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新加坡不理解的地方可能有很多：新加坡这样一个弹丸小国为何能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制度的新加坡为何却存在总理职位父子相传的现象？以法制严明著称的新加坡为何却保留着鞭刑这种似乎只应当存在于中世纪的肉刑体罚？70%以上人口都是华人的新加坡为何在外交政策上并不亲近中国？其实新加坡作为东西方文化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有这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很正常。
我们不理解新加坡其实是因为没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不代表我们要为新加坡的利益服务。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元帅就曾站在德军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从而得以准确判断出古德里安的攻击行动，因此得以抢先发动坦克装甲攻击。朱可夫站在德军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当然不是为德军的利益服务，而是设身处地分析德军下一步行动对苏联的影响。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总是用西方中心论思想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得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错误结论。反过来如果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去观察国际世界也同样无法得出正确结论。我们自身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会变成他人的样子，但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思维观念去要求别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基本方法。分析国际问题当然要结合具体国家的基本国情来谈。现在有些网络文章视频动不动就随便给一些外国领导人安上亲华、反华的大帽子。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用中国思维看待国际问题的做法——事实上没任何一个外国领导人是需要为中国利益买单的，而我们自己也不应当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奢望。
外国领导人的行为是由他们本国的利益所决定的：当他们的利益与我国利益一致时他们就会采取与我国同步的外交策略；当他们的利益与我国利益冲突时他们就会采取与我国对立的外交策略。这点是不受我们的意志所控制左右的——无论你给人家扣上什么样的帽子也改变不了这点。这时我们所缺乏的往往就是换位思考：我们只看到了别人与我们意见相左，但我们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与我们意见相左。
2019年12月3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纪念开埠200周年的新年贺词中特意提到了新加坡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新加坡是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这种同文同种的优势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在进行交流与合作时我们要记得自己还是新加坡人”。李显龙在这里首先强调了新中关系有基于血缘文化的特殊性，但同时也指出新加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观点立场。
李显龙进一步阐述道：“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人居多的国家有时在外交上会感到格外困难，因为其他国家很容易误解新加坡的立场。比如中美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如果新加坡支持了中国，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因为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对中国有求必应；如果新加坡支持了美国，那么中国不一定会理解”。事实上李显龙所提到的这点可能恰恰正是我们很多中国人对新加坡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对此李显龙说道：“事实上过去当新加坡与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立场不一致时有些中国朋友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既然同文、同祖、同宗、同言、同语，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同意？‘”公元3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吴时外国传》中出现了对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载，然而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新加坡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当地只生活着一些原始分散的马来部落而已。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斯坦福·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新加坡一开始是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从1867年新加坡升级成为英国直接管辖的海峡殖民地。到19世纪末新加坡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了八倍。英国为促进当地的开发建设就开始大力吸引外来移民以充实新加坡的劳动力。
新加坡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马来人，然而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量华人和印度人涌入新加坡，同时也出现了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与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通婚的现象，由此形成了如今新加坡的华裔、马来裔、印度裔、欧亚混血裔四大族群。在这一过程中华人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时至今日华人已占据了新加坡总人口的74.2%左右。来到新加坡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其实在内心深处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
这些早期华人移民心里想的是总有一天自己要叶落归根：他们还是中国人，也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所以他们中很多人投身参与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有些人还在革命与战争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不乏来自新加坡等南洋地区的华人华侨身影。百多年前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就设在新加坡。
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举行的好几次武装起义就是如今新加坡的晚晴园里策划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期间新加坡的华人社团再次组织起来支援中国抗战：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成立的“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为支援祖国抗战捐募了新加坡币1000万元。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不仅为祖国抗战踊跃募捐，还组织南侨机工投身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期间在新加坡进行了大检证，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弹丸小岛上就有数万人被日军屠杀。被日军占领的三年时间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与此同时也是新加坡人自主意识抬头的岁月。1945年8月15日新加坡人终于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英国人又重回新加坡。
战后的新加坡与战前已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英国所任命的总督所掌握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通过修改宪法获得了较大的自治权。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
尽管新加坡已取得自治地位，然而当时的新加坡其实并不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由60个小岛组成的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北京的1／23，常住人口只有448万。在这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上各类资源少之又少，连淡水都要从对岸马来亚的柔佛州进口。可以说新加坡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严峻的生存压力。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马来西亚。
对此李光耀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最后71%的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然而这场结合从一开始就潜伏下了分家的种子：新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是个多元种族社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几乎各占一半。新加坡人口中70以上都是华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直接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
本来新、马两地之间的种族冲突就比较尖锐，而两地之间的党派矛盾进一步刺激了双方的对立：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奋斗下实现的，于是巫统成为了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而新加坡的执政党则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党不仅未添一席，连原有的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
一时间在马来西亚国内“马来人至上”和反种族主义两种呼声针锋相对，随后新加坡商人指责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没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权利；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则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成增加到6成，同时指责新加坡华人暗通中国。两边的矛盾就在这种互相指责中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并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
新加坡就这么被动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事实上新加坡并非对此心甘情愿——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不无伤感地提到：在新马正式宣布分离那天他感到马来人如休妻般地抛弃了新加坡。新加坡的独立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被马来西亚排挤的结果。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是一块潮湿、混乱的小岛，黑社会势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滥，卫生条件极差，教育水平落后……
就在新加坡由英属殖民地变成马来西亚领土再变成独立国家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诞生终结了中国百年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近代屈辱史。在这个历史的大洪流中东南亚很多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受到新中国成立的启发也加入了东南亚各地的反殖民斗争中。当时海外的华人身份认同模糊：有些身在南洋，却心在中国。他们的效忠意识受到质疑，也造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矛盾。
事实上马来西亚执意驱逐新加坡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新加坡华人暗通中国。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连让国内人民吃饱饭都做不到，所以那时对海外的华人华侨基本上就更不会有什么管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没对海外华人、华侨有明确的划分，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开始将海外的华人区分为海外华侨和华人：所谓海外华侨是指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华人则是指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人。
当时周恩来总理曾明确表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一旦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就不再拥有中国国籍，所以他们就理当效忠自己所入籍的国家。这时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面临一个人生中的重大抉择：是继续留在新加坡？还是回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回到中国，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新加坡。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华人决定和其他种族一起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和独立国家。
新加坡有一样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新加坡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成为控制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的关键节点。正是靠着国际自由港的优势和国际一流的服务为世界各地的船舶提供转口贸易的平台才使新加坡得以坐地生财发家致富。时至今日新加坡作为国际航运的重要港口之一拥有东南亚最大的修造船基地、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最大的燃油供应港口。
如今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纽之一：新加坡通过200多条航线连接着世界600多个港口。不能否认新加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一天然的地缘优势，不过新加坡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多年来的奋斗。新加坡在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是一个高度效仿西方制度体系的国家，然而与此同时新加坡同样珍视传统的东方文化。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生都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先有经济，后有民主；权利义务，平衡发展；自由虽贵，责任更重；民主目标，良好政府；领袖贤明，政府强大；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政府人民，互尊互信；以法治权，以德治国；法纪严明，井然有序…….
李光耀根据他的”亚洲价值观“提出了一个好的政府应当实现的目标：使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顾；在法治下社会有秩序、有正义，国家不是由反复无常、独断独行的个人统治者管理，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都不互相歧视，没有人拥有极度财富；人民尽可能享有个人自由，但却不侵犯别人的自由；经济能取得成长，社会能取得进步……
李光耀为了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廉洁高效的国家可以说是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模式。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侵犯人权的落后制度，但由于新加坡议会始终坚持保留这一刑罚，因此无论是谁如果被法庭判决鞭刑即使他愿意多赔钱多坐牢也不能使自己免于鞭刑。1993年一名18岁的美国少年在新加坡被判鞭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向新加坡求情。
这时不再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仍对新加坡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他坚持认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即使是美国总统求情也不能免除这名美国少年的鞭刑，否则对在新加坡被判处鞭刑的其他国家人士是不公平的。新加坡的政体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独特的：新加坡的总统和国会议员由民选直接产生，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反对党可以公开活动。
然而另一方面自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执政至今，甚至还出现了李光耀和李显龙父子相继出任总理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对新闻媒体机构进行严格管制。早在1994年美国的著名媒体《国际先驱论坛报》就曾发表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这篇文章指出新加坡目前也存在着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新加坡的政体和鞭刑一样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争议。
然而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理所当然全球通用的吗？新加坡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实行西式政体的国家，只不过新加坡根据自身国情将华人传统的仁政、秩序、和谐等理念引入到了治国模式中。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没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而是实际上执行的一党制路线，这是为了在国家经济发展、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设等方面保持高效率，而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也的确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尽管为强化法制效率而保留的鞭刑被西方人权组织一再抨击，但新加坡依然坚持保留自己的传统特色。保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相对廉洁、法制昌明的新加坡实际上仍然实行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依然允许反对党公开活动，只不过新加坡社会普遍对反对派的声音比较排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东方传统的重视国家、家庭的社群主义的体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则是构建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
新加坡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有自身特色，在经济制度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方面。新加坡尽管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却和我国一样有着大量的国有（公有）土地。新加坡政府用这些公有地为老百姓修建了廉价的公共住房，从而得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与此同时政府控制下的公有地也使新加坡得以始终保留10%的土地用来建造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所以新加坡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
新加坡作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碰撞最激烈的地方其实并没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此同时新加坡对华人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也颇为注重：汉传佛教的信徒在新加坡占到了总人口的42.3%，诞生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新加坡的信徒占到其总人口的11%。这两者相加已超过新加坡总人口的一半。新加坡的大多数菜肴也都是早期华人带过来的。当然新加坡人根据当地的食材对这些菜肴进行了改造。
新加坡的食物虽已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中餐，但并未失去中餐的风味：猪肠粉、福建面、海南鸡饭等具有强烈中餐特色的菜肴在新加坡仍比比皆是。随着新一代华人的涌入使东北菜、四川菜等菜肴也开始在新加坡流行起来。农历新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冬至等华人传统节日都被保留下来，而且其中一些传统节日还是新加坡的法定公众假期。
新加坡是被马来西亚踢出联邦后被迫独立建国的。当时李光耀曾说过：“马来西亚像休妻一样抛弃了新加坡”。独立后的新加坡身处马来人腹地之中，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自然安全警觉性颇高。为此新加坡始终正视族群问题：如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民只有在需要提到自己的族裔时才会自称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而在平时所有族裔一律称对方为“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把每年的7月21日定为“种族和谐日”，以此提醒新加坡人应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团结一致为新加坡做贡献。新加坡华人由于人口多以及客观环境确实占有优势地位，但在新加坡的国家制度设计中是没赋予华人任何特权的。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有时为照顾少数族裔的情绪还会对华人有一些限制：新加坡政坛长期以来尽管实际上被华人占据，但当内阁成员中少数族裔人数过少时还是会在下一届内阁中进行调整。
新加坡独立时当地华人一度主张以汉语为官方语言，但新加坡政府为避免造成族群分化仍将英语定为“第一语文”。有人认为新加坡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是排华之举，这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新加坡第一大族裔就是华裔，政界、商界精英阶层也几乎都出自华裔，难道还能自己排斥自己不成？事实上新加坡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是为维系国内各族裔之间的团结。
从1987年起新加坡逐步统一了语文源流学校，时至今日新加坡已没华校、英校之分，所有学生不分种族都以英语为“第一语文”。与此同时为确保新加坡华人能保留自己的母语文化又在所有学校推行中文教学，所有新加坡华人都需要将华语作为母语学习。中文教学的延续使一般的新加坡华人都能够讲或阅读中文书籍。事实上母语教学并非单纯针对华人，新加坡对马来裔、印度裔公民也都开展母语教学。
新加坡在国内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至于新加坡在国际外交中的定位始终是以本国利益为导向的。指望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就必然会亲近同样以华人为主的中国是不切实际的。新加坡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奉行的是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事实上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和其他所有小国一样就是尽量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以派平衡各方势力。
新加坡深知无论从安全还是从经济角度自己都要依靠大国的“多边卷入”和“多边支撑”才能生存。我们的一些自媒体文案热衷于给新加坡扣上亲美反华的大帽子。事实上新加坡亲美是客观事实，但要说新加坡反华却未必成立。很多人习惯于用所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样的标准简单粗暴地分析国际问题，可事实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远不是一句简单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就能总结的。
国与国之间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同样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无不是以本国利益为导向的。近年来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越走越近导致很多人以为印度和美国是盟友关系，可与此同时印度与美国的战略对手俄罗斯也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我们把巴基斯坦亲切地称为巴铁兄弟，可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盟友。
巴基斯坦从1955年起就加入了美国主导策划成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正是在巴基斯坦的牵线搭桥之下促成了尼克松访华进而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为了可能。尽管近年来随着美国与印度越走越近导致美巴关系渐趋冷淡，但美国与巴基斯坦之前的盟约关系却并未废除。事实上我国与巴基斯坦仅仅只是关系好而已，但我们和巴基斯坦并没正式的盟约义务关系，相反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才是货真价实的盟友。
如果亲美与反华是可以划等号的相同概念，那么巴基斯坦同时与中、美两国交好的行为该怎么解释呢？新加坡亲美的的确确是客观事实：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资投资国，同时又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注定美国在新加坡的外交布局中绝不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引入美国这一重要的区域外力量平衡周边格局一直是新加坡外交的既定方针：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就驻有美国舰队。
有了美国这一强大的保护伞的新加坡在同周边邻国的各种纠纷中就可以狐假虎威。事实上新加坡为平衡周边格局而引入的区域外力量可不只美国这一家：新加坡主张日本在亚太区域发挥更大政治、经济作用，但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扮演重要的军事上的角色。同样新加坡也积极发展同印度、澳大利亚等东南亚外围国家的关系，但坚决反对这些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存在军事部署。
然而如果我们以为新加坡是一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车可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新加坡在引入区域外力量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同邻国各方保持平衡的外交关系：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第6大外国投资者、印尼第7大外国投资者、缅甸第四大贸易伙伴、菲律宾第3大贸易伙伴、泰国的第3大贸易国、越南最大的外资投资者。同样中国也一直被新加坡列为本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对象国。
1993年新加坡举办过海峡两岸历史性的汪辜会谈，此后新加坡多次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积极致力于推动两岸民族统一大业。然而在两岸统一完成之前新加坡是不会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边站队的：一方面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贸易额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新加坡则始终和台湾保持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但当台湾当局提出非分要求时新加坡又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加以拒绝。
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再次在新加坡这个中立的第三方进行会晤。近年来新加坡与中国展开了广泛的经济合作：这其中包括在苏州、天津、重庆三个城市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新加坡也积极参与共建亚洲互联互通机制。武汉疫情爆发后新加坡向武汉捐赠了包括75000个口罩在内的一批医疗物资，新加坡疫情发生后中国也向新加坡捐赠了包括KN95口罩和N95口罩在内的医疗物资。
既然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存在这么多的合作关系，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始终热衷于炒作所谓新加坡反华的话题呢？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其实是亲美而不反华、远交而不近攻——说得通俗直白一些就是两面讨好，甚至有时可能还需要刻意强调远交的成分。新加坡是东盟成员国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事实上当时李光耀曾明确提出：“只要还有一个东盟国家没与中国建交，那么新加坡就不会与中国建交”。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加坡就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展开了交流合作，可新加坡在政治上就是始终不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当初马来西亚驱逐新加坡时曾指责新加坡华人暗通中国，所以新加坡独立后作为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对自己在文化上与中国的特殊关系采取了有意识的回避。新加坡最忌讳的就是被其他东南亚国家误认为是中国的附属国。
其实所谓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附属关系更多只是东南亚国家的想象而已。尽管这是一直从来不曾存在于现实中的想象关系，但当时的东南亚国家的的确确就是这么看待新加坡的。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尽管是亲美而不反华、远交而不近攻，但新加坡的客观处境决定了有时会选择与中国有意识地保持距离。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正是通过两面讨好的外交手腕生存下来的，但这也注定会使自己处于左右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新加坡外交总的指导原则是务实主义、实事求是：认清自身的位置，接受国际关系的现实，以现实的眼光看待世界，不抱不切实际的期望，以生存和获得实际的利益为底线。说得通俗直白些就是新加坡的外交原则是不以与国内民族的亲缘关系和意识形态为导向，而是坚决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最高原则。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唯利是图，就是有奶便是娘（当然这其实恰恰是国际政治的真相所在）。
在这样的外交理念下新加坡其实并非单纯亲美，而是试图同时和美、中、日、印、澳等大国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当然这种多方讨好的行为也注定各方对新加坡都保持一定的戒心。我们站在我们自身的立场上看觉得新加坡亲美，而美国有时也会站在美国自身的立场抱怨新加坡和自己对着干，其实这一切对新加坡而言都不过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已。其实作为夹缝求生的小国朝秦暮楚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之事。
我们从来都不会指责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外交的行为，可为什么我们对新加坡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行为就理解不了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加坡外交的大原则是尽可能在中、美等大国之间搞平衡，但新加坡的客观处境决定了正因为是华人为主的国家有时才更需要避嫌，所以在新加坡政府的定位中对美关系是优于对华关系的——这也就是我所谓的新加坡外交会更强调远交的成分。
新加坡对新美关系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新中关系的重视程度。这也是导致新加坡往往容易被人扣上亲美反华帽子的原因之一。可这并不是说新中关系对新加坡就不重要：事实上新加坡不会完全抛开中国倒入美国的怀抱，这就正如印度在与美国越走越近的同时不会牺牲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样。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所追求的是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坐收渔利。
新加坡为什么在实行西式政体的同时却有着东方式的家族政治色彩？新加坡为什么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同时强调“亚洲价值观”？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加坡为什么保留了大量的国有土地？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为什么有时在外交政策上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思维去想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出正确答案，可如果我们站在新加坡的客观立场上就不能解释这些现象了。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最终是要为我国利益服务的。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本质就是两面讨好、左右逢源，而且对美关系在新加坡政府的定位中是优于对华关系的。这决定了中新关系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但再好也好不过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在发展与新加坡的外交关系时仍要秉承我们一贯的外交原则，不要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就对其有什么特殊的期待和关照。
说白了新加坡只不过是在中美博弈中尽可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而并不是新加坡。新加坡摇摆的风向其实对我们没那么重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办好自己的事：发展好自己的经济、民生、军事、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国际话语权：如果有朝一日我们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全世界都会主动想要和我们攀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