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的《资本为什么不从富国流向穷国？》

1、“卢卡斯悖伦”的提出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之一。按照这一规律，富裕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品应该低于贫穷国家。因此资本应该从富国向穷国流动，从而实现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但现实是资本的绝大部分是在富裕国家之间流动，而不是从富国流向穷国。这一现象的存在显然有悖于资本收益的边际递减规律，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提出了人力资本差异说，即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是导致这一现象存在的主要因素。由此资本为什么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的经济现象被冠之以“卢卡斯悖论”，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卢卡斯之谜”。

2、“卢卡斯悖论”的解说

（１）卢卡斯本人对“卢卡斯悖论”的解释

在解释“卢卡斯悖论”时，卢卡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劳动质量或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即新古典理论将不同国家的工人人均有效劳动投入视为平等的，忽略了劳动质量或人力资本的差异；二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原因是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效应的差异，这就消除了由于资本存量所带来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差异，从而使得资本流动并不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三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卢卡斯尤其强调前两种原因，即“卢卡斯悖论”的人力资本假说。在解释“卢卡斯悖论”时，卢卡斯认为政治风险或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对解释“卢卡斯悖论”作用不大，而人力资本的因素则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可以完全消除富国与穷国间资本边际收益的差距。

其通过在新古典模型引入人力资本及其外部性，卢卡斯计算出印度和美国之间的预期资本收益率之比减少到1.04，即按照他的方法完全消除了两国资本流动的预期收益差距。因此他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差距将阻碍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可以说卢卡斯基本上否认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资本收益存在差距，其推论也必然否认了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本的后发优势。卢卡斯分析的寓意是深刻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差异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差异，它造成了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如果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就可以吸收更多的国际资本，从而可以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国际贸易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２）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人力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本的后发优势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及东南亚新兴国家吸收的FDI比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多得多，而前者的人力资本远低于后者，这又如何解释？除了卢卡斯的人力资本说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解释，这些论点大大丰富了卢卡斯悖论的解释力。

阿尔法罗、卡勒姆利-奥斯坎和沃勒索维奇利用1971年-1997年46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和主权风险等20个变量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指数是“卢卡斯悖论”的主要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和信息不对称可以部分解释资本为什么不流向穷国的现象，但单凭这两个变量无法解释这一问题。因此，尽管人力资本差异和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对“卢卡斯悖论”做出解释，但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最基本因素可能是制度的质量。这或许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国际净私人流量除了发达国家以外，基本上集中于像中国、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

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对“卢卡斯之谜”的解释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但是“卢卡斯之谜”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的确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比从后者流向前者更多，比如东亚的兴起。

3、“卢卡斯之谜”是否存在？

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一本著名报告《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试图分析并总结东亚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增长的经验,并希望通过总结这些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出道路。世界银行的这一份报告，透露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东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然而克鲁格曼（1994）认为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善。东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80%,因此没有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不管克鲁格曼是否认为东亚经济是“纸老虎”，但是东亚经济的增长确实是由于资本的大量投入。这是不是可以说东亚经济的增长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起了作用？

事实上，从二战开始，美国就开始了霸权主义。美国的霸权可以将其政治、经济强加于其他国家或严重影响其他国家。而东亚与美国的关系影响了其经济发展。根据估计，从1945到1964年，美国援助世界的资金约有1000亿美元，其中有34%用于军事，62%用于经济援助。这些援助资金中有40%流入西欧，25%流入东亚。在19世纪50、60年代，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对于美国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要。美国的援助被认为是“购买”美国的安全和“加强”其在全球的至高地位。50年代，美国开始援助台韩，二战结束后到1979年韩国接受了美国13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台湾则是56亿美元。对台湾的援助在50年代后期开始减少，到1965年停滞。而对韩国的援助一直到1978年。美国的援助创造了许多新的投资机会。在台湾，从1951年到1965年，约37.3%的美国援助被安排在基础设施的建设，26%用在人力资源的培养，21.5%用在农业，15.3%用在工业；在韩国，50%的援助被用在基础设施建设，29%用在工业，10%用在人力资源培养，4%用在农业。因为有了巨大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台韩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并在1960年以后经济开始起飞。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东亚经济的腾飞，在初期，更多地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才吸引了大量资本的投入，不能完全用古典经济理论来解释，即东亚经济的资本流入并不是因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引起的，而是由于美国为了捍卫自己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出于政治上的目的，通过对中国台湾和韩国投入大量资本来援助其发展经济从而实现自己在军事上的保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卢卡斯之谜”在这个时期并不存在，因为资本还是从发达国家流入了台湾和韩国。只是流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差异，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在后期，即在60年代以后，因为有了前期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入，加上更加宽松的经济环境，台湾和韩国能够吸引更多的FDI自由流入，并在此以后经济开始腾飞，这个时期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吸引资本流入的主要因素，“卢卡斯之谜”出现。

此外，彭小辉、史清华（2012）利用城乡数据对“卢卡斯之谜”进行验证，发现“卢卡斯之谜”在中国城乡资本流动中广泛存在，并认为城乡间人力资本、制度环境、金融市场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是“卢卡斯之谜”存在的根源，这些因素使得资本从农村配置到城市。而高帆、李童（2016）基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测算逻辑，重新估算了1981—2013年中国城乡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经济产出和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结果发现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始终高于农村，农村资本流向城镇是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高于农村的产物，我国城乡间不存在“卢卡斯之谜”。石卫星、刘满成（2017）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制造业领域的人均人力资本量和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量，论证了“卢卡斯悖论”确实存在。并得出人力资本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的结论。

林毅夫（2007）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不仅有权有势的富人从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中寻租获得的财富的缺乏合法性，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或其他地区。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富人以企业家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财富有合法性，投资的回报率高，资本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新结构经济学对卢卡斯谜题的这个解释在经验实证上和现实的经济现象一致。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潜在投资回报率低，行政干预、制度扭曲还会更进一步降低实际的投资回报率。

新古典理论对国际资本流动预测的基础是正确的,即根据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原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相对较高。但是国际资本的投资还会考虑到收益、风险和投资环境等其他影响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参考文献：

[1]彭小辉,史清华.“卢卡斯之谜”与中国城乡资本流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3):65-72.

[2]高帆,李童.中国城乡资本流动存在“卢卡斯之谜”吗? [J].经济学家，2016,（3）：75-86.

[3]石卫星，刘满成.基于中印的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糸对比研究—卢卡斯惇论存在原因探析[J].宏观经济与贸易，2017（4）：168-175.

[4]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J]. 经济研究，2007（8）:4-12+57.

[5]Krugman, P., 1994,“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6]Soong, Jenn Jaw, Ph.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ly-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 South Korea, Brazil, and Mexico[ ].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1.

[7]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s, 1993.

[8] LUCAS R E.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2): 92 -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