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刚刚被马来西亚踢出联邦的新加坡，种族关系紧张、失业率高、基础设施摇摇欲坠、自然资源匮乏，住房危机，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还有许多人吸食鸦片。

而60年后的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设施，全亚洲最好的大学，高科技制造业的领导者，也是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和物流中心。

这60年发生了什么？让新加坡得以发展的如此顺利，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一探究竟。

乱世重刑

1965年，刚刚被迫独立的新加坡是一片残破景象，住宅短缺，工业水平低，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而且马来西亚的保守势力也在对新加坡虎视眈眈。

而且当时的新加坡人并没有一个国家认同感，如何建立这个国家，并让它繁荣起来就要考验李光耀的智慧了。

首先面对的就是新加坡的乱象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政局动乱、社会秩序混乱、高失业率的国家，国内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李光耀认为乱世必须用重刑。

当时的新加坡，个人自由会受到限制，政治反对者会被监禁，宗教极端分子，种族主义者都会被压制。面对骚乱、暴力和吸毒进行零容忍。甚至包括公开鞭打口香糖 涂鸦和公共醉酒。

李光耀对潜在的潜在种族冲突和社会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就是严刑峻法。尽管这很可怕，但它确实在新加坡初期减少暴力和稳定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李光耀看来，首先要保障的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至于其他，要边吃饭边解决。而且新加坡在后期吃饭的过程中也确实取消了严刑峻法，改变了政府形象，减少了对公民的约束。

随着社会和政治形势的稳定，李光耀开始进行经济改革。

首先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住房

当时新加坡作为地球上最大的贫民窟人口之一，70%的人口居住在简陋的临时建筑中，只有9%可住条件较好的公共住房，“房荒”问题十分严重，“罢工”事件频发，社会极不稳定。

李光耀的解决方案就是出台土地征用法，政府可以低价购买私人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建造大量的经济适用房。

当然新加坡并不想养懒汉，所以居民需要以低价购买，为了让大家积累财富，可以负担的起购房款，新加坡出台了中央公积金政策。

该政策强制将一个人的收入的一部分存起来，公司也将缴纳一部分，称之为中央公积金。是不是很耳熟，没错，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就是参考的新加坡的这项政策。

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居住在贫民窟的所有公民都得到了安置，大多数人开始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

截至1990年底，新加坡的住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89.8%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这让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类似国家地区的极端房价。

转口贸易

当时新加坡 没有资源，也没有制造业，而且与邻国关系紧张。既然无法利用马来西亚的资源和市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运用其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转口贸易。

把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强大经济体，通通转化为自己的腹地，从而赚取比单单依靠马来西亚市场丰厚得多的经济利益。

吸引外资

为此，李光耀想尽一切方法吸引外国投资首先是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并在国民教育中着重培养国民的英语能力，让新加坡所有人都可以流利的用英语进行交流。

消除与欧美先进国家之间的语言隔阂，方便外商与新加坡人合作做生意，或是聘请当地人为其工作。

第二就是早年发展新加坡的工业时，集中资源发展造船、炼钢等与海洋航运相关的产业。

第三就是保持新加坡的低税收和对经商友好的法规。

比如在十年内完全免税，禁止成立工会，并且新加坡法律禁止罢工，并积极鼓励企业在面临罢工时解雇所有工人。

当然对于劳资纠纷，新加坡也设置了很多解决渠道，争取从源头解决矛盾，但是对于罢工，新加坡政府一直是非常强硬的。

除此之外，政府还开始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并创建庞大的现代工业区。

因为这些政策，很多简单型、劳动密集型的外国企业开始涌入。在短短 10 年内，新加坡的经济每年以惊人的 13% 的速度增长。

建立国企

初期的新加坡基本没有自己的企业家阶层。缺乏资金和技术很难让新加坡人建立自己的大企业，如果只甘心做一个货物中转站，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加坡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光耀组织了一批有才华的公务员和国际商人来打造高效的国有企业。

这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钢铁、钢铁和化学制造等许多资本密集型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就是盈利。

新加坡国有产业不断经历转型，从最初的造船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到后来的石油化工与高科技产业，一直是新加坡经济的中流砥柱。

事实上，尽管新加坡资源匮乏，但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精炼石油生产国。

反腐

但是随着经济开始越来越依赖政府，腐败问题开始发生，对此李光耀采取了严厉措施治理腐败。

首先是大幅增长政府官员工资，高薪养廉，减少公务人员从事腐败的欲望。

其次是给予反贪局最大的权力，李光耀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而且，李光耀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

其三，定制严格的反腐败法，新加坡出台了很多针对性极强的法律法规，对国家行政管理的人员规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属于其监察对象。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其四，在新加坡更容易营造廉政氛围，公众被反复提醒腐败的危害与后果。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几乎为零。

当然新加坡反腐的成功，也与新加坡国家小有关，行政梯度较短，这对反腐工作帮助很大。

如今，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腐败问题的解决大大提高了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增强了投资者信心。

但李光耀不希望新加坡总是专注于简单的廉价制造业。

发展教育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只有人力资源是没法被挖尽的资源。

因此，建国初期，尽管国内经济凋敝。李光耀仍然对教育事业大力投资，进行全民平等教育，重视教育和就业的关系，支付外国公司培训工人。

这反过来又带来了更多技术性公司，从而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税收，然后继续用于对教育进行再投资。这创造了生产力提高的正反馈循环。

到1980年代，新加坡已涉足石化、制药、先进计算机组件、造船、化学制造等行业。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一直稳步上升，其GDP占比大部分年份维持在20%以上，比例超过同期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成为亚洲新兴的工业国。

国企改革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到90年代，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对最赚钱的国有企业采取了部分私有化的模式，政府在国有企业中同时兼具管理者与股东身份。

为使这两种身份被有效“隔离”，新加坡建立了以淡马锡为代表的国有控股公司这一平台。

并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政府——国有控股公司——国有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

该模式之精髓在于将政府定位为一个无为而治的投资者，不介入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保障国有控股公司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促使其代表政府股东积极行使对国企公司的股东权益。

这些公司有助于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填补市场空白。产生的收入用于进一步资助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教育。

发展金融

1968年10月，新加坡设立“亚洲货币单位”，开始经营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离岸金融业务。

1978年，全面放开外汇管制，实现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业的发展也恰逢其时，因为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得新加坡成为外国投资的物流和金融中心。

新加坡政府一直拥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规管，把税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并致力把这些特点向世界宣传。

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又成功让新加坡人形成超越了民族社群差异的强烈国民身份认同。

国民还是儿童时，就开始爱国教育，培养他们对新加坡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并将国民身份塑造成压倒所有其他民族宗教文化身份的第一身份，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这是殊不容易的。

新加坡人一直就有危患意识，李光耀生前不时发出警告，一旦国际形势大变，新加坡可能将不复存在。

「新加坡人必须不分种族，团结一致，才有活路」这种思想，从新加坡成立之初就植根于新加坡人的思想中，成为新加坡人国民身份认同的坚实基础。

而这股随时会「国破家亡」的危机感，也成为新加坡人发奋自强建设国家，造就傲人发展成就的推动力。

今天，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它经营着第二大港口，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它的人民拥有负担得起的住房，他们可以获得世界一流的医疗保健服务，他们的学生可以就读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校。

可以说新加坡一直很幸运，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全球航线之一。它很幸运地在20 世纪下半叶搭上了全球化的发展，很幸运的迎来了亚洲的崛起。

但最幸运的可能是，新加坡遇到了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