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

10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生产价格指数 （PPI）的数据。CPI同比上涨3.0%，PPI则同比下降1.2%。自2013年11以来，CPI首次迈入“3的时代”。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些数据蕴藏什么秘密吗？它们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CPI上涨的主因

此次CPI的大涨，作为“二师兄”的猪，背了不少的黑锅，源于猪肉项在CPI中的占比相对较高。在CPI中，猪肉项的占比约2%-2.5%。

那么，为什么猪肉占比较高呢？

首先，我国每年对于猪肉的消耗，在世界上一直排名第一，全球占比近50%。当需求不减而供给端减少的时候，价格自然就走高。其次，我国过去猪肉的进口量，占消费的比重非常低，只有不到 5%。再次，即使扩大了养猪的规模，但是，到真正地形成供给需要大约18个月的周期，这就是政府采取了较多扶持养猪措施而猪肉的价格依然步步走高的原因。

我国统计局每月都会对CPI中的各类商品的权重进行微调，从而尽可能地形成平滑的CPI数据。每月国家统计局也会在公布数据时对于物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做出一些说明。猪肉价格对CPI的拉动=猪肉权重x猪肉价格涨跌幅，一旦猪肉价格上涨过快，国家统计局就会把猪肉在CPI中的权重比例调下来，反之则提上去。2019年猪肉的价格，从1月份的12元／公斤一路飙涨到10月21日的37元／公斤，涨幅达两倍多。随着猪肉价格的上升，猪肉在CPI中的占比同比也下调了不少。即使这样，为什么CPI依然走高呢？这是因为：随着非洲猪瘟的来袭，生猪出栏量的大幅下滑，猪肉价格的上升，人们对于很多替代猪肉的其它肉类的需求增加了，从而拉高了CPI。据金投网上的数据，牛肉价格从今年1月份的35.61元／斤涨到了10月16日46.83元／斤，涨了三成多；而羊肉、鸡肉、鸭肉和鸡蛋价格等的涨幅，也在9.4%至18.8%之间；鲜果价格上涨7.7%。猪肉价格的上涨，拉动了整个肉食以及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

这也表明了，这轮CPI的上涨是全面上涨，而不是像有的专家所说的那种仅仅拿掉了猪肉后就是一个“通缩”的情况。

猪肉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还是与供应有关。猪瘟的来袭，导致不少养殖户遭受严重损失，生猪的生产大幅下降。能繁殖母猪的数量也降到了历史新低，约下降了40%。然而，从生猪存栏量增速的改善到猪价见顶，通常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从培育能繁殖母猪到仔猪再到生猪出栏，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

总之，细心分析后发现，在这一波CPI上涨中，猪周期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但在其带动下CPI中的各种肉类、果蔬也呈现了全面的上涨。

非典型滞胀

一般来说，当CPI同比上涨突破3%并维持一段时间后，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当CPI超过了5%的增幅时，就被认为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9月份的情况是，在CPI数值上涨的同时，PPI却同比下降了1.2%，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负增长，且跌幅不断扩大。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对此，存在多种解读。有一种说法，认为在CPI和PPI二者的比较中，应该重点关注CPI。按照这个说法，9月份以及此前的数据显示出来的，可能是通货膨胀。要从通胀的角度进行调整。

另有一种说法，PPI和CPI的背离，表明国内经济结构失衡。供给和需求在不同产业和不同行业之间，出现了错配，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治理应从经济结构入手。

这种情况也让人想起了滞胀这个混合词。它起源于1965年英国政治家伊恩•麦克劳德在英国议会中的一次演讲。麦克劳德指出，滞胀这个词，指的是经济停滞（stagnation），失业与通货膨胀（inflation）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若这种观点成立，就应该采取治理滞胀的措施。

那么，究竟哪种解释更加接近事实呢？

首先，我不赞成仅看CPI而忽视PPI的做法，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并不可取，甚至会因为对PPI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产生恶果。

其次，仅仅凭一两个月的CPI和PPI背离的情况就判断经济结构失衡，也会失之偏颇，因为：第一，在一些时候，CPI和PPI背离是一个常态；第二，如上所述，今年的CPI上涨主因是猪周期，是由非洲猪瘟等因素引起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这也就是我为何在上文中花了那么多的笔墨去描述CPI上涨成因的原因和理由。

那么，我们从“滞胀”的角度分析，会是什么情况呢？换句话说，当下情况符合滞胀标准吗？

判断滞胀的一个重要标准是，麦克劳德所言的“经济停滞”（stagnation）。

从行业表现上看，农副产品加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的价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扩大涨幅，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这很可能表明，经济并未停滞。 PPI降幅扩大的行业，有油气开采、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和化学原料制品，呈现出供过于求的局面。但这样的数据存有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原因，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停滞。

然而，从利润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啦！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从2019年年初开始，就一直处在负值区间，而这恰是工业经济处于通缩阶段的重要标志。再进一步联系到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情况就更加明了，那就是：我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放缓至6.0%，是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最低的增速，也低于市场预期的6.1%，经济减速大概也可算作麦克劳德所言的“经济停滞”（stagnation）的一种特色现象吧！

再从“滞胀”的另一个重要因子——失业/就业情况来进行分析。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就业，并长期将确保就业列为最重要的课题。尽管如此，因企业倒闭而形成大批不得不返乡的农民工，以及大学生不愿意“低就业”而造成的就业困难，使得我国不能放松对失业/就业的警惕。

因此，从表面上看，对于这种CPI上涨、PPI下跌的吊诡现象，似乎难以理解。但深入分析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称之为“滞涨”。只不过，这种“滞胀”，其实是一种“非典型滞涨”罢了！

那么，滞胀是怎么形成的呢？

基于国外发生过的滞胀现象，传统的经济学家普遍地认为，造成滞胀的主因有两个：一是经济产能被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是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利润的减少，使得商品的价格上升，也造成了经济的放缓。二是中央银行容许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或者政府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作出了过度的管制等不当的经济政策。

对症下药

一般来说，滞胀——尤其是CPI上涨、PPI下降——这种非典型性滞胀，是很难解决的。如果通过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扼制物价，就会让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如果降息或降准来刺激低迷的经济，则会让物价继续飙升。所以，看上去解决滞胀问题可谓骑虎难下。

面对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有些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跟随欧美步伐，降息降准，增加货币供应。

对此，有必要看看市场的货币供应情况。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的货币余额（M2）是195万亿，同比增长8.4%，比上个月高了0.2%，狭义货币（M1）是55万亿，同比增长3.4%，与上个月持平。再看最近3个月的M2数据：7月份增8.1%，8月份增8.2%，9月份增8.4%，数值是在逐步走高。这与GDP的逐步走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示我国的货币之“水”已经悄然放出，市场上的货币供应充足，不需再继续释放。此前，市场预期，9月社融为1.8万亿，结果却达到了2.27万亿，这说明信贷、非标还有企业债劵等已有非常明显的贡献。这也从侧面说明，市场中需求正在逐渐增加。信贷需要的增加，又表明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看好。因此，并不需要大规模放水。

传统的解决滞胀的措施包括：一、扩大公共财政支出；二、对企业实施减税；三、适度地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胀。但这种做法，会增加国债负担。

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下两难抉择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应该抓住核心，各个击破，优先解决物价问题，然后再去解决PPI问题。我主张，央行不用急于降息刺激经济，而是要等到CPI降下来之后，再通过货币手段刺激经济，那样效果会更好。其理由如下：

第一，通过解决CPI源头——猪周期，CPI可以得到控制。如上所述，随着猪周期慢慢地过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会逐步回落。尤其是加大了国外猪肉、其它肉食乃至水果的进口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稳物价。

第二，在CPI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通过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投放过多货币到市场，只会继续推高CPI，造成百姓将大部分的资金用于消费，却没有实质性地提升购买力，最终还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继续推高对资金的需求。

第三，在实施降税减负的政策下，企业的受益面较广。对于降税减负，社会上达成了共识。而降息降准所带来的利益，则往往是国企和少数民企寡头受益，因为它们贷款多，它们贷款容易，其它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不会因为降息降准而产生较大的获得感。这一条是我国区别于其它国家的地方。我国产生滞胀的主因也不同。所以，解决滞胀问题的措施也应该有所不同，不能与欧美国家亦步亦趋。

第四，在普遍减税减负和货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着力点应该是公平分配，尤其要让中小企业获得所需资金，而不是让少数企业寡头挤占资金而国家继续供给货币。那样，只会造成CPI和PPI更加严重地背离，渐行渐远，恶性循环。

陈九霖：博士学位，现为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长。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航油集团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央企业中国航油集团副总经理、上市公司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会长，中央企业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见习编辑：李茜楠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