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春节已过去一周有余，但对甚少归家的人们而言，那门前新贴的春联，丰富可口的年夜饭，还有父母精心布置好的房间，这些暖心的小细节仍历历在目。即使遇上热衷八卦和日常催婚的亲戚，也无需惊慌，只需和2016年上海彩虹合唱团推出的《春节回家自救指南》一般，“搓麻将到天明”，便可继续谈笑风生。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麻将市井粗俗，这下怎么却成了春节家庭和睦的利器呢？看来这麻将，并不简单。

春节回家搓麻将已成常事，有商家趁机推出“麻将汤圆”，取家庭团圆之意（视觉中国/图）

当之无愧的国粹

提起高雅，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围棋或象棋，但其实，麻将当中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丝毫不输。19世纪后期，在浙江宁波一带出现了一种名为“麻雀”的棋牌游戏。这副棋牌由竹子和牛骨制成，牌张可根据其牌面图案分成序数牌、字牌和花牌这三类，牌数最多可达148张。后来，这一游戏就如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那般，“不胫而走，遂偏南北“，而“麻雀”这一名字，也在口口相传时演变成了“麻将”。

虽说直到1875年麻将才以“麻雀牌”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上，但麻将的根源却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掷采行棋游戏“六博”，这种游戏深受王公贵族欢迎，后来还衍生出可叶子戏和骨牌这两种棋牌类型，而两者又衍生出许多种新棋牌，其中包括了马吊。马吊牌出现在明朝中叶时期，它 “四十页为一具，一页为一种，分为四门，自相统辖”。这种游戏必须四人同台，正所谓“谓马四足失一，则不可行”，因此命名为“马掉”。马掉的牌面常印有“文”“索”“万”和铜钱图案，而古代常用线索将铜钱吊成一串，久而久之，名字也变成了“马吊”。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马吊牌即麻将的原型，但若仔细探究麻将的打法，便会发现当中还揉杂了其他同一时期的叶子戏的玩法，比如碰和牌。在《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贾母、凤姐和鸳鸯玩的就是碰和牌，它具有详细的碰牌和杠牌规则，并在这基础上衍生出花将牌，而后者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麻将的前身之一。

每一张麻将牌的来源和设计大有玄机（资料图/图）

小小的麻将牌，每一张都各有含义，除了筒子、索子和万子这三款序数牌外，还有 “东、南、西、北、中、白、发”这六款字牌。“发、中、白”被视为是依次指代“天、人、地”这三才，它们与指代方向的“东、南、西、北”一同构成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此外，麻将的八张花牌以梅、兰、菊、竹为首，这古代“四君子”出现在麻将桌上，也被解读为是传统君子文化的象征。

与此同时，各地打麻将的习惯反映了地区鲜明迥异的文化特征。以南方麻将为例，按照不同麻将规矩，可划分成长沙麻将、广东麻将、四川麻将、武汉麻将和杭州麻将。其中，长沙麻将讲究节奏，武汉麻将讲究算法，而向来有“血战到底”威名的四川麻将讲究的是气势，一家胡牌后还要继续打下去，直到决战出一人胜负方才罢休。这些打法都是由当地人民在当地人文的基础上改良形成，因此怎么玩，反映的是一方风土情。在对外开放的地区如广东，地区内部又会再分成鸡平胡、推倒胡、新章和老章这四大玩法，而这也体现了广东吸收众长、融会贯通的文化特色。由此看来，说麻将是国粹，那是再适合不过了。

麻将与“丧”

虽说麻将背后的学问大有渊源，但在近代不少文化名人看来，麻将只能使人丧。胡适在《麻将》一文中激愤批判国人沉迷麻将，直指麻将是继鸦片、八股和小脚后的中国第四害，甚至还算起国人每日花在麻将上的时间，说国人在麻将上损失了“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梁实秋也在《谈麻将》一文的开头就提起，在他第一次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时，一向严肃的父亲让他直接去有烟花柳巷代称的八大胡同，吓得他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谈麻将”。

麻将之所以有如此恶名，主要原因还是离不开两个字：赌博。麻将本是只作娱乐消遣之用，可当它掺杂了金钱利益时，就容易勾起赌徒的魂，使人上瘾。在明朝，当麻将还是叫马吊时，顾炎武就曾在《日心录》中痛斥：“万历之来，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

赌博是官吏腐败的现象之一，但社会的衰落却不能归罪于麻将——毕竟麻将只是一种游戏，它被用于何处，关键在于人。据南洋公学教师许指严于《十叶野闻》中考证，麻将流传至全国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894年甲午战败后，麻将从江浙地区传到了北京；二是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麻将从北京流向全国。在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人们的精神生活匮乏，一些人开始沉迷赌博，而麻将也渐渐与玩物丧志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麻将还曾是男权社会用来约束女性的产物。民国时期，许多夫人小姐因沉迷麻将遭到诟病。为此，学者贾钦涵在《玩物丧志？——麻将与近代中国女性的娱乐》一文中提到，尽管民国时期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民国社会的男权特性本质不变，容纳新女性的社会空间有限，而这会导致女性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对自身的社会和家庭身份认同上产生错位，继而只能转向麻将，沉沦于玩物之中。

在张爱玲著名小说《色，戒》中，小说的开头第一句便是：“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讲的是王佳芝和三位官太太明面打牌，背地攀比丈夫财力地位的一幕。李安在作电影改编时，看中了这麻将桌上不露声色的较劲，将王佳芝和太太们打麻将的场面增加至四场。通过演员们打麻将时的神态，将当时男权社会的特征在这方正的麻将桌上尽数展现。

有趣的是，在20世纪后期的文学作品中，麻将成了女性寻求自主幸福的道具之一。1989年，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出版了《喜福会》，该小说讲述了四位在1949年移民至美国的中国妇女组建“喜福会”社团，定期搓麻将聚餐的故事。在故事中，麻将成了四位飘荡海外的母亲对抗生活艰难的工具，自然也成了书中女性自主独立的象征之一。

麻将的用武之地

麻将可不止让人“玩物丧志”，对更多人而言，它的意义还有许多。梁启超本人就对麻将有相当高的评价，说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炼坚忍精神“；傅斯年更是亲自在《申报·自由谈》撰文谈麻将蕴涵的人生哲学，他指出，打麻将讲究时机运气，而这与中国人的天命论不谋而合。

2017年7月3日，在美国纽约布赖恩特公园，麻将爱好者参加“麻将马拉松”活动。（新华社 王迎/图）

而在外国人看来，麻将成了他们探索中国文化最有趣的渠道。它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其入门易、上手难的游戏规则吸引了不少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近代翻译家杜亚泉在《博史》中记载：“民国十年前后，麻将牌流行欧美，骨牌之输出，几成为巨额之商品”，在海外旅居的国人甚至会被聘为麻将导师。不仅如此，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甚至还衍生出一套成熟的新麻将规则，自成一派。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中国竞技麻将规则（试行）》，推行国标麻将的同时，也再次推动了麻将在国际上的发展，各国人民搓麻将热情也越来越高，甚至还成立了麻将协会。2007年，首届世界麻将锦标赛在四川峨眉山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144名选手参赛，其中外国选手达95名；2010年，第二届麻将世锦赛在荷兰举行，丹麦获得了该届世锦赛的冠军，而中国队仅居第二。

“六婶，三太公，大众开枱啦面似莲蓉，又放工，打餐懵，围埋砌几圈论呀论英雄。”香港著名歌手许冠杰在歌曲《打雀英雄传》的开头就呼唤起亲朋邻居，让他们在下班后相聚，齐打麻将“论英雄”，而这也成了当下不少年轻人在过年回家时的写照。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年轻人与老一辈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那些发自内心的关爱也随之成为定时炸弹。而这时候，麻将就成了双方交流的最佳途径，它的打法极具地方特色之余还富有趣味，双方在麻将桌上尽情过招时还能随心所欲地交谈，哪怕对桌的二姑在催婚，旁边的三叔在问工资数量，也无需介怀，待自己赢上几局，气也就消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