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同时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丑恶：中国疫情最严峻之时韩国人喊出了“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日本人展现了“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诗意；俄罗斯表现了战斗民族以立方米计数的硬核；巴基斯坦表达了倾国来援的赤诚；伊朗在自己遭受美国制裁的前提下也伸出了援手……就连作为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科摩罗也为中国的抗疫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然而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日本疫情蔓延、韩国疫情蔓延、伊朗疫情蔓延、意大利疫情蔓延……似乎只要那儿出现疫情蔓延总在第一时间同中国联系起来，甚至就连一些中国人自己面对这样的言论也表现得极不自信。

伊朗最早出现的确诊病例中没人到过中国，也没人与中国人有过直接接触。1月25日伊朗就封闭了和中国的航道，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绝大多数国民都响应号召在家自我隔离观察。既然连家门都很少出，那么出国就更不可能了吧？所以1月25日以后实际上就再没中国游客前往伊朗了，而在2月初伊朗从中国武汉接回伊朗籍留学生后实际上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就暂时中断了。伊朗从武汉接回本国学生是在2月初，2月18日在对他们进行核酸检测后才解除隔离状态。尽管现在发现这种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但那毕竟是低概率的个案。况且伊朗疫情爆发后从武汉归国的留学生也没出现发病的现象，按说从2月初到现在时间应该足够久了吧。由此可见中国人或是与中国人有接触的伊朗留学生把病毒带入伊朗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各国的疫情形势与同中国的地理距离远近并没直接的关系：2月份日韩疫情严峻时有人先入为主地以为这就是因为日韩离中国近原因，然而现在伊朗和意大利的疫情形势却超过了日韩。从3月9日起韩国已不再是海外国家中感染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了，截至2020年3月11日15:45韩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7755例，在累计确诊病例数量上已低于意大利的10283例和伊朗的8042例。相比之下日本的形势似乎更好：日本累计确诊586例，死亡12例，治愈102例，实际现有确诊病例472例。这是就现有的确诊病例数据而言的，与此同时韩、日两国的增速也开始明显放缓：昨日意大利新增1797例确诊病例，伊朗新增595例，法国新增286例，西班牙新增435例，美国新增259例；相比之下韩国的新增数据为131例、日本为26例。

伊朗绝对是2020年国际舞台上的热门主角：1月3日美国在非交战状态下暗杀了伊朗少将苏莱曼尼，三天后的凌晨伊朗向美军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仅仅数小时后一架搭乘有176名乘客的乌克兰民航客机被高度紧张的伊朗导弹操作员击落，一时间中东局势波谲云诡。就在全世界密切关注着中东局势之际新冠肺炎疫情瞬间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尽管人们的视线被疫情所转移，然而作为当事者的伊朗不得不一方面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内疫情，另一方面对当前波橘云诡的中东局势保持高度警惕。事实上在疫情的早期阶段伊朗并没把国家工作的重点放在应对疫情上。这当然不是说伊朗政府对疫情完全不上心乃至有意放纵，而是说当时伊朗在对疫情的认识上还没上升到一定高度。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甚至视停工停学为敌对国家的阴谋。每个国家有各自的国情，尤其是伊朗目前所处的环境的确波诡云谲，所以我并不打算评价伊朗的这一举措。只是如果我们单纯从防控疫情的角度而言：伊朗的行为可能有自身的理由，但对防控工作是极为不利的。上文所提及的大型宗教活动和投票活动正是伊朗在疫情初期对形势估计不足的体现。

从我国的防控经验来看：确诊患者当然需要隔离治疗，而疑似病例以及与确诊患者有接触的人也该进行隔离。意大利方面尽管很早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意大利当时只是收治了那两名确诊患者，却并没倒查他们的活动轨迹并对接触者采取动作。在本次疫情中意大利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当德国、法国等几个欧洲大国在积极援助中国疫情时意大利却把“对抗病毒”的舆论转向“管制某些特定族群”。意大利把病毒和特定族群联系在一起，于是意大利的防控工作成为针对特定族群的防控：意大利方面收治了那对武汉籍夫妻，但完全没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意大利当地人采取任何行动。意大利把来自中国的游客以及意大利籍华人作为防控对象，然而与此同时意大利本土族裔仍在四处随意走动。事实证明恰恰是华人在本次疫情中扮演了自觉者的角色：从2月3日起意大利就开始从中国撤侨，2月16日意大利又从钻石公主号上撤回35名意大利侨民。本来撤侨是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表现，意大利的反应也算迅速及时，问题出在归国侨民的管理方面。撤侨回来的意大利华人基本都能自觉在家隔离，反而是意大利本土人士回国后基本上就分散四方。事实上病毒极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已开始悄然扩散开来。意大利人的性格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即使在疫情当前之际他们还在鼓吹血统优越的白人不会染病、戴口罩不自由等奇谈怪论，仍固执己见搞什么橘子狂欢节，毫无疑问这都加剧了疫情在意大利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