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新加坡经济社会状况整体向好，但还是有一个“定时炸弹”牵动着大家的焦虑情绪——国人近视率的不断上升。
不断攀升的近视率张牙舞爪地宣告着，这个热带小国将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视力危机。如今，新加坡青年人的近视率已经到达了80%，新加坡也被因此被称为“世界近视之都”。
“我们已经和近视问题纠缠了二十余年了，但如今情况不进反退，新加坡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近视了。”新加坡国家眼科中心（SNEC）高级顾问Audrey Chia（奥黛丽·贾）副教授如是抱怨。
更可怕的是，新加坡正面临的视力危机，也正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美国1971年的近视率大约是25%，而如今已经激增到了40%，英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这相比于东亚地区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情况，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东亚的青少年和儿童的近视患病率在84%到97%之间，其中，中国较大的学龄儿童的近视率可以达到76%甚至90%。此外，全球近视增长速率也在飙升，按照目前的态势，到2050年，世界上将会有一半的人口是近视。
近视本身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不是还有眼镜嘛。但是专家对此发出了警告：近视问题不容小觑，它是导致视力受损和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发现和治疗近视的过程会影响儿童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视力危机”呢？
“教育悖论”
相比于遗传，人们认为生活方式对近视率飙升的影响更大，其中“教育”格外被人们聚焦。
教育本身是一项非常积极的社会实践，但是由于现代世界中，儿童受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在教室上课，也就导致了户外活动的缺乏，繁重课业的高阅读量导致了用眼过度以及用眼错误，儿童的眼部健康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Ghorbani-Mojarrad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调研20世纪70年代英国将毕业年龄从15岁提高到16岁对近视率的影响。“数据图呈现出来的是，毕业年龄提高一岁即规定学龄增长一年，近视率就会有极其明显的一个突增。”
调研结果表明，室内教育可能的确对于近视存在客观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室内的照明方式与自然光的差异。
针对这个情况，中国已经有“模仿户外环境建造教室”的案例了：中山眼科中心在2017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与传统教室相比，师生更喜欢类似玻璃温室的仿户外教室。但问题在于，夏天和晴天的户外光照强度其实大于常规所需的光照强度，对视力也存在消极影响；此外这类教室的建造成本也是普通教室的两倍。
收入效应
与教育类似，收入通常与儿童的健康状况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中，高近视率与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呈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
图为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的孩子们在海港边玩耍。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孩子们在室内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近视率仍然维持较低的水平——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成人近视率仅仅约为20-30%。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低收入国家也缺乏诊断和纠正近视的医疗资源：非洲的社区报告中提到，人们很难获得基本的眼部护理，也很少有人有眼镜，这就导致近视的人群很难正常生活和进行沟通。
由此可见，虽然低收入国家的近视率普遍较低，但是近视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实际消极影响远大于高收入国家。
更令人担忧的是，眼部护理医疗水平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如果近视率开始有了高增长，近视危机就会更加严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且可能发生的问题，因为低收入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正在不断增长，这必然会导致青少年近视率的陡增。
疫情与隔离
“由于疫情和隔离的原因，儿童在室内的时间大量增多，我们正在进行数据分析，很担心疫情会对近视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奥黛丽说。
而来自中国的数据已经明确显示，疫情隔离确实对幼儿的眼睛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年度儿童的近视率，发现在疫情爆发之前的2015—2019年，6岁儿童中测得的近视率最高为5.7%，而2020年6月，经过疫情爆发初期约为5个月的居家隔离，该年龄组儿童的近视率飙升至21.5%。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疫情正对儿童的眼部健康产生实际且巨大的消极影响。
如何保护孩子们的视力？
面对这一现实的视力危机，大家都在寻求解决的办法。例如，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不同的策略，包括警告公众近视会影响特定领域的择业，进而导致一系列行业劳动力短缺；在先前推崇的眼保健操被证明不足以预防长期近视之后，将儿童的视频观看和游戏时长进行统一限制。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试图运用技术进步解决此问题。例如，新加坡正在大力开发特殊的隐形眼镜和框架镜，研发更具疗效的眼药水，并且开发红光近视疗法。
而对于一部分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提供更多的眼镜。国际奥比斯组织是一个为中国和印度的250万儿童提供低成本眼镜的慈善机构。有学者以此开展了调研，而对中国广东2万名儿童的研究表明，赠送一副均价不足30元的近视眼镜对儿童成长造成的影响，远超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力。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而低成本的干预措施，完全有机会扭转一个孩子的很多先天“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