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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日本等国抗疫情的措施合理吗

在《疫情再研讨—–新加坡抗疫情模式有什么可借鉴的?》一文里,我指出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借鉴。

近期,日本的“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疫情已经蔓延到日本。就在2月15日,日本多达5个地方出现了与中国无直接关系、且不知感染途径的确诊病例。到2月16日报道,如不考虑“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确诊病例,日本国内共有53例确诊病例。

面对此种情况,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官网非常清晰的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尚未被承认处于流行状态。各位国民需要和对待感冒和季节性流感一样,保持每个人的咳嗽礼仪、洗手等习惯。这些非常重要。”

日本并没有停止大规模人群聚会,关停商店、封闭社区等等做法。而是继续平常的生活。甚至全国各地还有多个大型公众聚会式活动,比如马拉松长跑、一年一度的冈山裸祭,等等……完全在忙活的就是医生们。

这跟新加坡的做法类似——被很多中国网友批评:面对疫情爆发,躺平任嘲……

日本的马拉松长跑照常举行

真的是躺平任嘲,无所作为吗?并不是,新加坡、日本等国的真实做法其实这样的:

反对所有病患集中到医院去,避免交叉感染

轻症病患自行找社区医生、家庭医生看病,

集中资源,让医院收治重症病患

这其实是他们高明的地方!为什么?

因为传染性疾病的最高危集中地在哪里?—–医院!

尽管在社区,商场、公共运输上,我们都可能被各种病原体感染。但是,真正危险的是医院。

在南丁格尔等前辈改造医院卫生、提倡洗手等之前,医院内的病死率是很高的。因此,很多达官贵人都不愿意到医院看诊,而是由医生上门服务。

但即便在今天,医院仍是最容易发生感染的高危地方。

当一个医院人流多越,越高度密集,那就越容易发生交叉感染。

很多人诟病新加坡、日本模式是“佛式抗疫情”。但却没看到他们的英明举措:

限制到医院看诊,只允许重症病人转诊到医院!

限制到医院看诊,只允许重症病人转诊到医院!

限制到医院看诊,只允许重症病人转诊到医院!

那些不断咳嗽,咳痰,高热等明显的病人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

而那些即便携带病毒,却没有明显症状者,哪怕可以传播病毒,其传播能力也有限。而且被传播者也大多可能为轻症病患。

而医院是相对重症病患,发热、咳嗽、咳痰;他们传播病毒能力强,他们自己都是相对重症,那被传染者……何况来医院的大多是有疾病者,高龄者!

然而武汉疫情爆发后,让大量病人拥挤到各大医院门诊看诊,人流潮涌。他们中有些是COVID-19,有些不是。有些是重症COVID-19,更多是轻症病人……

集中到发热门诊看病,合理吗?

明明医院是最危险的地方,却偏偏都到跑医院去了,请问,这疫情怎么能控制住呢?

抗击传染疫情要分散,把病人跟其他病人隔开,把轻症跟重症隔开;但我们偏偏都凑一块了!

我们从社区着手,试图把疾病围追堵截,赶尽杀绝。

他们从医院着手,疏导病患做分流,集中力量诊治重症病患,防止其他病人被传播;防止重症病患可能的“高致病性病毒株”传播!

实际上,目前的数据看,大多数COVID-19病人是轻症病人。这点我在《该如何诊断、治疗新冠状病毒感染?》有详细讨论。但他们占据了我们大量医疗资源。

有人说,防止这些轻症病患转变为重症呀!可实际上,并没有肯定的药物可以做到这点。

医生主要的功劳是让病人得到更好支援:吸氧、保证营养等等。并发肺炎的病人预防性抗生素治疗—–这可能利于病人康复,但在降低重症率方面的作用不应夸大。

(注解:流感病毒肺炎治疗时,预防性抗生素治疗是有益的;但新冠病毒肺炎是否应该预防性抗生素治疗?这还不确定。笔者基于“收益/风险”,不反对这样做。但强调应该根据临床表现、降钙素原而尽快停抗生素……;可参考《肺炎病人该如何治疗?—–看看有多少颠覆你的观点》)

当年大禹治水就是汲取了他父亲的经验,而我们誓与天比高。

大禹治水给我们什么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