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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业强国有多坚韧?

为什么这么高?

有人认为北欧先天优势很足“人少资源多”。

比如挪威,自从1969年发现石油后,这个人口500多万的国家迅速蹿升到世界财富排行榜前列,目前拥有已破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也是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之一。

还有人口仅30多万的冰岛,依靠海洋渔业、旅游、可再生能源等成为人均GDP达7万多美元的国家。

但地广人稀、物产丰饶其实并不能完全解释北欧的富裕。看看瑞典就知道了,瑞典虽然林业、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却并不足以支撑这个人口1000多万的国家,瑞典靠什么变得强悍呢?

答案是工业立国

瑞典建立起了一套非常完备的,甚至是让英、法、德都不敢小觑的强大工业体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瑞典这个国家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工业,进而影响全球的。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国家,却依靠其强悍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冶金、材料、机械、电子、通信、高新技术领域全面开花,很多都做到了“高精尖”。

甚至有人认为,瑞典的工业实力在整个欧洲仅次于英、法、德这三个人口在6000万到8000万的大国。

瑞典工业到底有多牛?

细数一下我们生活中接触较多的瑞典品牌,涉及家具、通信、汽车、服装、电器等方方面面,比如宜家家居、爱立信通信、沃尔沃汽车(2010年被吉利汽车收购)、哈苏相机、H&M服装、ABB工业控制器、伊莱克斯电器等。

央视纪录片《大国重器》里曾提到徐工集团生产超大型吊车用到的关键设备之一——超大型卷板机,能把一整块钢板折成巨大的“U”形,这个卷板机就是瑞典品牌“Ursviken”,产自瑞典北部一个同名小镇。

有了冶金、材料、机械、通信等方面的能力,造火炮、车辆、飞机、舰船也就没有太大压力,所以瑞典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具备本国自主且完备的军工体系的国家,是武器出口大国,若以人均武器出口量来计算,瑞典是世界第三大武器供应商。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评价瑞典为“北欧小国,军火大国”。

今天在瑞典优势的出口项目清单中,不仅有火炮、各类雷达、运输车辆等常规武器,还有无人机、隐形战舰等尖端装备。比如被称为“欧洲战机三剑客”之一的鹰狮战斗机(其余两者为欧洲台风战斗机和法国阵风战斗机),世界著名的博福斯火炮,以及充满科幻感的“维斯比”护卫舰等。

在“二战”中,40毫米博福斯高炮就被大量出口,成为当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高射炮。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人口有800多万,跟瑞典差不多,但以色列只是在高科技领域有很强的竞争力,而瑞典无论高科技还是传统工业都很强大,同时还搞了这么多发明创造。

那么,瑞典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维京人的长船 图源: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有了长船这样的利器和抢遍四海八荒的野心,再加上当时欧洲各小王国既没有正常的征税体制,也没有海军,无法组织起一起像样的反击,维京人就在欧洲获得了四处横行的机会。

但只靠抢劫也不是长久之计,一段时间后,维京人在侵略的同时,也把妻小带了过来,在俄国、法国北部、英格兰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当地的国王也就顺水推舟,允许他们在此定居,条件就是停止掠夺。

于是,“维京时代”(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1世纪)结束,抢劫不再是主流,留在瑞典本土的维京人不打仗该干什么?

瑞典优质的铁矿石,丰富木材资源为金盆洗手的海盗们提供了“二次创业”的机会,他们去开发铁矿,然后用木炭当燃料来冶铁,瑞典最初的冶铁业就这样开始了。

但要让冶铁业真正发展起来,必须进行交换,这就需要强大的海洋运输能力,拿抢劫用的长船来运铁肯定不行。瑞典那时的造船业不算发达,运气却足够好,因为“汉萨同盟”来了。

13世纪前后,欧洲大陆混乱不堪,政府无力保护商人们的利益,于是各贸易城市的商人为了自保,就以各自的城市为单位结成同盟,“汉萨同盟”就是其中一股很强大的财团力量,主要以德意志商人为主,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就相当于威尼斯商人在地中海的地位。

“汉萨同盟”长期在波罗的海沿岸寻找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卖,发现瑞典的铁很不错,于是就去找瑞典国王谈判。

瑞典当时非常穷,对商品交换的欲望十分强烈。“汉萨同盟”提出,瑞典可以把铁矿经营权交给他们,他们利用庞大的分销渠道卖铁后给瑞典分成,瑞典国王当即就同意了。

瑞典的铁矿就这样入局了由“汉萨同盟”操盘的贸易体系。此外,厄勒海峡的鲱鱼(鲱鱼,尤其是咸鲱鱼是15、16世纪中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是很多人冬季的主要食物依靠)、英国的羊毛、比斯开湾的食盐、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木材和蜂蜡、德国的毛皮和小麦等,也都在“汉萨同盟”的控制下畅通无阻,形成了一个专业化和相互依赖的分工格局,瑞典的铁矿能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同时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外国产品。

▲“卡玛尔”联盟区域

丹麦不仅向“汉萨同盟”的商船征收“过路费”,还偶尔动用海军力量恐吓其商船,双方不断爆发冲突。

就在“汉萨同盟”与丹麦“互掐”时,瑞典贵族也在努力摆脱丹麦统治,于是“汉萨同盟”果断出钱支持瑞典造反。瑞典几经战斗,于1523年获得了独立,领导瑞典人民战斗的古斯塔夫·瓦萨被推举为国王,成为现代瑞典的第一位开国者。

古斯塔夫·瓦萨是个狠角色,他把矛头一转就对准了助其夺权的“汉萨同盟”。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汉萨”商人在瑞典炼的是生铁,运到德意志地区精加工,变成条形铁,价格翻了好几倍,大块的肉都被“汉萨”商人吃了,瑞典只能喝汤。

“汉萨同盟”是很松散的商人联盟,敌不过瑞典这种实力日渐增强的新兴民族国家,很快就被赶出了瑞典冶铁业。

接下来,瑞典就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冶铁业,出台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德意志地区的铁匠移民到瑞典,从而获得生产条形铁的技术,算是进行了产业升级。此后瑞典用了将近100多年,才慢慢把其生铁产量和条形铁产量的比例扭转过来,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

就这样,瑞典靠冶铁起步,利用“汉萨同盟”的运输能力入局波罗的海贸易体系,然后依靠国家力量把铁矿经营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等待其开枝散叶。

▲1470-1780年荷兰和欧洲其他商船队的运载量<单位:吨> 图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跟“汉萨同盟”一样,荷兰商人也看中了瑞典铁,他们不但给瑞典投资,还带来了欧洲的“高级工匠”瓦隆人(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主要居住在荷兰、比利时等地区)。

瓦隆人的冶铁水平比德意志铁匠更高,帮瑞典人再次升级了他们的冶铁技术,荷兰人这么做也是为了拉拢瑞典加入自己打造的商业贸易体系,毕竟如果少了瑞典的优质铁,这个体系就出现了一个缺口。

在荷兰人带来的技术和资金的催动下,瑞典冶铁效率倍增,1604年铁条产量翻了一倍。

更重要的是,瑞典在本世纪初期继续“开挂”。

随着欧洲各国冶铁业的不断发展,炼铁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初是小型吹炼炉,在炉内相对低温下,通过木炭还原制铁;之后,人们开始把炼铁炉做大,大到需要用风箱来鼓风;再后来,风箱大到需要用水力来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炼铁所需的木材也越来越多,很多欧洲国家逐渐发现,木材不够烧了!

那个年代,虽然也有一些家庭用煤炭取暖,但煤炭作为燃料被广泛用于工业还是18世纪蒸汽抽水机发明之后的事(煤炭开采会在坑道产生大量积水,在蒸汽抽水机发明之前是矿井的最大威胁),所以当时木材不仅是建筑业、造船业等的重要原料,还是冶铁业的重要燃料,木材短缺完全能卡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脖子。

1717年,英国威尔士建了一个炼铁高炉,点火时间却被推迟到四年以后,因为要攒够三十六个半星期的木材。英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炼钢厂,一年要消耗2000公顷的森林,这对森林覆盖率只有12%左右的英国来说是搞不起的;法国森林覆盖率比英国稍多一些,能够冶炼一部分铁,但也只能自给自足,不能出口。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18世纪前,树木是重要能源,18世纪前的文明是木材和木炭的文明,正如之后是煤的文明一样。

在运输金属和燃料成本都很高的年代,同时拥有铁矿和大量森林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发展状态,瑞典恰好就是这种“两项全能”型选手。

瑞典铁也就能迅速在欧洲建立起更广泛的声誉,某些类型的铁条甚至被公认为是炼钢的上等原料。

在这么好的机遇下,瑞典政府也没闲着,提出了鼓励冶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成立了专门管理全国矿物工作的部门,实行促进本国铁出口的重商主义(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政策,这一系列措施如烈火烹油,让瑞典冶铁业实力更加强劲。

瑞典当年的铁贸易,有点像今天的石油贸易,能靠出口铁获得巨额收入。有钱之后的瑞典不甘心只是待在冰天雪地里炼铁,于是,从17世纪初开始,瑞典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也就是瓦萨的孙子,进行了一系列狂风暴雨式的改革,比如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同时期欧洲各国军队都是雇佣军,纪律性和忠诚度都很差),这是瑞典的发明,使其一下子多出来几万大军;以瑞典工业为核心,组建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瑞典优质铁锻造的铁炮,威力惊人,英国、法国等都来订购,瑞典的军备工业由此兴起;古斯塔夫还使炮兵成为独立兵种,并采用更加灵活的战术。

瑞典没有自废武功

冶铁业开枝散叶

瑞典的好运气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

18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英国人瓦特于1776年改良了蒸汽机,此后蒸汽机被用于矿井抽水,煤炭就能进行大规模开采了。全球工业发展的风向就此急剧转变,工商业中心由之前聚集于森林边区转向煤矿区,这对靠木炭优势起家的瑞典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

▲18世纪的欧洲工业和商业

有几百年的炼铁经验的瑞典,决定依靠质量取胜,怎么突破呢?

瑞典当时总能挖出各种奇怪的矿石,比如从一个叫伊特比(Ytterby)的小村子里挖到一种石头,里面就含有7种稀土元素。瑞典人觉得,要想把冶金搞出点花样,就得研究清楚矿石里的成分,精确掌握里面的各种元素,这刺激了其化学工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能看到,18、19世纪的瑞典群星璀璨,涌现出诸如诺贝尔、舍勒、贝采里乌斯等顶级化学家。他们的研究基本围绕冶金展开,比如诺贝尔发明甘油炸药,最初就是为了炸山采矿。

值得一提的是,人到晚年的诺贝尔为加强瑞典的国防工业,花130万克朗买下了博福斯—古尔斯邦公司,主要生产钢铁和炸药,在诺贝尔的苦心经营下,公司逐渐壮大,成为著名的世界军火“百年老店”博福斯公司,上文提到的博福斯火炮就是这家企业生产的。

瑞典人在化学上的突破,反过来又使其冶金工业得到极大提升,比如转炉炼钢最早是瑞典人实践的,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技术是瑞典人发明的。

可以说,冶铁业是瑞典工业的“鼻祖”,“开枝散叶”衍生出了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等产业。

与此同时,瑞典其他原有产业也在“老树开新花”,最典型的就是伐木业和造纸业。瑞典木材业借助于水力锯木机等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工业革命后欧洲各国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建筑木材;而各国对纸张的巨大需求,也使瑞典不断改进造纸技术,成为世界最大纸张出口国之一。

除此之外,瑞典社会也发生了全新的嬗变。

经济政策方面:瑞典议会放宽了手工业、贸易等的管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社会主流;

交通和通信方面:1856年瑞典的铁路干线开始通车,到19世纪80年代初,铁路总长度已达5000公里,再加上电报创立和邮政革新,瑞典与各国联系进一步加强;

金融方面:与工业有密切关系的现代银行制度也建立起来,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商业银行等相继建立;

教育方面:为了让新技术得到推广,瑞典于19世纪中期实行教育改革,成为首先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

应该说,在工业革命的滚滚洪流下,富有创新力的瑞典人将原来的传统工业顺势一推,让工业化在全国次第铺开,钢铁工业、木材加工业、造纸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业成为其主要支柱。

从下图可以看出,当20世纪来临时,瑞典的人均工业化水平排在美国、英国、瑞士、德国、比利时等国之后,并不是特别亮眼,但也强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欧美列强中没有掉队(彼时清朝刚灭亡的中国,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工业化水平还处于惨淡垫底的状态)。

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但差点被美、英带歪了

20世纪最黑暗的一幕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瑞典以中立国身份避免了卷入战争,不仅保存了机器设备和整整一代青年劳动力,其外债还因一些参战国货币的贬值而得以减轻,瑞典很快就以非常便宜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还清了前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外债。

当然,对国际市场有较强依赖的瑞典也卷入了“一战”后的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2年工业生产降低21%,在1932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时,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推动建立福利国家,以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模式和分配领域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特征,凭借国家干预,瑞典挺过了经济危机,缓和了社会矛盾。

1939年秋,二战爆发,瑞典表面上虽然再次宣布中立,但却屈服于风头正劲的德国——瑞典和英国之间的贸易额断崖式下跌了70%,和德国的贸易额却上升了。

瑞典向德国出口的一是能生产军工武器的优质铁矿石,一度占到了德国钢铁原料的1/3;二是各种机械必备的滚珠轴承。瑞典凭此两样从德国换取紧缺的食品、医药和石油。

以致于有英国人愤怒地认为,如果瑞典停止向德国供应这些资源,二战至少能提前五个月结束。

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逐步胜利,瑞典才真正提枪中立,“果断”拒绝了德国。瑞典在两大阵营之间小心游走的态度虽然饱受质疑,偏袒德国也成为其抹不掉的污点,但也避免了自身工业生产能力遭战火荼毒,战争期间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0%,发了一笔“战争财”。

“二战”后,贸易自由化的浪潮袭来,瑞典又当机立断的抓住机会,开动自家完好无损的机器,向各国提供重建所需的产品,强化了自身工业竞争优势。六十年代的前五年,瑞典工业产值每年增长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5.4%,在欧洲国家中仅逊色于法国(5.8%)。

然而,瑞典的风光时刻是短暂的。

没过多久,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国相继“满血复活”,此外,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钢铁、机械制造、汽车等产业也对瑞典造成了严重冲击,瑞典制造业雇员人数大幅减少,工业竞争力渐渐下滑。

一向长袖善舞的瑞典这下也陷入了迷茫。

所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瑞典跟随美国、英国的脚步开始了“去工业化”,但美国等国家金融市场过度扩张、金融资产过度升值引起的制造业发展停滞让瑞典惊醒,又开始大力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步伐,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瑞典冲击有限。

瑞典政府当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

比如将竞争能力下降的造船、钢铁等传统优势部门收归国有;建造先进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研究开发条件,让企业自由去发展,而不再采取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培训传统行业的员工,使其流动到新兴产业;80年代以来瑞典建立了80多个科技园区,在里面搞产学研的融合发展,其中希斯达(KISTA)科技园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硅谷的世界第二大科技园区;设立基金,支持中小公司的研究与开发。

这样,虽然一些老的企业关闭了,但信息通讯、生物、医药、航天等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却发展起来了。

到了90年代初,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瑞典再次当机立断,摒弃出现亏损的小轿车生产,只保留在国际市场占明显优势的卡车制造业,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将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领域,大力发展电子、环保、能源、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爱立信、伊莱克斯等老牌企业焕发出新活力。

2018年,瑞典又对自己的工业化提出了新目标,瑞典《新型工业化战略》强调,工业必须站在数字化转型的最前沿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方法以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瑞典突出了“数字化转型”和“绿色生产”,力求把自己打造成为全球创新和商品与服务可持续性生产的领导者。

可以看出,在瑞典几百年的工业发展历程中,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冲击,瑞典都能让其产业“开枝散叶”或者“老树开新花”,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条件的基础上,让工业部门保持持续更新换代的能力是其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而支撑瑞典这种能力的,就是其强大的创新力。

瑞典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以上已有20多年,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比传统的创新强国美国都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