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新加坡是马六甲王国的组成部分，19世纪初沦为英国殖民地，20世纪40年代，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959年自治之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同年12月22日，新加坡成为共和国。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独立后的新加坡社会上存在多种语言，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加上各种当地方言，使得人们的语言习惯变得很复杂。在新加坡建国之初，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就对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在个人和国家的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意识到一个新兴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就是统一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方面，李光耀及其领导下的新加坡，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丰富经验。新加坡的双语文政策的成功，不仅对于新加坡人民来说意义重大，甚至对整个华人世界也有深远影响。
一新加坡复杂的多元语文和多元种族的社会背景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赤道以北，马来半岛南端、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地理位置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运之必经要道，素来享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美名。由新加坡岛及附近约60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91.6％。
新加坡公民主要以四大族群来区分：华人占了总人口的74.2%，还有马来族（13.3%）、印度裔（9.1%）和欧亚裔/混血（3.4%）等公民。大多数的新加坡华裔的祖先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还有峇峇、娘惹等人。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只有少数学生在英校就读，他们毕业后为英国官员做事，社会大众仍然是一个广大的讲华语和方言的华族族群。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的学校分成四种不同的语文源流：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其中以华文学校人数最多，而在使用华文的华人族群中，来自中国不同省区的华人各自说着不同的方言，客家话、闽南语、粤语、潮汕话等。早期的新加坡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个华语和英语并说的环境，英文和华文这两大语文系统各有历史悠久的学校和课本，还有报刊、电视台、戏院和图书馆等，都充分体现了华、英语并存的特色。
李光耀
因此，如何平衡英语和华语两大语文体系在各族群中受重视的程度，如何做到既能让人民在充分掌握英语与西方世界顺畅沟通的同时，又能以母语教育维持和传承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成为摆在新加坡政府和李光耀面前的一道难题，并且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作为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榜样，一切都靠新加坡政府及人民自己创新发展。
二出生、经历造就了李光耀的语文观
1923年，作为南洋华人移民的第四代，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广东客家人，19世纪便乘船过番到了南洋。他的祖父李云龙出生于新加坡，在一艘轮船上当事务长，经常航海到爪哇与附加的岛屿，因此邂逅并迎娶了住在爪哇三宝垄的祖母，李光耀的父亲就出生在爪哇三宝垄。因为船长是英国人的缘故，他的祖父深信英语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语言，他跟自己的子孙们用英语交谈，而他的祖母则说爪哇话和马来语，也会说点蹩脚的英语。他的外祖父是加东地区土生土长的华人，不会说华语，只会说英语和马来语，外祖母则是来自婆罗洲一带的客家人，她说客家话、爪哇话和马来语。李光耀的父母都来自富裕的中产阶层，他们彼此以英语交谈，而家里的佣人来自印尼，说的是爪哇话，李光耀从小跟父母和祖父说英语，和佣人说马来语和爪哇话，跟外祖母说客家话、爪哇话和马来语，也因此，李光耀从小就面对多语纠缠的日子，从中学一年级开始，李光耀一心想要学好英文，因为他在13岁时已经立志要当一名律师，而专修法律，非有很强的英文基础不行，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法官都是英国人，如果英语不好，将来如何跟他们打交道呢？
李光耀第一次真正面对外语不通的障碍，是在1942年的2月，当时日本占领了新加坡，李光耀因为不懂日军说的话，也看不懂墙上张贴的通告，挨了日军一记耳光。那个时候，新加坡所有的公告都是夹杂着汉字的日文发布，在新的统治者手下，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而李光耀对日军既害怕又憎恶，他不愿学日文，转而自修华文，他认为华文总比日文好，华文至少是他自己的语文。
1946年10月，李光耀登上了一艘满载着英军的客轮，来到英国，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学习，后来又转到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法学院，等到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于1950年8月返回新加坡时，他发现自己居然忘了怎么说马来话，又花了几个月时间重新拾回说马来语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有了“语言能力会流失”的体会。任何语言，一旦不用就会流失，需要提示或复习才能把它找回来。在伦敦求学期间，李光耀还经常参加一个名叫“中国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是英国人用庚子赔款资助的，支持来自全世界的华人的活动。在这里，李光耀遇见华族文化失落程度最大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华人，他意识到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如果不会讲华语、不懂华文，会产生很严重的失落感。这种体验，也成为影响他后来努力不懈学习华语，以及为新加坡人积极推动双语教育的动力。
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成为一名见习律师。当时他所在的律师馆的负责人黎觉是英国人，娶了一名新加坡华族女子。他是新加坡主要政党“进步党”的策划人，这个党的领导人多数是30年代在英国念法科或医科的留学生，他们对英国的价值观有很深的认同，认为凡是英国的东西，样样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本地人更缺乏信心，他们从来不敢向英国的权威挑战，但是批评起殖民地官员时，却又洋洋得意，他们被形容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
从语文问题上，李光耀看到殖民地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通过英文报刊对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但他们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数人民毫不相干。新加坡绝大多数人民只说华语或者方言，他们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李光耀决定要做些事，希望能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他首先做了一项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在申请进入新加坡律师公会时，把自己的名字从英文的Lee Kuan Yew ·Harry改为Lee Kuan Yew。从此，这个名字成为他在公开场合的名字，也成为他的政治主张。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不懂得要把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团结成一个国家的困难”情况下，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他们誓言“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1955年4月，在参加立法会选举时，李光耀及他的人民行动党已经提出“实施强制免费教育至16岁为止，并施行广泛高等教育助学金，各种族应有发展其语言及文化之机会，国家对各种学习应予以平等待遇及资助”的教育理想。
三双语政策从艰难起步到助推政治经济成功
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前，新加坡多元种族的人民各自孤立，不相往来。自治后，身为政府总理，李光耀及他领导的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拆除各种族之间的藩篱，在学校教育上，给予英、华、马来族和印度族群四种平等教育的待遇。为达到教育平等的目的，新加坡政府从扫盲工作开始，广建学校，普及教育。既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么四种不同语言的教育课程就必须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以一种共同的国家观念和衡量事务的共同标准来教导新一代。以此为出发点，政府设立了新加坡考试局，逐步统一中小学的考试；着手改革华文中学的学制，把三三制改四二制，使华校生与英校生有同等待遇；实行混合制学校计划，在这项计划下，一座校舍供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共同使用，让不同种族的学生，使用同一校舍，增进沟通机会。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周围都是马来人的多元种族新兴国家，李光耀及他领导的政府清醒地意识到，新加坡绝不能选择华语作为共同语，否则国家一定会乱，在国际上也无法生存。同时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英语学习，才能让人民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因此，新加坡政府出于经济的考虑，制定以英语为谋生工具，通过母语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双语政策。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右）与李光耀亲切握手
到了1978年，作为新加坡教育史上最有特色的特选中学应运而生。新加坡教育部宣布从1979年起，在“特别辅助计划”下的9所优秀传统华校开办英文华文都为第一语文的特别教育。在这项计划下，教育部对九校的“特别辅助”包括给予较优良的学校设施、给予较优秀和更有经验的教师、容许一班学生人数较少。开办特选中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九校的英文教学水准，使学生精通英文、华文两种语文，以后就有更好的深造和就业机会。获选成为特选中学的九所学校，在早年创办时都有饱读诗书，接受过中国或者西洋优秀高等教育的教育家掌校，他们都具备令人钦佩的人格素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南洋女中，是由孙中山在1910年倡导，1917年由孙中山的本地同仁陈楚楠发起创办的女校，从1927年起到1966年，南洋女中由伟大的教育家刘韵仙执掌长达40年。刘韵仙毕业于燕京大学，曾担任过古巴《民生报》记者和编辑，也曾游历过欧洲，她在南洋开办了从幼稚园到高中的全面教育。而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开始意识到中华历史也是新加坡华人的一部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可以使得新加坡不会因为推行英语教育而变成一个西方社会。并且重视以崇高品德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适用于急速发展中的新加坡。从那时起，新加坡教育部开始增设特选小学，从小灌输传统价值观，在一些初级院校推出“华文语文特选课程”，让有语文才华的学生修读更高水平的华文，给新加坡的顶尖高材生接受更好的中华文化熏陶。
新加坡双语政策实施了几十年，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调整，对语文角色的选择、两种语文的定位以及各自承担的教育功能和社会目标，也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而进行调整。而语言政策是一个无休止的旅程，在未来，新加坡的双语政策还会继续与时俱进，尤其是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世界，中国的崛起带来的环境改变，都需要新加坡政府对双语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跟其他地方那些需要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地区相比，语言更能够成为新加坡未来成功的有利因素。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5期
【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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