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图北京移动的套餐资费设置可以看到，同样是30G的国内流量，结合不同的语音通话时长，5G的资费均比4G便宜很多。

从成本角度出发，4G业务已经成熟而5G网络正处于大投入阶段，这样的定价策略并不合理；但从市场策略来看，通过低门槛的资费吸引4G用户升级到5G，通过高清视频、VR、云游戏等热门应用来调动客户通过5G手机使用5G网络的积极性， 由于5G网络比4G网络的网速理论上要提高10倍，则单位时间内5G用户的流量消费也可数倍于4G用户，虽然5G套餐资费的平均单价要低于4G，但最终仍可实现5G用户使用5G网络为运营商创造的收入要高于4G用户的效果。

但是，出于5G业绩宣传的需要，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在5G用户发展上却并未按照上述市场策略推广5G业务，反而走上了一条捷径，对于升级5G套餐的用户并不要求其必须使用5G手机。由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并不注重5G手机在5G网络上的激活率和使用率，反而在市场上通过促销打折等手段推动4G用户直接升级5G套餐，由此造成了大量4G高档用户降档到5G套餐的情况，从而出现了市场上5G套餐用户数多于5G手机出货量的尴尬局面。

这些使用4G手机的5G套餐客户并不使用5G网络，在未改变使用习惯的情况下，其数据流量不会大幅度增加，对于中国移动的ARPU值提升不会产生贡献，反而会因为由原来的高档位4G套餐转签5G套餐节省了流量支出而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化，则也可能会引起市场上对于运营商现有4G资费定价水平的质疑。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为了短期宣传效果而偏离5G业务健康发展轨道的做法其实风险很大。

此外，在市场宣传上拿5G套餐用户做标准，也不利于三大运营商之间在5G业务上的良性竞争。在三大运营商中处于弱势的中国联通，在2019年业绩发布时并没有单独公布5G用户数，反而是强调在2020年，将“继续自律，坚持理性规范竞争，同时通过5G创新引用引领消费升级”，并且预计“随着5G网络的建设加快，加上5G终端价格持续下降和普及，创新应用不断推出，预计5G登网用户将于下半年快速发展”，其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拿5G套餐用户进行注水宣传的叫板味道浓重。

应当说，中国联通针对5G业务发展的表述非常理性，其提出的“5G登网用户”的定义也更符合5G用户和业务发展策略的正常逻辑，把不用5G手机，不上5G网络，不使用5G业务，不享受5G服务的套餐用户数作为5G的宣传业绩，对于加快5G发展有何意义？

中国联通的这一保守姿态，或许与其当前5G套餐用户数量不如人意有关，但相信更多是吸取了其2016年前车之鉴的教训。在2016年初，中国联通在其2015年末公布的全年2.87亿移动用户总数的基础上，一次性剔减了3050万“无效用户”，导致其公布的2016年1月底的移动出账用户数仅为2.57亿。也正是在这次剔减无效用户的过程中，中国联通针对其4G用户统计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即“持有4G终端并使用公司4G网络的出账移动用户”，并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联通针对4G用户的定义，应当同样适用于5G，即只有持有5G手机并使用5G网络的出账移动用户，才能被定义为真正的5G用户。5G初始阶段，在网络建设上因为NSA和SA的组网架构的争论，搞出一个真5G和假5G之争；而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在5G用户定义上的不同标准，或许也将在业内引发真假5G用户的争论。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将不使用5G手机、不享受5G服务的套餐用户数作为5G的宣传业绩，其实只是营造了一种虚假的5G繁荣；而中国联通坚守“5G登网用户”的严格标准，呼吁“规范竞争”，坚持通过5G创新引用引领消费升级的发展方向，无疑为行业内的5G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流。

在此，也希望通信行业的主管机构能够出台相应的规范措施，从维护行业良性竞争的角度出发，制定出5G用户严格标准，为5G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