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7万中国人，
揭开新加坡的“黑暗世界”
光鲜亮丽的新加坡，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甚至在这场疫情之下，依然可以称得上是“防疫楷模”。至今总共60052人确诊，治愈59905人，死亡病例仅有29人，每日的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
可是，这仅仅是新加坡的一面，在光鲜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黑暗世界”。
新加坡统计的感染人数，只包括本土居民，而在新加坡至少有32万外来劳工，他们的确诊数量是不被统计进去的。截至2020年年底，这32万人当中，就有超过15万人确诊。而在这32万劳工中，有7万人来自中国。
外劳，一直是新加坡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他们从事着新加坡本土居民不愿意去做的底层工作，比如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流水线工人、女佣等等，他们填补了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的空白，曾经一度占到了总劳动力的四成，是“花园城市”繁华之下坚实的基础。
外劳的权益在新加坡长期以来被忽视，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而当疫情来袭，这种忽视便到达了顶点。
为什么疫情在外劳群体中迅速扩大？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拥挤的宿舍。
一般这些外劳们都会住在和居民区分开的员工宿舍之中，条件简陋而艰苦，一个房间经常摆满了上下铺，要住12-20个人。
当外劳疫情爆发之后，新加坡当局迅速采取了隔离政策，可这种隔离，只是为了不让疫情散播到本土居民区，对于宿舍内的治疗和防疫，依然是一贯的忽视态度。
今年40多岁的老韩，来自中国河北，2019年来到新加坡的建筑工地打工，每月可以赚到2000多新币，差不多1万人民币。虽然工资让他还算满意，但是疫情一来，他就断了收入，还要和另外11名中国工友隔离在一间宿舍里，12个人共用一个洗手间和厨房，由于空间狭小，洗完衣服都没有地方晒，又严格禁止走出宿舍，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低落。
新加坡外劳宿舍
更令他们无语的是，新加坡这边第一次检测的时候，宿舍里12个人没有一个确诊，可是等到第四次检测时，包括老韩在内有6人都是阳性。
没有收入、没有自由、再加上感染病毒，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的，会直接崩溃。之前就传出了有其他国家的外劳在宿舍里自杀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想回国，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让他们走，一来是新加坡的雇主不愿意，因为劳工合同还没有到期；二来是新加坡政府不愿意，怕他们在归国途中传染他人；三来严格的归国政策，也让他们“有家难回”。
有的劳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关在宿舍好几个月，形同囚犯。
2、
当代华工下南洋
从2015年开始，新加坡引进的中国外劳达到了顶峰，超过10万名中国人在新加坡的底层岗位工作。成为除日本外，最大的中国劳工引进国家。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当代华工下南洋”。
新加坡这个国家，就是当年下南洋的中国人建立的，也是中国移民数百年来在南洋创造的奇迹。
下南洋的开始，源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里，放宽了对统治民众的海禁，允许他们出国谋生。而此时的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开埠不久，正是大举开发，需要用人之际。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中国人，贫困无以为生，也正需要一个能生存下去的机会。
于是就诞生了“华人契约工”，这些人签订了用工契约，以一年的工资作为中介费和船票，来到新加坡做工。大多从事码头苦力、建筑工人等职业，形成了新加坡最早的华人族群。
随着华人族群的壮大，新加坡港口的繁荣，一些头脑精明的中国商人也来到新加坡淘金，有人几番倒手之后，竟成巨富，从此定居新加坡，成为当地大户望族。
最为著名的，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祖父李沐文。16岁的时候从广东梅州独身一人来到新加坡打拼，18岁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倒卖根雕工艺品，赚到第一桶金。
数百年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直有着对南洋财富的“集体记忆”。似乎一个人只要在南洋待上几年，回来后定是满载而归。但其实在早期华人数量还不是特别多，赚钱容易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到了后来竞争越来越激烈，下南洋也出现了“内卷化”。
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间，即便你没什么技能，靠卖苦力在新加坡拉洋车，每天除去房租和车税之外，都能赚1元或8角钱，一个月下来也有20多元。这在当时绝对算高薪了。可随着华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一段时间洋车夫的薪水就只够养家糊口而已，如果不改行或者飞来横财，衣锦还乡只能是做梦。
但人们还是对南洋财富的“集体记忆”挥之不去，忽略了时代背景，进入到“幸存者偏差”之中。
人们只看到衣锦还乡的，却不管那些赚不到钱没有脸回来的人，在南洋默默无闻直至死去。
不过这些人的后代就此成为了新加坡人，也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南洋，不再有奇迹
但今天的南洋，已经不再有奇迹了。
同样的“劳工内卷化”，在今天的新加坡更加严重。
华人劳工在新加坡拿的是临时工作签证，新加坡有专门的“宿舍法令”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
比如新加坡规定，在上班高峰期间，劳工们不允许乘坐交通工具，只能够由雇主提供车辆将他们从宿舍拉到工作地点。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新加坡社会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正是外劳的存在，导致新加坡疫情的恶化。
比如《联合早报》就曾刊文这样说：“大多数移工（外劳）来自落后国家，他们的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抵抗疫情，就需要这些工人配合一下，打扫干净他们的生活环境。”
不管是政府的措施还是舆论导向，对外劳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另外，“内卷化”还在中国劳工的薪水上出现。一个孟加拉国的劳工只要中国劳工薪水的三分之一，这也导致新加坡雇主在慢慢用其他国家的劳工替换掉中国劳工。
目前新加坡的中国劳工数量已经从顶峰时期的10万多，下降到了7万。这其中中国的发展，也让新加坡薪酬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十年前一个中国劳工在新加坡能赚到1500新币一个月，在国内同等的工作可能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工资。
可是现在，如果不是年纪大了，在国内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人愿意到新加坡做外劳了。
最近几年中国外劳大多来自北方地区，而早十年前来自南方省份的比较多。从中国经济的南北方差异上，这个现象其实也说得通。南方城市的就业机会更多，尤其是像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如果是在北方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多赚点钱，还是会选择来新加坡做外劳。
说起来，都是可怜之人，在现在这个形势下，要拼尽全力才能赚到糊口之资。他们干着这个国家最脏最累的活，高楼大厦、地铁、机场、医院都是他们盖起来的，却始终被本地人冷眼排挤，区别对待。新加坡的五光十色与他们无关，他们生活在另一个“黑暗世界”。
对于富裕的中国人来说，新加坡是“天堂”，是他们愿意花上千万移民的国家。2020年的新加坡首富，就是在中国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富豪，此前这个位置的人，在中国开火锅店开到了上市。他们用钱通关，直接拿了新加坡护照，成为这里的公民。
外劳并不是新加坡的公民，所以他们不曾奢望能被当成公民对待，他们只不过希望新加坡能把他们当个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