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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荒唐,韩国“邪教”还比你想象中能赚钱

作为中国以外首个爆发新冠疫情密集性社区传播的国家,韩国如今在“抗疫”方面已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但这场疫情,也让人们关注到了一个特殊存在,新天地教会。韩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1日,超六成感染者与这个宗教组织有关。

就在韩国疫情出现缓和迹象时,有个叫恩典之河的宗教组织,又爆发了群体性感染。这个宗教组织教众聚会时,组织成员担心大家互相感染,用一个喷壶,逐一往教众嘴中喷射盐水。这并不能消毒,反而因为喷嘴没有妥善消毒,成为病毒传播的“利器”。

在这场疫情传播中,韩国这些宗教组织的“奇葩”行为,令人们印象深刻。在韩国,类似的宗教组织,还有很多。关于韩国宗教门派数量,有不同说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曾引述韩国有关资料表明,到2002年末韩国有各种宗教团体324个;2016年《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则称,19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出现的成规模、有名可考的宗教达到了900多种。不同宗教,会有多个教会组织,《教会复兴运动》一书记载,韩国有教会6万个。很多人因此称韩国为“宗教博物馆”或者“宗教百货商店”。

虽然这些宗教,并非都是“邪教”,韩国官方也无“邪教”定义,更客观的说法应该称之为“新兴宗教”,但鱼龙混杂,总是有很多宗教组织和“新天地教会”一样,透露着稀奇古怪的邪魅气息。

于是,你可能会有同样疑问:韩国,这个我们最熟悉的邻居,为何成为一个“邪教”遍地走的国家?

2017年6月4日,韩国堤川市,萨满法师Cheonsindangju正和弟子们为一名女子“驱魔”。(东方IC图)

朝鲜有个农民起义领袖叫全琫准,因个子矮小,被人称为“绿豆将军”。1894年,全琫准将“东学”发展为带有政治、军事色彩的“东学道”,发动反对日本势力、挑战王权的武装斗争,史称“东学道事件”。

当时朝鲜政权统治者为李氏家族,因此也称为“李氏朝鲜”。遭遇“东学道”危机后,朝鲜王朝向宗主国清朝求助。与此同时,日本也借机出兵朝鲜。清日关系紧张,最终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东亚格局巨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强国之列。

朝鲜逐步被日本控制,东学道也在这次惊人变局中被碾得粉碎。

自此直至1945年日占时代结束,朝鲜半岛先后涌现出一百多个“新兴宗教”,绝大多数打着儒教、道教或佛教旗号,或多或少参与了与日本占领者的斗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它们也具有浓厚的“另类宗教”特色,比如,教主自我神圣、借用传统宗教符号并加以利己化篡改,以及“病毒式传播”和借传教敛财等。

1948年半岛南北分治,南部成立的大韩民国从宪法高度承认了“新兴宗教”合法地位,并明文规定“政府和任何传统宗教不得轻视、排挤新兴宗教”,自此“新兴宗教”在韩国取得护身符,有恃无恐地发展壮大。

02. “基督教包装化”

3月2日,很多韩国人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个男人戴着口罩,下跪道歉的画面。

这个男人叫李万熙,他是新天地教会的创始人。

宗教总是要有创始人的,新兴宗教更是如此。通俗点说,也可以叫他们为教主。

众多韩国宗教的教主中,朴泰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他曾号称自己看见了水与火从天而降的异象。传教时,还会为教众按摩,宣称帮他们治好了各种疑难杂症。他宣称自己是救世主,是《圣经》提到的“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之一。他创办的橄榄树教会,教众最多时候,达到200多万人。

新天地教会的教主李万熙,就曾经是朴泰善的追随者,说不定还让他摸过头。

战后至今,韩国“新兴宗教”,出现了和此前迥异的格局,即绝大多数教派都假托基督教,实现了所谓“基督教包装化”,曾兴盛一时的“假本土宗教”则近乎销声匿迹。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基督教虽然直至近代才开始在韩国大规模传播,但日据时代许多不满日本统治的韩国人借“西洋教”对抗日本神道教、日本佛教的同化政策。

2018年8月27日,韩国加平郡,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在当地Cheongshim和平世界中心举行,来自多国的大约4000对新人同时结婚。这场集体婚礼由韩国统一教会组织。(东方IC图)

统一教

这个宗教全称“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1954年由文鲜明创办,最初名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文鲜明自称16岁复活节“亲见耶稣降世”,并委托其完成“救赎世人之未竟事业”,他将这些理论编纂为“八部文本”,将之提到和《旧约》《新约》鼎足而三的地位,其中最长的《天圣经》超过1000页,篇幅最多的《文鲜明选集》居然有1200多部,而最短的《家庭誓盟》仅八句。

文鲜明是韩国“新兴宗教”中公认最擅长海外传播的,教派创立之初就在日本大肆传教,至上世纪90年代,号称在世界180个国家建立分支,在美国、加拿大更风靡一时。

全盛时期,文建立了不亚于韩国各大财阀的天安财团,拥有亚冠级别的足球俱乐部“天马一和”,两次发起并赞助主办了“世界宗教大会”,自己则以“政商名流”的主流形象招摇过市。他不仅被包装为“大善人”,还被奉为“集体婚礼灵感的发明者”。

进入21世纪,文鲜明自我神圣并借此敛财、借助信众的力量掩护非法经营、借“集体婚礼”大搞拉郎配——在宗教集会上当场指定婚姻对象,其中大多数人互不相识甚至语言不通,而教中骨干则借此渔色、营私。伴随着这些劣迹不断曝光,统一教和文鲜明从巅峰跌落。

摄理教

原名耶稣晨星会,创始人郑明析,始创于1978年,起名的灵感来自郑明析拼音缩写(JMS,和耶稣晨星会Jesus Morning Star完全一样)。

郑明析自称在忠清南道锦山郡珍山面石幕里月明洞“得道”,“能与耶稣直接沟通,并受其培养”,最初加入统一教并担任要职,1981年就以MS宣道会名义自立门户,宣称自己的“指示”是和《旧约》、《新约》地位相等的“真约”,且“三约相互矛盾时以‘真约’为准”。他要求信徒无条件服从、膜拜自己,并特别热衷于在高中、大学女生中传播。

1999年,郑明析被受害人举报性侵女信徒,随后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他被迫隐居并秘密逃亡国外,教会名称改为“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实际上仍受他遥控。2007年他在中国大连被中国警方逮捕,第二年引渡回韩国,后被判刑10年,但其教派仍继续公开活动。

该教派在韩国以外以日本、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信徒最多,但自郑明析入狱后,该教以“基督教教派”名目在欧美澳等地传播,许多当地信徒并不知道该教派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派。

万民中央教会

李载禄1982年创办的万民中央教会和其它“新兴宗教”不同,该教派自传播之始就主要通过电视、网络传播,传播速度号称“天下第一”。2008年,李载禄宣称在全球范围内有12万信徒,其在韩国拥有的分支数是“新兴教派”中最多的,而在海外则号称有9000个以上的分支。

该教派大多数典籍、教义和正统基督教派无异,但强调“更多与主的沟通”,每周密集安排很多宗教仪式,并在线督促信徒信守,此外,则是突出李载禄个人的权威和“神力”,以及不断要求信徒“向神奉献”。

和其它“新兴宗教”不同,该教派在很长时间里并未被正统基督教会排斥,但2018年,李载禄涉嫌性侵8名女信徒丑闻曝光,他被一审判处15年徒刑,因此声名大损。

他的信徒多次宣称“只要入会,白血病、艾滋病就能不医自愈”,这种“神迹”来源于“李载禄的祈祷”,自然也引发不少非议。他曾声称将建造世界最大的教堂,但如今已很少被提起。

2014年,韩国基督教大韩监理会第31次总会曾将新天地教、统一教、天尊会、世界以赛亚福音宣教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等9个韩国“新兴宗教”列入“异端”。但这是站在正统基督教角度,以“是否篡改基督教义”为标准判定的,存在很大争议性(如“万民中央教会”被排除在外,而许多学者则指出,不少被认为是“本土化韩国基督教”的教派,在做派上也带有浓厚的“邪教”色彩)。

04. 邪教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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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宗教教主很可能会说,宗教。

把宗教视为一种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已经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挪威经济学家 Torkel Brekke就写了一本《信仰经济学》。日本历史学者宇山卓荣也有一本《神的经济学》。

这个问题,在韩国也非常明显。根据大韩律师协会2012年的统计,韩国共有36.5万名宗教教职人员,每年收到信徒捐赠约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30亿元)。目前没看到最新数据,想必会更大。

也因此,敛财,成为很多韩国“邪教”最常见的目的。

虽然韩国政府拒绝认定任何“新兴宗教”为“邪教”,但现实中,很多宗教仍然有着信仰之外的诸多共性。

● 崇拜教主

“新兴宗教”普遍借用传统宗教(战前是儒道佛,战后则是基督教)的经典、框架、崇拜对象,以减少传教(尤其在陌生环境传教)的阻力,但无一例外巧妙掺入“教主崇拜”内容,极力渲染教主本人的“神迹”,要求信众膜拜和无条件服从教主,并将教主言论、著作抬高到和《新旧约全书》相等的权威地位,且“以新启示为准”,实际上等于变相用“教主崇拜”置换了“上帝崇拜”。

● 病毒营销

“新兴宗教”能否“发家致富”,取决于信徒基数和信徒、分支发展速度的快慢,因此所有“新兴宗教”都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会众,且推出许多花样翻新的“套路”,如“流行歌曲填词圣歌”。这种如今在许多教会流行的做法,是韩国“新兴宗教”的“原创”。

“聚餐拢人”也是韩国“新兴宗教”的“看家法宝”,几乎每种“新兴宗教”都会要求女信徒“乐于在厨房服侍”,有些“新兴宗教”为了吸引更多新教徒,甚至每周举行四次聚餐(传统上只举行一次、至多两次)。

在北美,一些韩国“新兴教会”每天都鼓励信徒挨家挨户敲门传教,递送宣传单页,邀请陌生人“参加聚餐”“分享福音”,以至于许多北美社区总结出“敲门传教的就是‘邪教’”的心得。“新兴宗教”还热衷于在海外、尤其海外危险地区传教,目的同样是“开拓市场”。

● 贡献钱财

“新兴宗教”热衷传教的动力,是扩大“营销基数”,因此名目繁多的聚会、活动,最终无一例外归于“要求贡献”的“主题”,曾有北美华人将在当地传播的韩国“新兴宗教”先吹拉弹唱、而后发单子讨钱的做法,比拟为侯宝林先生传统相声《三棒鼓》里那个唱一句戏文就敲三棒鼓、敲一次三棒鼓就要一回钱的江湖艺人。

● 结交权贵

在财阀当道、政党对立二元化的当代韩国,“新兴宗教”一旦发展壮大,就会以各种形式结交权贵,并利用从信众中获得的巨额财富发展各种“白道”经营,让自己“社团化”“政党化”“财阀化”,昔日的统一教、此次陡然走红的新天地教,都是个中翘楚。

●重视仪式

“新兴宗教”普遍重视仪式、程式和符号,这一方面是“洗脑”并控制信徒的必需,另一方面也便于“营销推广”,文鲜明热衷足球俱乐部并屡屡主办世界宗教大会、李载禄要盖世界最大教堂,目的都不外乎此。

尽管新天地教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激怒了广大韩国民众,一些人怒斥其为“邪教”,甚至发出“法办”“取缔”的呼声,但滋生土壤“酸碱度”不发生质变,即便新天地教像统一教那样,成为又一朵明日黄花,也仍然会有新的教派、“教主”应运而生。

撰文 |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