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应对蝗虫灾害紧急援助项目的首批物资抵达巴基斯坦。当日凌晨2：13分，东航一架大型全货机从上海浦东机场起航，直飞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机上载有灭虫设备14台、灭虫药剂250桶，还有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1.4万份，合计重量69.91吨。对此，有评论称：你助我抗疫，我助你灭蝗，愿中巴友谊之树根深叶茂，万古长青。

1956年12月，周恩来首次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中巴建交后，巴基斯坦对华有一些友好的表示，但不久两国关系就笼罩上了一层阴云。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势力的蔓延，在全球范围内拼凑各种军事结盟组织。1954年9月，巴基斯坦加入美国操纵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次年9月，巴又加入美国扶植起来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再加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中国不同，这似乎注定了中巴之间的敌对关系。

面对加入西方阵营的巴基斯坦，毛泽东展现出战略家的眼光、胸怀和智慧，他没有采取指责、排斥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予充分理解和宽容，主张加强沟通交流以消除彼此的猜疑和顾虑。在毛泽东看来，中巴两国有很多共同点，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友好关系。亚非会议后，毛泽东接见巴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

关于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巴美结盟问题，毛泽东坦诚表达了中国的态度：“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中国的种种做法赢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赞赏和信任，为中巴关系的改善扫除了许多障碍。

“我们之间决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引起争端”

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热烈欢迎，两国友好往来随之增多。

当时中巴友好合作的一大障碍，就是边界问题。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相接壤，历史上两国之间的这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1961年3月，巴基斯坦提出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经过多次会谈协商，1963年3月2日，中巴两国外长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这个协定既巧妙避开了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又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消除了可能发生冲突的重大隐患，为加强中巴合作打开了通道。签完协定的第二天，毛泽东以愉快的心情会见巴外长布托率领的巴政府代表团。毛泽东说：“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发展。”“现在中巴边界问题解决了，你们放心，我们之间决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引起争端。”

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的印军士兵

巴基斯坦多次请求中国出兵进行支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9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对印军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印方拆除它在中锡（锡金）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工事，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接到中国照会后，印度担心中国会介入印巴冲突，很快按中方要求全部撤走它在中锡边界中方一侧的军队，并拆毁了工事。

中国政府在准备军事干预的同时，开始积极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9月17日，中国、印尼、巴基斯坦三国军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达成了援巴军用物资的协议。针对巴军急需坦克的情况，中国政府甚至决定从中方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出一部分用来援助。中国的照会及其采取的相应行动引起了美苏等国的震动。9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限令印度、巴基斯坦在3天内实现停火，第二次印巴战争随即进入尾声。

印巴停火后，9月30日，巴基斯坦总统派自己的政治顾问法鲁克到北京对中国的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访问中，法鲁克代表巴方试探性地提出：希望中国帮助他们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修建一条公路。尽管中方深知在海拔最高、地形复杂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修路的巨大难度，但从密切两国友好往来、冲破超级大国封锁的角度考虑，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给了法鲁克满意的答复：愿意同巴携手修路。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乔冠华高兴大笑

在巴基斯坦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感人肺腑的话：“宁舍金子，不舍中巴友谊。”由此可见，中巴友谊是已经深入中巴两国人民血液与骨子里的民族情感，是已经超越一切利益之上的民族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