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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到福州参加华文传媒论坛，有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代表参加。两天下来，颇有感触。
从与会嘉宾在论坛上的讲话和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对华文传媒的定位与角色的论调基本分两种。一是主张“把自身定位为当地华人的本土媒体，而不是引进的中国媒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它们愿意整合资源，协助开展招商、交流、考察合作，也愿意传播中华文化。
一是把自己定位为“祖国面向海外华人的一块舆论阵地，担当着宣传国内政策、引导舆论方向的重任”；对“一带一路”，主张大力宣传，讲好中国故事，配合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持前一种态度的多是华人，而后者则多是华侨。两者的政治效忠对象不同，出发点也不同。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国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不会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思维定位以中国为参照点。
有趣的是，即便是华侨，对待中国和“一带一路”新闻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
一种态度是“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促进百姓理解为首要职责”；“要尊重对方治国理政的不同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看法，在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最终达到全球共赢”。
但更多的是认为“我们华文媒体要发挥先锋作用，主动宣传，表彰中国和世界人民英勇奋斗、勤劳建设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和事迹；要尽情讴歌‘一带一路’光辉灿烂的建设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唱赞歌、谱颂曲”。
后一态度持有者自豪地举例，2014年李克强访问意大利时，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特别要求某报“在领导人到达当天出版中意华文特刊，作为唯一一份华文报纸供国家领导人参阅”。该报社长兼总编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重大考题”；该报“特刊出来后，反响很好，外交部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
▲有关资料
这位社长后来写，2016年他向中共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介绍某大型活动策划方案，刘奇葆留言“要宣传好中国，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对此，社长的反应是“我们谨记在心”。
从华侨的角度，外交部和使馆交代的任务当然十分重要，这代表着祖国的信任，承载着责任和荣誉；对于执政党中央宣传部一把手的叮嘱，华侨媒体自然要“谨记在心”，尤其是当其利益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同样的态度和话语，如果出自非中国公民的华人笔下，不免感觉既错位又谄媚。
中国人留洋，大概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短期出国求学、任职、做生意，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二十年，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高度认同中国，与所在地不必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心理上随时可以割舍。
第二阶段是华侨阶段，此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差别，主要是已经做了定居的心理准备和安排，通常会作一些在当地的中长期规划，包括取得永久居住权，购置不动产，也开始关心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发展，自己的人生与所在地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心理上要割舍就不是这么容易。
第三个阶段是华人阶段，此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主要差别是刚转换了国籍，宣誓对新的国家的政治效忠，在心理上必须作根本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又并非朝夕可以完成。因此，此一阶段的人们有时不免陷入疑惑和矛盾，尤其是所在国和祖籍国发生矛盾的时候，自己会陷入“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妻子”的困扰。有时候在面对祖籍国的亲友或来访的高官时，不免还要表明一下自己热爱祖籍国之心。甚至有些人还要加一句“入籍不过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云云，我虽不齿后者言行，但也不是无法理解。
第四阶段是过了至少两三代的海外华人。一般来说，这些人不太可能再口口声声热爱中国。对他们来说，如果文化的根没断，热爱中华文化是可以的，但是热爱中国大可不必。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时大力伸出援手，如1997年长江大水，如2008年汶川地震，但是，在政治上，效忠对象不会是中国。如果骆家辉到处说自己爱中国，那就乱套了。同样的，如果祖籍日本、韩国的美国公民也到处说自己爱日韩，那也得乱套。
由于政治和文化认同上存在差别，这四个阶段的人们有时会发生矛盾。前两阶段的人们，有时会认为后一两个阶段的是“香蕉人”，数典忘祖；后一两个阶段的，有时会认为前两阶段的人们混淆了国家和民族的分界。
在新加坡，混居着这四个阶段的华人华侨，而且各自群体都不小，实在有必要不时反躬审视自己的定位，同时对他人多几分理解和体谅，方是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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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义，南洋国际商学院院长，本文以原名“华人与华侨”首发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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