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冠病疫情尚未缓解，诺贝尔奖领奖典礼以线上方式举行。文学奖方面，诺奖评委会已将获奖证书与奖牌寄给得主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uck），格丽克也写了一篇获奖演说提交给评委会，诺贝尔奖网站于12月8日刊登格丽克的演说。《文艺城》的格丽克演说译稿转载自《新浪读书》，由李琬翻译，柳向阳、陈欢欢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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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丽克演说全文：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大概五六岁吧！我的脑子里上演着一场竞赛，一场能够选出世界上最伟大诗作的比赛。有两首诗进入决选名单：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小黑孩》（The Little Black Boy）和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斯旺尼河》（Swanee River）。
我祖母的屋子坐落于纽约长岛南岸的西达赫斯特村，当时我就在屋子的次房里来回踱步，像我习惯的，在脑中默默地背诵布莱克令人难忘的诗，同样也在脑中默默地哼唱福斯特那首沉痛、凄凉的歌。
我为什么会读布莱克还是个谜。我想在我父母家，除了常见的政治、历史书和大量的小说，还有少量诗集。但我总是把布莱克和祖母家联系起来。我的祖母不是个好读书的女人，但她那儿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还有一本小书，汇编从莎士比亚戏剧中选出的歌词——有不少我都能背诵。我格外喜欢《辛白林》（Cymbeline）中的歌，或许当时一个字也不懂，却能清楚地听到那语调、格律、铿锵的祈使句，这令一个胆怯恐惧的孩童格外兴奋。“墓草长新，永留记忆。”我也希望如此。
被选中的聆听者
这类为了荣耀和至高奖赏而开展的比赛，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的；我启蒙时期最早读过的神话里充满这类比赛。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看来，世上最伟大的诗就是高级荣誉中最高级的那种。这也是父母培育我和我妹妹的方式，我们要去拯救法国（圣女贞德），要去发现镭元素（居里夫人）。后来，我开始认识到这种等级制思维中的危险和局限性，但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发奖这件事却非常重要。会有一个人站在山巅，从很远处就能看见，那是山上唯一引人注意的东西。站在下面一点点的人就看不见了。
或者，我说的人在这里也可以换成诗。那时我非常确信，不知为何，布莱克一定知道我脑子里的这场比赛，而且对结果十分关心。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但我觉得他还活着，我能听到他对我说话的声音，被伪装起来，但依然就是他的声音。我感到他只在对我说话，或是专门对我说话。我感到自己被选中，非常幸运；我也感到，我格外渴望和布莱克说话，和莎士比亚一道，他已经成为我交谈的对象。
布莱克获胜了。但后来我意识到那两首诗多么相似；那时和现在一样，我都被出于哀伤或渴望的孤独的人类声音吸引。随着长大，我不断重读一些诗人，在他们的诗中，我自己曾作为被选中的聆听者，扮演重要角色。亲密的，诱惑的，往往是幽暗的、秘密的。不是那些站在露天竞技场上的诗人。不是那些自说自话的人。
我喜欢这种协定，我喜欢这种感觉：一首诗说出的东西不仅必要，而且私密，它们是神父或心理医生会聆听的话语。
我祖母家的次房里进行的授奖仪式，因其秘密性，仿佛就是一首诗创造的强大关联感的延伸：一种延伸，而不是违背。
布莱克通过黑人小男孩对我说话；他是那个声音的隐秘源头。他隐而不见，正如黑人小男孩，在漠然、轻蔑的白人男孩那里，也是看不见的，或者看不真切的。但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在他暂时的、必死的身躯中，包含着他闪闪发光的纯洁灵魂；我知道这一点，因为黑人小孩所说的，他对体验和经验的描述，不带有任何指责，也没有想要复仇，只是传递着这样的信念：在他死后将要去的完美世界，人们会按照他真正的本质认识他，他会带着莫大的喜悦保护更脆弱的白人小孩，防止他被过多的阳光晒伤。
这个信念不是一种现实的期望，它忽略了现实，让这首诗令人心碎，同时也为它赋予深刻的政治性。黑人小男孩不允许自己体验的伤害和正当的愤怒，他的母亲希望为他遮挡的伤害和愤怒，却被读者或听者体验了。即使那个读者也还只是个孩子。
狄金森选中我
但公共的荣誉是另一回事。
那些我毕生都狂热迷恋的诗，是我之前描述的，包含私人的选择、密谋；包含读者或听者的重要贡献，他们倾听着诗中的一个秘密或一声怒吼，而且有时也参与。“我是无名之辈”艾米丽·狄金森说，“你也是无名之辈吗？／那我们就是一对了——别声张……”或者艾略特：“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好像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艾略特不是在召集童子军队列，他在向读者发言。与之相反的是莎士比亚的“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莎士比亚并不是把我比作夏日。我在这首诗中，有幸偷听了炫目的精妙乐音，但这首诗并不要求我在场。
在吸引我的艺术中，由集体发出的声音或裁决是危险的。亲密言词的不确定性增强这种言词的力量和读者的力量，而正是读者的存在，鼓励着这种声音表达急迫恳求或倾诉秘密。
当一个集体开始对这类诗人鼓掌、颁奖，而不是在放逐和无视他／她，这样的诗人会遭遇什么呢？要我说，这个诗人会觉得受到威胁和操控。
这是狄金森的主题。并非全是，但常常是。
我十几岁时，读艾米丽·狄金森最有热情。通常是在深夜，在上床时间之后，在客厅沙发上。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还有我当时读的，至今更喜欢的那个版本写着：
那我们就是一对了——别声张！
他们会把我们赶走，你知道……
当我坐在沙发上，狄金森选中我或者认出我。我们惺惺相惜，在不可见处相互陪伴，这是仅有我们知晓的事实，我们的观点在彼此那里得到确证。在这世界上，我们是无名之辈。
不信任公共生活的性格
但对我们这样生存的人，安居于原木下面自己的安全地带的人来说，什么会构成一种驱逐？驱逐就是当木头被移开的时候。
在此我谈论的不是艾米丽·狄金森对青春期少女的恶劣影响，而是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不信任公共生活，或者认为公共生活领域就意味着概括会抹去精确，片面的真相会取代坦率的、充满感性的揭露。举个例子：假设这密谋者的声音，狄金森的声音，被特别法庭的声音所取代。“我们是无名之辈，你是谁？”这种断言一瞬间就变得险恶。
今年10月8日早上，我惊讶地感受到刚刚描述的这种惊慌。光线太明亮了。声势也太浩大了。
我们这些作家大概都渴望拥有许多读者。然而，有些诗人不追求在空间上拥有众多读者，他们设想中的拥有众多读者，是时间意义上的，是渐次发生的，许多读者在时间流逝中到来，在未来出现，但这些读者总是以某种深刻的方式，单独地到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我相信，瑞典学院把这个奖颁给我，是想要奖励那种亲密的、私人的声音，公开表达可能有时会增强、扩展这种声音，但绝不会取代它。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艾米丽·狄金森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那我们就是一对了——别声张！
他们会把我们赶走，你知道。
成为有名人物，多么可怕！
多么乏味啊，像只青蛙，
整日把你的名字
向那仰慕你的泥沼念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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