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这些天，把周星驰扒出来看，从《喜剧之王》看到《新喜剧之王》，忽然发现一个问题：笑容逐渐凝固。

于是在这个鸟儿跳跃枝头的阳春三月，我搬个小板凳悲哀的思索一个问题：周星驰，为什么不好笑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周星驰为什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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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桥段大家都很熟悉，周星驰到西南政法大学演讲时，被记者问到“如何在电影中运用后现代主义”时，星爷回答：“我完全不懂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所以我觉得，不要用这些深奥的理论来定义周星驰电影。他只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演员，在艺术创作时脑洞深邃，一匹天马自由驰骋，划过一道星辉。

周星驰最突出的表演风格就是“无厘头”，在《九品芝麻官》里，包龙图被反派怼到死穴，千钧一发之际，老年痴呆症的老娘来了，手拿咸鱼大喝：“尚方宝剑在此！”在众人瞠目结舌时，包龙图拉走老娘并放话“我看气氛这么紧张，就让我老娘来活跃一下。”

这样天马行空的情节要怎么收场呢？还是老板娘一声饱含中国大妈精髓的嘶吼——“要死了！”打的众人作鸟兽散。

在这一段段不合逻辑的故事情节中，一个个奇葩人设也应运而生：无论是发育不良眼距超大的“酱爆”，还是高低错落、相印成趣的“俯仰二公子”，还是挖着鼻孔头上插花人间神经病的“如花”，都堪称“极品”。

而这种有悖常人的人物形象正是观众的笑点所在。他们的形象、思维、行动，都“好变态”，可是我又“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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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闹繁华的街市、逼仄灰暗的楼宇、粗盛大气的底层群众，是周星驰电影里的香港，充斥着烟火的市井味道。而在这个土壤里生活的“周星星”却有点与众不同，会从口袋里拿出镜子梳理刘海。为什么与众不同呢？因为他有梦想，不是一条风干发臭的咸鱼。

《功夫》里的小混混、《少林足球》里拾荒者、《破坏之王》里的服务生，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然而他们心怀高远梦想，用乐观豁达甚至是玩世不恭来漠视、隔离现实的不堪，沐浴着信仰光束在自我生成的世界里陶醉微笑。

不过，正是因为环境和身份的桎梏，他们的梦想因为遥不可及而产生荒谬之感。

《西游》第二部周星驰交由徐克导演，所以它带着典型的“徐老怪”风格，也就是奇幻武侠风，就更看不到周星驰的影子了。

16年大卖的《美人鱼》是周星驰执导及编剧作品，特效很好，画面很美，但同样令人笑不出来。首先，电影情节不是“陌生化”，而是“奇幻化”，题材是“日常化”的环境保护；表演风格上，邓超保持了自我“用力”演练的表演风格，不同于周星驰松弛的“无厘头”；人物设定上，林允不是奇葩，是智力和行动障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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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周星驰后期的作品，我不得不悲哀的承认，艺术是有生命期限的。已颓然老去的周星驰，难以再现当年那种元气淋漓的灵气和才情。他就像一位固执的老人，用既往沉淀的表演程式生硬的“套”已经瞬息万变的内容内核，乃至产生了一系列的尴尬和落寞。

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的爷爷讲故事，讲来讲去，都是不合时宜的老一套，所以当他扬起干枯的手向你挥动时，你实在不想再钻进他的怀里，闻那种带着脑油的味道了。

对周星驰执意要再造“喜剧之王”的行为，我理解他是在继续逐光而行，这束光，是喜剧电影给予他的幸福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