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小山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充满着戏剧性。因为仅仅在半年前，革命党人倾尽全力、精心策划的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清政府看起来还是坚不可摧。

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仿佛一夜之间，大清帝国就轰然坍塌。

不过，辛亥革命只是推翻清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而这幅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则更令人意想不到，它居然是一个外国人策划的一场金融诈骗。

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历史就是如此的机缘巧合，或许说，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一、大清第一次股灾

早在1872年，李鸿章受到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的启发，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新型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李鸿章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股民之祖”。

清朝人，尤其是上海人，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刚一发行，就受到民间的热烈追捧。十年间，这支股票从原始股每股一百两白银被炒到了每股二百六十五两白银。这支股票的暴涨，带动了其他民族工商企业的效仿。从1880年开始，大清国掀起了一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甚至还催生出了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淮公司。

在真金白银面前，人们会往往会丧失理性。1882年9月2日的《申报》评论：“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那时的上海“全民炒股”，市民们甭管是在茶馆喝茶，还是在戏院看戏，所谈内容无一不是股票行情，有的甚至口头拍板成交。

也就是说，他们在买股票时，几乎是见了就买，连哪家企业发行的股票、企业生产经营什么、经营状况如何、赢利的前景如何，都可以一概不问，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股价会直线上涨，丝毫没有考虑过股价可能会直线下跌的情况。

1883年，由于矿业股票暴跌，清朝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破产关闭的企业商号多达400家。李鸿章甚至将此事上报朝廷，并深刻反省，可见这场股灾有多么的严重。

然而，这次股灾并没有湮灭中国人民心中对炒股的向往，毕竟人性里就有投机心理。更何况，只有这么一次股灾，并不能培养出人们在市场投资中的风险意识。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让人们反复经历市场的波动、盈亏的变动，让人们经常体会亏损、破产、倒闭、被套等噩梦，人们才会在投资时谨慎小心。

二、橡胶风潮

19世纪末，随着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橡胶作为轮胎的必备材料，成为当时全世界的朝阳产业。

伦敦、纽约等股票市场上橡胶热潮异常高涨。虽然当时中国处处落后于世界，但是在炒股上我们并不后知后觉。1909年，上海的橡胶股票交易立即升温，当人们看到英商渣华橡胶公司的股价从每股9两迅速上涨到30两，大家都疯狂了。

但是，当时的橡胶股票，只对洋人出售。那些住在上海的洋人也被股票风潮吹得云里雾里，不舍得把一夜暴富的机会分给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只能瞪眼干着急。

这时，一位叫麦边的国际友人向中国人伸出了温暖的双手，他在好几家报纸上声称“ 英人麦边，鉴于橡皮世界指日可待，特成立兰格志橡皮公司，发行股票，欢迎商民购买。”

市民们被国际友人的真诚深深的感动了，他们在好几家大报上都看到整版整版有关兰格志橡皮公司的报道，该公司实力雄厚，资金充足，在新加坡拥有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园，此外还从事木材、石油等行业。公司以商业开发为羽翼，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目前已经在英国伦敦上市。

除了报纸，市民们还能走进电影院，免费观看兰格志橡皮公司的企业宣传片。宣传片里，公司在新加坡的橡胶种植园一望无际，一棵棵橡皮树昂然耸立，许许多多的工人穿着短衫短裤，佩着橡皮刀，走来走去地割橡皮。

走出电影院的市民们不仅被电影这种新鲜事物所折服，而且脑子里始终回荡着兰格志橡皮公司股票每年分红达45%的数字。而且因为今年橡胶大丰收，公司业绩实在是好的不得了，所以公司可以早发红利，每3个月就给股东们每股高达12.5两的股息。

不但如此，还有好几家外资银行，包括鼎鼎大名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宣布，它们可以接受兰格志橡皮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

上海市民开始疯狂抢购兰格志橡皮公司股票，“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根据当时的《国风报》记载“此风披靡上海，各官商竞向钱庄及外国银行调用款项，投机若狂”，甚至连上海道台菜乃煌都一心扑在炒股上。除了个人，各个钱庄、票号也迅速跟进，这些钱庄、票号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吸纳着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大量购进该公司股票。

据《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一书中引用到的史料所述，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橡皮股票，除20%为在沪外国人购去外，其余80%均为华人所购。

在这众多疯狂的股民中，有一位叫施典章的四川人，他是川汉铁路总公司总收支及上海办事处保款委员。他眼见橡胶股票如此火爆，便私自动用了川汉铁路公司的公款，购买了485股兰格志股票。

（兰格志橡皮公司股票）

三、骗局浮出水面

20世纪初，新任四川总督锡良给朝廷上了一个“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的折子，用以应对列强抢夺四川铁路筑路权的野心。

1909年，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破土动工，首先修筑宜昌至归州段。朝廷没有钱，川汉铁路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即在田租的基础上征收附加税，每一亩税率为3%。作为一个内陆的农业省，四川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因此这种“租股”相当于“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荡产，敲肌吸髓而来”（《民立报》）。“租股”也等于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铁路的投资人，虽然他们并不十分情愿。

几年之内，“租股”征收到了1500万两左右，但是川汉铁路的预算高达9000万两。眼看一时修不起来，川汉铁路公司的高层就想拿这笔钱做些投资，看能不能想办法以钱生钱。这就是施典章从四川来到上海的原因，当时，他的手里共有350万两。

施典章拿着这笔钱全买了兰格志橡皮公司股票，然后坐等股票升值。兰格志橡皮公司也不负他的期望，迅速从每股市价1400两增长到每股1650两。

尽管此时卖出股票能赚一大笔，但是施典章觉得股价还能再往上涨，不妨再等等。

突然，全球最大的橡胶买主美国宣布对橡胶实行限制消费政策。紧接着，橡胶价格一落千丈，上海股市陷入恐慌。麦边跟公司员工说，他要回英国办点急事，马上就回来。结果他这一走，就拉黑了所有人，杳无音信。公司的中国员工觉得不对劲，立刻检查公司的资产，发现账上的钱只够去吃一顿黄焖鸡米饭。

此时，那些给兰格志橡皮公司站台的外国银行纷纷宣布，该公司的股票无法再在银行抵押，并要追回前期的押款。

所有人如梦方醒，原来他们都被骗了！无数股民倾家荡产，多家钱庄关门歇业，上海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百业萧条，人人自危，连跳楼都需要排队。

原来，麦边的兰格志橡皮公司虽然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从事经营橡胶园，发掘石油和煤炭及采伐木材等业务。但是一直业绩惨淡，入不敷出。他的公司根本没有宣传里所说的那样有大规模的种植园，以及强大的营收能力。他精心编造谎言，就像微商告诉你做他的代理马上就能喜提玛莎拉蒂一样，忽悠了无数人买他的股票。但是泡沫就是泡沫，虽然在阳光下看起来会五彩斑斓，但是它注定要破灭。

施典章凌乱了。

他迅速反应过来，一边拍电报将小妾和儿子都召到了上海，一边提取仅剩的8万两银子，准备跑路到香港。

四、盛宣怀的昏招

这次股灾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责令邮传部派出专案组，一定要严查川汉铁路公司相关领导私自挪用公款炒股的特大金融犯罪案件。

很快，还没来得及逃走的施典章就在上海被专案组抓获。但是，人虽然抓住了，但是他挪用的巨额公款却是追不回来了。而且，因为施典章曾经在琼州和广州当过知府，算是体制内的同志，所以清政府网开一面，只把他交给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定为一万两，缴清后就可以释放。

你“刑不上大夫”也就算了，问题是因为施典章投资亏空的300万两怎么办？那可都是四川的父老乡亲的血汗钱。

盛宣怀认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不应“慷国家之慨”，所以决定不予承担” 。

问题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是清政府强迫四川人民缴纳的，此时清政府说自己不予担保，这不是耍流氓吗？

盛宣怀还以这个金融案件为借口，说明铁路建设确实不适合商办，1911年5月他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很快，他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为投资抵押。

你收回了铁路路权，还不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这是想上天吗？时任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看到这个方案非常震惊，他认为这个政策会引起民众的坚决反对，进而动摇国本。但是盛宣怀满不在乎，他高估了清政府的威望，以及老百姓的支持度，强行推出了这个政策。

盛宣怀明显误判了形势，在上个世纪，前有曾国藩等汉族士绅，后有义和团等基层民众支持大清朝的统治，但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威望已经零落成泥碾作尘，在民间，在海外，推翻清政府已经成为一股心照不宣的共识。在四川，早就有革命党人深入基层进行宣传，“仿金田起义故事，远近同情者百余处”。

不出王人文所料，这波操作彻底惹怒了四川人。著名报人邓孝可写出一篇讨伐盛宣怀的雄文——《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文章告诉四川人民，看起来浓眉大眼的盛宣怀其实是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他将铁路收归国有，只是卖国求利的第一步，他下一步还要将各种税收与厘金，统统交给外国人管理生息，反正就是良心大大的坏。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本来闻讯前来镇压的军警到场后，也被罗纶的演说所感动，纷纷痛哭，放弃了镇压。短短10天时间，四川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加入保路运动，人员多达10余万。

总督王人文对保路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他说：“四川总督是朝廷派来代四川人办事的，四川人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总督有代你们转达的责任。你们就将方才说的要求递交呈文，我立刻代你们电奏，并代你们力争。一争不行就再争。哪怕为此丢了官，能尽到总督的责任，我王人文心里也高兴。”

然而，朝廷认为王人文软弱无能，就撤了他的职，改派强硬派的代表人物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在盛宣怀的影响下，皇族内阁对各省反对集会下达“倘敢纠众作乱，格杀勿论”的指示。赵尔丰上任后，立刻血腥镇压群众，仅在成都总督府门口，就一次性开枪打死了32名请愿群众，并逮捕了保路会的领导成员，准备押解进京，这就是有名的“成都血案”。

赵尔丰的铁血政策没有扑灭群众的怒气，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四川各地人民揭竿而起，全省燃起燎原之火。面对刚刚成立的20万人的保路军，清政府被迫从湖北调集新军两个团前往四川镇压。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由于湖北内部空虚，革命党人乘机在武昌策动起义，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被迫退位，清朝灭亡。

面对历史的偶然，清政府一意孤行，无视民众的利益，以武力的方式进行弹压，实在是愚不可及。茅海建教授曾在分析三元里抗英时指出，清朝的民众可能不太懂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真谛，但是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对抗，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计而被迫造反一样”。清政府以为7000万四川人会咽下自己投资打水漂的苦果，反映出统治者对现实世界失去了基本的认知。他们硬是将民众推向革命党的怀抱，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王朝，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参考资料：

1、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版

2、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3、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马勇《容忍历史不完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年版；

5、隗瀛涛等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