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的一天，以色列特工兹维·阿哈罗尼从从巴西匆匆飞往巴黎，向他的上级哈维尔汇报一个重要的消息，摩萨德的特工小组在巴西找到了潜逃的纳粹战犯、绰号“死亡天使”的奥斯维辛党卫队军医约瑟夫·门格勒，恳请上级立即制定追捕方案。一想到门格勒也会像艾希曼一样被抓回以色列审判，阿哈罗尼忍不住一阵阵的兴奋和激动，然而，几天以后，哈维尔通知他:停止一切对门格勒的追捕行动！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让阿哈罗尼大失所望，同时也让门格勒再次消失，最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一切是为什么？其中又有什么曲折复杂的经历呢？

穿着白大褂的门格勒，但他不是白衣天使，而是死亡天使。

在线索清晰、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摩萨德为什么突然叫停对门格勒的抓捕，的确令人费解。据目前透露出零星材料显示，摩萨德之所以停止对门格勒采取行动，一是他们不能确定被发现的到底是不是门格勒，如果贸然行动抓错了人，会使自己在外交上很被动。二是当时以色列与埃及关系紧张，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整个以色列和摩萨德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与战争相关的方面，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只能暂缓。

我认为第二个原因更合理，战后摩萨德特工在南美各国活动频繁，让南美国家感到他们的主权受到冒犯，特别是绑架艾希曼事件，更是明显的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权，此后阿以两国关系恶化。虽然南美各国都明里暗里的支持纳粹战犯，但以色列也不愿意因为几个逃亡的纳粹战犯而让自己与南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尽管第三次中东战争在五年后才爆发，但以当时以色列所面临的处境，它不会因小失大为了一个门格勒去与众多的国家交恶，这才是放弃抓捕门格勒的真正原因。

• 奥斯维辛的“死亡医生”

约瑟夫·门格勒1911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1935年获得慕尼黑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三年后又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在生物医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天才，他应该用自己的知识造福人类才对，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在纳粹集中营里，他打着“医学研究”的名义，毫无人性的对众多的受害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项日常任务，就是对列车刚送来的犹太人进行筛选，那些身体健康的犹太人可以留下来服苦役，绝大多数人被党卫军医生判断为没有利用价值，直接送进毒气室。

为何一个本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会成为一个反人类的杀人狂魔？纳粹推行的种族主义是关键因素，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除了雅利安人，其他民族都属于“低等民族”，都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意识形态与所谓的医学、优生遗传学结合在一起时，就造就出了许多门格勒这种将医学措施用作摧残他人手段的“科学魔鬼”。

• 门格勒在战后的活动轨迹

门格勒在1945年1月苏军解放奥斯维辛前十天逃跑，他带走了一箱“研究资料”，其他无法带走的材料全部销毁，然后把自己伪装成国防军在6月向美军投降，由于他腋下没有党卫军成员的纹身，加上盟军对战犯通缉工作存在混乱，门格勒蒙混过关，在7月被释放。他用弗里特·乌曼的化名取得了假身份，在巴伐利亚罗森海姆附近一个农场找到工作。

门格勒在护照上的照片。

很多纳粹战犯都与门格勒一样，致死不改他们对纳粹理念的推崇和信仰，在战后纳粹反人类罪行被大量揭露、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这些人依然没有任何忏悔，甚至根本不认为自己曾经的行为是罪行，这种现象已不能用“顽固”、“愚忠”等词汇来定义，也不能用“开脱罪责”的动机来解释，一种被世界公认的罪恶，在他们心里仍然被当成正确的选择，而且传承到后人，至今阴魂不散，这才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从1972年开始，门格勒的健康状况就开始恶化，他患有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经过治疗稍有好转，但平衡能力欠佳，也就是这个毛病，最后要了他的命。1979年2月7日，他来到海滨度假圣地贝尔迪奥加拜访老朋友，在下海游泳时再次中风，溺水而亡，因为他从1971年以来一直使用沃尔夫冈·格哈德的身份证，所以他下葬时也是用了这个名字，死后都没有使用真实姓名，这也给后来的追查甄别带来了很大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