环顾后殖民地国家的失败经验,从而对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进行回击与剖析。

他一再强调:“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个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和标准也各不相同。二十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李光耀认为,民主社会要成功,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选民,一个是政党。

(此处删去500字,你懂的。有兴趣的读者请阅读原著)

新加坡眼评论

话说回来,最近日本福岛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有读者问,如果新加坡还是李光耀主政,该会如何应对?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非要推测“李光耀会怎么应对”,大概还是过去几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根本态度和方针——以科学循证和专家意见为基础,以客观数据为依据,认真观察分析,理性地、严肃地与各方论证和沟通。

新加坡需要引进移民

1973年后的新加坡,李光耀在如何应对人口增长、构建强大的国家领导团队所需的人才,与如何处理外来移民的课题。当时,新加坡虽然刚度过了经济危机,但仍面对高达4%的出生率,以及大约4%的失业率。

李光耀对人口问题的处理,大致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出生率不仅必须受到控制,而且还需要从优生学的视角给予应对,才是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二是小国寡民,精英人才稀缺,为此,就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把优秀的人才网罗到国家领导团队;三是基于新加坡本是个移民社会,接纳和吸收移民不仅是应该,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吸收与接纳优质移民将有利于提升整体国民的素质。

因此,李光耀极力主张优生学政策,如高智商生育的子女更优秀,而提出大学生可多生育,而受教育少者则只能最多两个。毋庸讳言,这一政策遭到了极大的非议。

李光耀的人才理念,即精英政策,可以说是构成他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之一。因为在李光耀看来,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具备特定的才能与素养。在当时的新加坡是非常稀缺的。第一代的国家领导只有李光耀是土生新加坡人,其他的吴庆瑞、拉惹勒南等皆为外地出生。而第一代的法官,只有蔡福海和辛纳杜莱是本地出生,其他的黄宗仁、杨邦孝等皆为外地出生。

另一方面,为了构建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人民行动党政府还必须与企业争夺人才。李光耀指出,“如果以为选举出任何人来出任公职,新加坡还能照样运作,那是愚不可及的。”

他曾经形容当时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大约只有300个。因此,为了贯彻精英政策,从1971年开始就设立了武装部队奖学金制度以培养人才。而后也有了总统奖学金、公务员奖学金等的出台,塑造出系统性的培养精英体制。

谁都知道,新加坡吸收和接纳新移民是必要的。可是,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外来人才的增加,质疑与争议的声音随即而起。摆在新加坡人口问题上的难题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出生率快速下降,女大学生倾向迟婚单身;各种族的出生率日益拉大,预示着原有的种族比例势将改变;随着教育水准的提高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移居外国的本地人才也出现增加的趋势。

如此情状下,李光耀认为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吸收新移民,从而弥补本土出生率出现负数的不足,与此同时,也须不断吸纳外来的优秀人才,以加强经济竞争力和人才库,并可抵消本土人才外流的缺失。

李光耀在与一位来自中国的看护交谈之后,悟出两个道理。一是,新加坡劳工短缺已是全然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需要对客工及新移民开放门户,在人口急速老化的压力下更需如此。二是,问题已经不在于该不该引进外国人,而是让外国人进来之后该怎样调控,才能缓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帮助他们更迅速地融入新加坡。

李光耀认为,长期而言,新加坡必须继续吸引人才。如果不善待人才,就无法保持竞争力,这就是现实。

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

197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已渐入正轨,从而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为此,造就了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平和财富的积累都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李光耀说,“简单而言,新加坡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创造就业机会、教育、住屋、医疗保健,让全民分享国家繁荣进步的成果。多数时候让最多人得到最多好处。”

(本文待续)

(本文摘录自《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部分文字有删减或调整)

作者简介

蔡裕林,以独立政治观察者身份,撰写时事评论,主要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版、新加坡眼等网站。作者曾长期受邀在电台等媒体接受采访,并以特邀培训讲师身份受邀做新加坡治理、时事课题的公开讲座。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新加坡刮起改革风》《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后李光耀时代何去何从》《新加坡抗疫纪事》等。

2023年,配合李光耀百年冥诞,蔡裕林出版《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一书,希望引发人们对李光耀政治遗产更广泛的关注与思考,包括:到底是否存在李光耀思想?它的内涵是什么?李光耀是个怎样的政治思想家?新加坡模式在后李光耀时代将如何演变?

两场与李光耀有关的公开讲座

今年是李光耀百年冥诞,新加坡天府会、新加坡同安会馆和南洋学会,都将举办与李光耀有关的讲座。

9月10日(星期天)

纪念李光耀百年冥诞座谈会

新加坡天府会将于9月10日举行“纪念李光耀百年冥诞座谈会”,具体活动详情如下:

日期:2023年9月10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1点30分开始

地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1 Straits Boulevard

主宾: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其生

座谈嘉宾: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前国会议员成汉通、蔡裕林

天府代表分享:张春华、钟瑞琳、彭世韬

大会主席:杨建伟教授

大会主持人:许振义博士

大会司仪:天府会秘书长刘朝霞

服装:商务便装

“新加坡眼”也将同步直播,可点击下方预约

9月16日(星期六)

《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新书发布会

日期:2023年9月1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新加坡同安会馆,141 Cecil Street

会议主席:同安会馆主席陈汉栋

对话主持:南洋学会秘书长梁勇博士

对话嘉宾:区域媒体人锺天祥博士同安会馆文教主任、联合早报言论版主任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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