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人请愿，总统下令彻查。3月25日，“N号房”主要运营者赵主彬被首尔警方押送检方，对着这名年仅25岁、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嫌疑人，不少围观群众怒喊：“判他法定最高刑罚！”
举世震惊的 “N号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么？
涉事会员在社交网络上自我辩解
土壤
“N号房”被爆出后，舆论界出现了很多反思：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培植出了“N号房”？
Telegram等即时通讯软件以及匿名化的网络空间当然难辞其咎。针对性剥削的市场和需求在全世界都时有出现，而一旦转入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这些变态内容的传播与观看就更加肆无忌惮。
一方面，当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顾及的道德律令在匿名世界中难以形成约束，价值观决堤、跌破下限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方面，侵害以特定的形式发生，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其所处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环境中的问题。
有受访对象将韩国根基颇深的等级制度和父权文化视作“N号房”的深层土壤：“韩国历史上并未就父权性别制度作颠覆性革命，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很大可能从前现代延续下来，最终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物质主义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权力结构‘合流’。”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1982年（时间很现代）出生于首尔（地点也很现代）的女主人公从小到大的经历，就反映出了韩国女性在这一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际遇：
家里最好的东西只给弟弟；上了中学，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入职公关公司，下班不得不忍受客户的黄色笑话和劝酒；31岁结婚，随即辞职成为全职母亲，被社会嘲笑为“妈虫”；最终不堪重负，患上精神分裂症……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部反映现实的影片，从筹备之始即陷入舆论漩涡，无论是阅读原著的女明星，抑或是参演电影的女演员，都成了众多韩国男性攻击的对象。
而在近年来的韩国，随着经济不稳、社会焦虑的加剧，以及废除户主制、出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特别法等政策变动，“女性龙卷风”似乎形成了某种对性别权力结构的“威胁”，被一部分韩国男性视作“假想敌”。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虽然该国男性平均月薪仍是女性的1.7倍，但女性遭受性暴力和约会暴力的比率在过去几年大幅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