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团长叶锋在惠州水东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

在以广东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南洋华侨众多，在国破家散、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南洋东江籍华侨全力驰援东江军民抗战，谱写了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共赴国难的光辉篇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无疑是东江地区众多华侨团体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香港、南洋侨胞共赴国难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心怀祖国的海外爱国同胞，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支援中国抗战。其间，以香港和南洋为中心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得到蓬勃发展。

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闻名香港的爱国进步团体“余闲乐社”组织回乡救亡工作团，回到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动员沿海群众共同抗日，组织青年参与自卫武装干部训练班，领导各乡民众武装自卫，严防日军南侵。香港惠阳青年会、旅港海陆丰同乡会也先后组织华侨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在惠州、海陆丰一带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沿海乡村的广大青年群体。

南洋与广东隔海相望，抗战爱国行动也“一石激起千层浪”。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直扑东江大地。家乡沦陷的消息传到南洋，立即激起广大华侨保家卫国的热情。17万惠州侨胞闻讯后，更是义愤填膺、火速支援，不仅募集大批物资送回祖国，还动员大批华侨青年回乡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10月30日，黄伯才、戴子良、黄适安、官文森等爱国侨领，联合召集英属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荷属印度尼西亚的东江籍华侨代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惠州会馆召开了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经大会推举，吉隆坡惠州会馆总理黄伯才为总会主席，新加坡惠州会馆主席戴子良、槟城惠州会馆主席孙荣光为总会副主席，黄适安、官文森等侨领为总会委员。大会还派出黄适安等人率团回国调查情况，并联络香港惠属同胞合作救乡。

面对国仇家恨，同根同源的侨团竭尽所能、众志成城。

11月下旬，黄适安率领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代表团抵达香港。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党支部书记连贯，恰逢在港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的支持下，南洋、香港两地的爱国侨团走在了一起，把两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救乡救国的赤子之心，使南洋、香港以及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国侨胞联合在一起。

12月中旬，在中共东南特委的主持下，南洋惠侨救乡总会、香港惠阳青年会、旅港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爱国团体，纷纷派代表出席在香港举行的会议，积极商讨抗战对策。会议决定积极动员华侨青年参与保家卫国行动，并将回乡工作的服务团统一改编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不久，由南洋惠侨救乡总会派出的80多名吉隆坡华侨青年回到祖国，并带回了大批药品、棉衣等物资。大部分人一抵达惠州，就要求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部分人则代表华侨分赴遭受日军烧杀的各乡慰问同胞。这些青年，多在南洋出生，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员、学生，也有橡胶园工人、机械工人、汽车司机、矿工等。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人甚至从未回过中国，但在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携手唱着《再会吧，南洋》，向祖国献上最真情的告白。

从两个“团”到5000人的华侨抗战阵营

1939年1月，在党的支持和推动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淡水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的地点选在了隅园——晚清爱国名臣邓承修的故居，再次肩负起它的爱国使命。

根据大会决议，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以“在我政府领导之下，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明确在南洋惠侨救乡总会领导之下，由总会派出代表协同香港惠阳青年会、旅港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社团代表，以及惠属各县旅外热心救亡同侨组织，共同成立总团部办事处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设委员11人。大会选举叶锋、刘宣任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正副团长，并决定率先成立两个团：以原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成立第一团，以原海陆丰同乡会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成立第二团。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后，先后组建了惠阳、海陆丰、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等七个分团（后分团改为队），以及东（莞）宝（安）队、增（城）龙（门）队和一个东江流动歌剧团等，人数发展壮大至5000余人，活动范围遍及东江地区13个县。他们赈济灾民，动员群众，支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毁家纾难，舍生忘死……这个被东江老百姓赞誉为“华侨回来救国的团体”，有力地推动了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也为东江党组织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后来成为东江地区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

（汤炎忠，作者系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