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托尼·珀曼：当我们一家在上海隔离6周后返回美国时，亲朋好友对我们终于“安全了”表示祝贺。然而，回家后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亲人表现出的情绪却不敢苟同。我们觉得在上海比在美国更加安全。

我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产生了焦虑。在中国的机场，医疗检查会在我们进入公共区域之前进行。而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我们在边检处和数百名旅客一起排队等候，最终才被确认是刚从中国返回。我们被一名穿着疾控中心夹克的年轻人叫到一边，他量了量我们的体温说，疾控中心要求刚从中国返回的旅客“尽可能隔离14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问我们要去哪儿。

我已经在两个国家度过了隔离期，鲜明的对比远不止在机场所见。在中国，人们都觉得有隔离的义务。无论何时，人们都把消毒、清洁和保持距离作为优先事项。中国的强力措施看来起作用了。相比之下，自由放任的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领导，使美国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