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还是那个病毒，但有些人的眼睛发生了变异。
意大利对该国北部下了“封城令”。
有人还记得，当初武汉“封城”时，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指责、挖苦和嘲讽吗？国内一些皿煮人士还借机，跟着节奏冷嘲热讽。
而对于，口罩难求，核酸检测试剂盒和病人的收治，这些过去西方媒体在中国疫情高峰期时重点炒作的问题，如今在欧美遭遇疫情暴发之际，似乎也重复了中国当时的境遇。但是，他们给出最后“答案”，似乎并没有不同。
他们又习惯性地强调制度的不同，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区别。
不过，谁被打脸，谁心里知道。
封城
连续两天，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1200人以上。这让意大利超过韩国，成为在中国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当地时间3月8日18时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最近数据，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7375例，死亡366例。
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了紧急“封城令”。将在伦巴第大区和该国北部和东部的其他11个省封锁至少1600万人，强制隔离将持续到四月初。具体隔离时间将视疫情发展情况而定。
还有欧洲媒体当时称，中国的做法是“反应过度”，隔离防控措施会变成充满歧视的“管控工具”。而在中国国内，一些人也跟着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节奏，在社交媒体上对“封城”和“区隔防控”措施挖苦、嘲讽。
英国BBC则宣称，中国的“封城”措施没什么意义，因为时机已经错过。如今在意大利做出“封城”决策后，BBC的文章又在质疑这种措施的有效性，称这种办法已经为时已晚。
但是，已经有不少人在问，如果英国发生了类似意大利这种疫情，能坚持着在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不封城么？
仅在北部的伦巴第大区，就有超过200名医护人员感染，占当地感染人数总数的12%，军队医生已经开始支援民间机构的医院；最近退休的医生、尚未毕业的护士，都已被动员投入一线救治工作。
所以，这时候如果不再控制病毒蔓延，局面很可能是导致意大利医疗系统的崩溃。到那时，意大利将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
据意大利媒体8日透露，伦巴第当地预留给重症患者的120张ICU病床也迅速挤满。新添加的200张重症治疗床位后，预计也很快会耗尽。意大利麻醉医生和重症医生联合协会主席Alessandro Vergallo在本周表示：“以目前的程度，我们不可能再坚持超过一周。”
疫情严重的韩国，在情况最糟糕的大邱也是首先实施“封城”措施。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面对人口密集，疫情突发的状况，最终也还是选学习中国的方法来控制局面。欧美国家一直以为对抗大规模传染病还有其他“答案”，但最后还是会用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
戴口罩or不戴口罩，这在中国不成为问题，在国外却成为很多华人的纠结。尤其是在欧美国家，不单是从政要到卫生部门都在强调未患病不需要戴口罩，民间也形成了强大的“死也不戴口罩”文化。
在美国，彭斯彭总指挥多次对国民喊话，不得病的就不要戴口罩，把N95留给医护人员。而美国CDC也一直说，口罩不能有效阻止普通人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朋友说，他们在地铁站看到戴口罩的华人被极端分子辱骂、推搡，还差点儿打起来，然后告诫说，在美国其他族裔民众眼里，人只有感染了比较严重的传染病时才会戴口罩。
欧洲的情形也差不多，几乎所有欧盟国家的卫生部长都发表过“口罩无用”、“正常人不要买口罩”的言论。
法国到9日已经确诊1095例，法国卫生部下属的卫生总署署长在采访中仍强调“要勤洗手，戴口罩并没有用”。
官员以身作则，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有身在比利时的朋友告诉刀哥，即使疫情正在步入暴发期（截至9日，累计确诊239例），在比利时街头仍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很多人互相打招呼仍然行贴面礼，有的人咳嗽打喷嚏也毫不避讳。
在已经确诊6387例的意大利，此前有一名议员戴口罩进入议会遭遇群体嘲讽，他在发言中强调“戴口罩是为大家安全着想”并情绪激动地建议“如果你们是聪明人，早就应该戴上口罩了”，然后怒摔话筒。
苏黎世大学预防医学专家蔡黛华博士近日接受采访时谈到瑞士人对“戴口罩”的态度：“在瑞士戴口罩的人，一是要去医院探病；二是生病的人，或是自己身体处于虚弱状况的人，例如癌症治疗的人，若他们因病还得出门办事，就戴上口罩。除非必要，不然生病的人是不应该出门传染给大家的。
而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一批研究生展开了一项关于在欧洲戴口罩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欧洲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口罩是重病以及医嘱时才需要戴的东西”，多数当地受访者看到街头戴口罩的人会感到“不正常”，加上当下的新冠疫情，不安、恐慌、害怕的情绪油然而生。
怎么解释和面对这种差异？有不少华人由于“不愿被他人嫌弃”而选择放弃戴口罩；有些人的思路就比较清奇，比如有华人在媒体上撰文说，英国人不戴口罩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因为英国人与人之间非常信任；而中国是低信任度社会，人怕别人传染给自己，所以都要戴口罩。
更有人称中国是“口罩国”。
实际上，欧美人也不是一开始形成反口罩文化的。
其中的“异类”是美国旧金山市，在1918年9月疫情还尚未大规模爆发时，旧金山市公共卫生部主管就进行了全城动员，并联合一些组织，刊登了整版的联合声明，号召人们佩戴口罩以保性命，告诉人们口罩对流感有着99%的抵抗力。
经过共同的努力，旧金山以远低于预期死亡率的成功，度过了第二波流感。熬到了11月底，全城开始摘下了口罩，以为度过劫难，但是这种乐观是暂时的，两周之后第三波流感打了个回马枪，这次死亡人数也竟然有第二波死亡人数的一半。
事实上，欧洲人较少戴口罩是在二战后。近几十年来，欧洲重视医疗保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瘟疫，让欧洲人有一种“健康自信”，觉得流行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此外，戴口罩也涉及政治因素。欧洲国家因担心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大多制定有“蒙面禁令”。德国1985年就通过了这条法令，禁止游行示威者用口罩等蒙面，从而妨碍辨别身份。2018年，荷兰参议院通过了禁蒙面法，禁止在公共场合、公共交通以及教育机构，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建筑物及相关院子范围地区内，穿上覆盖整个脸部或遮盖住仅露出眼睛或使脸部无法识别的衣服，这些都是违法的。
随着这些国家疫情爆发期的到来，“全民口罩”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民主与专制
“中国的封城是专制，西方的封城是民主”。这种熟悉的论调，果不其然最后都会出现。
病毒还是那个病毒，但有些人的眼睛发生了变异。
在武汉宣布“封城”后，意识形态站队立刻活跃起来——粗暴、专制、限制个人自由等标签不分青红皂白地贴在中国身上。
甚至还有某皿煮人士忙不迭地拍上了特朗普的马屁：
“（如果大规模暴发发生在美国）特朗普将下令该市紧急状态，调运全国救援物资，亲到武汉，安抚人心。但不会封城，有法律风险。更重要的，聪明人的决策现实可行，不会盲目。媒体一律聚焦病毒连篇累牍，NGO云集为市民指导防范救援，社区邻里为被隔离者送温暖。疫情很快被遏制。”
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些西方媒体依然不愿意摘掉有色眼睛。
比如在韩国大邱出现疫情暴发后，《纽约时报》夸赞大邱采取了一种“不那么僵化”的方式对抗病毒，“与中国武汉所采取的严格封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还强调，除了捷克希望意大利更严厉地关闭国界，但是其他欧盟国家还是坚持要维持边界的开放的。
简而言之，欧洲还是那个开放的欧洲，跟集权的中国不一样。
体制上的差异客观存在，加上各国情况皆不相同，这必然导致应对上的差异，但面对病毒，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说不上优劣，更不无关善恶。
也许西方的一些媒体人，应该稍微有点耐心地再看看世卫专家是怎么说的，毕竟，他们是经历了实地考察的传染病学专家。
“世界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亏欠他们，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他有机会能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考察组在对中国进行9天实地考察后，考察组外方组长艾尔沃德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