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无症状感染者以后有可能在家隔离吗？”

“有这个可能…要看整个情况的发展，如果太多，是有条件居家隔离的。”

那是在上海疫情上升期，人民日报的媒体与上海市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长陈二珍进行了一次真实的对话。

陈二珍回答的背景是上海严峻的抗疫形势。

最近一周，作为全国抗疫的重点，上海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从1000、2000人迅速增加到5000、9000人，并持续过万。

就在昨天，上海新增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17077人。

截至目前，上海感染总人数已达9万人——大多无症状，已经超过了两年前武汉的感染人数，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陈二珍说，上海的疫情规模“比武汉还大”。

面对如此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一些疾控专业人士和民众开始讨论留在家中，这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

上周，在当地社区广为流传的一段音频中，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一位专业人士在群众投诉电话中建议，“如果你是轻度无症状，不要把人拒之门外，在家隔离就好”。

也是在上周，上海一栋居民楼发出倡议。一旦楼房积极，没有严重情况，就自愿不去收容所，分担责任。

复旦大学教授冯岩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我最希望的是，一旦出现问题，在轻微无症状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孩子被隔离在家，以免占用社会资源。”

民间的声音似乎在表明，面对这种病毒传播R0值超过10，但严重率极低的奥米克隆毒株，人们对病毒本身的恐惧正在转向对隔离及其次生灾害的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毒性较低的Omicron成为新冠肺炎的主要菌株，使家庭隔离成为一种选择。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美籍教授张玉娇向8点健康报分析，2020年的武汉疫情中，人们对新冠肺炎的了解有限，当时病毒的死亡率远高于现在。有必要防止微持续，而庇护所几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奥米克隆新毒株重症率更低，传播性太高，感染规模太大，以及相关疫苗的存在，都使得可以考虑居家隔离。

病毒学专家常荣山进一步解释说，新冠肺炎原本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感染后几天内就会与人体免疫系统“战斗”。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来说，熟悉的家庭环境和轻松的心情可以提供更好的营养和睡眠，可能更有利于康复。但是受到惊吓、感冒等因素都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无症状的患者到了收容所就有可能变成有症状的患者”。

另一方面，大量的感染和隔离严重影响了医疗和社会资源的正常分配。

面对这样一个现有感染者数以万计，并具有指数级传播能力的病毒，即使是医疗资源丰富的上海也感到捉襟见肘。

上海有10多家定点医院、储备定点医院、收容所医院，最大的收容所医院有15000张床位，用了8天时间才完成。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的原始菌株，武汉市收容所医院的床位总数只有几万张。两年后的今天，人口增加一倍多，新病毒原毒株增加数倍，上海还需要建多少收容所医院？建收容所医院的速度能赶上感染者的增长吗？这一切都令人担忧。

收容所医院成立后，需要配备物资、人力和医疗服务。根据财新的报道，上海的集中隔离点已经面临医疗和后勤保障不足的问题:隔离点有10多人，包括一些婴儿，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手术初期三餐供应不规律，被子不足以御寒。一些隔离点缺乏医疗服务。关于婴幼儿与父母分离的争议仍然高居热搜榜榜首。

随着大量的避难隔离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次生灾害也逐渐显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急救120负荷过重，上海部分透析患者无法按时做血液透析，生命受到极大威胁。上海约有2万透析患者。

“这么庞大的感染者数量还要按照甲类传染病来管理，哪个城市都受不了…这种计划也必须看起来很美，在实践中必须兼顾一件事，失去另一件事。”原上海市疾控中心疫苗专家陶丽娜说。

但是面对如此庞大的感染者数量，如果你选择匆匆忙忙的呆在家里，会带来什么？

香港病毒学家金东燕提到了香港的例子，那是吉林和上海疫情之前中国城市最引人注目的疫情。

香港疫情初期，大量轻症患者涌入医院，一度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不能及时就医。疫情后期，虽然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感染者可以在家隔离，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家隔离。前几天，行政长官估计家里有30万感染者。

在这种情况下，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

与香港相比，强调在家隔离轻症患者的新加坡，主动采取了各种配套措施，比如动员家庭医生，保证高接种率等。感染人数和香港差不多，死亡率却不到香港的1/5。

中国准备好待在家里没有症状和症状轻微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居家隔离将新冠肺炎感染相关的风险和压力从政府和社会转移到了个人和家庭。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和家庭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教授鲁·纪萌向《文健八点钟》提到了这一点。

目前，这位中德病毒学家表示，在中国进行轻度居家隔离的时机还不太成熟。

鲁认为:“在灾难时刻，我们不能只考虑某些人的不便。首先要考虑的是最弱的一群人，因为一旦灾难降临，他们会受到最大的伤害。对于这些人来说，我们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是问题的关键。”

他提到，在德国，“全民已经接受了足够的关于新冠肺炎治疗的知识和经验，医疗服务由社区医生为主体承担，他们可以提供护理和救助。另一方面，在国内，相当一部分家庭的住宿条件达不到居家隔离的要求，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无法对自身的病情做出合理的判断。基层医疗力量薄弱。一旦发生意外，没有预案和分级诊疗体系来支撑如何急救。”

因此，卢认为，“在没有足够支持系统的情况下，一旦实施无症状居家隔离，奥米克隆造成的损害可能甚至大于达美。”

与我们在国外的生活状况不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赵大海教授也表示，“在中国，很多家庭并不具备对感染者和非感染者进行物理隔离的条件。一旦他们被隔离在家，一个人的感染大约等于整个家庭的感染。至少从目前的条件来看，这是不符合伦理要求的”。

除了家庭自身条件，还要考虑其他家庭成员、邻居、社区成员的意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科主任医师董力曾补充道，“如果在公寓或社区出现阳性感染，老人、孕妇、儿童家属真的接受病例的居家隔离吗？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吗？”

除了客观条件，另一个问题在于看病的习惯和对新冠肺炎的态度。

基于对控制区人群的管理经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科主任医师董力曾说:“如果把几万个症状轻微、无症状的病例隔离在家，基于普通人的医疗习惯和对新冠肺炎的恐惧，极有可能他一发烧就还想看医生。一些真实的反应是，120不来感染者就很紧张，甚至哭闹吵闹。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概率要把他转移到集中隔离点，或者派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考虑到这种情况，相比之下集中管理的成本更低”。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谭晓东告诉《第八健康新闻》，“外国经验在中国的移植需要跨越客观现实的沟渠”。“一个最基本的区别是生和死的概念。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应该对新冠肺炎感染后的整个过程负责。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无症状者，这种思维模式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

在中国，公共卫生必须向所有感染者和其他相关需求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和支持，这不仅体现在对集中控制或个体处置的偏好上——基于这一理念，一旦患者被隔离在家，他们很难不感到被社会抛弃——还体现在家庭隔离所隐含的层层延伸上。

谭晓东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在当下中国，集中隔离不仅是传播学上的隔离，也是社会学上的隔离。从家庭和社区中挑出传染源，不会造成二次感染，从而给大家以社会学上的鼓励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面积的隔离避难所仍然是中国抗击疫情最可行的方式。

但这种集中隔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各地储备不足的现实。

基于对现实的了解，谭晓东提醒，上海、吉林的病例发生后，各地要根据当地的需求，以自己的同理心，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做出科学和人文关怀并重的大规模疫情预案。“比如，测试团队如何快速扩张？收容医院、隔离点、定点医院等集中隔离场所。应该提前预约。准备好了，就要考虑不同的感染者是怎么进来的，进入哪个层次。如何安排老人、婴幼儿、基础疾病患者的护理？如何建设和培养医疗志愿者？如果不够，我们如何进行区域支持…总之，我们应该准备打大仗和恶仗”。

但目前在疫情规模风险更高的奥米克隆，官方尚未就建设多少避难所、如何搭配护床员和志愿者、如何分层次管理不同感染者等技术标准出台明确指导意见。

怎么去那个家？

面对高传播、低严重度、低死亡率的新型病毒，无论是建立更多的避难所医院来容纳更多的人，还是在家隔离无症状、轻症患者，这些论调都反映出当变异毒株造成超大规模疫情时，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由于其传播能力强，疫情发展的速度总能轻松超过当地的医疗资源。而在香港、吉林、上海，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扩充，造成治疗不及时的时间差。“再加上检测问题，事实上，有些感染者是在家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分析说。

“当然，居家隔离可以作为公共资源相对紧张时的一种补充和替代，或者有意识地储备一定的资源，以应对更大的疫情。当然，就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而言，居家隔离更适合于密切接触者，而不是感染者。”呼吸内科专家王广发曾对八大健康新闻表示。

金东燕告诉八大健康报:对比香港和新加坡的疫情，可以看出要努力做好预案，做好“积极居家”的充分准备。

其实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如果家里的感染者能够尽可能好的在家管理自己，就有可能影响疫情的进展。

常荣山告诉八大健康报:奥米克隆流行毒株的传播力是原毒株的4倍左右，任何聚集都会造成感染区域的扩大。但“95%以上的阳性感染者有流感样症状，而不是肺炎症状。他们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吃药就能自愈。自觉做到少出门，少聚集，核酸检测时保持2米的距离。这些都是积极的预防和控制，这是根本的方法”。

金东燕建议，准备工作应重点关注疫情中最脆弱的老年群体。

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正面临窗口期，即快速给老年人接种足够疗效的疫苗。”在医生的指导下，有必要确保老年人获得足够的抗体。可以在疫苗打完之后检测抗体，个性化接种方案，直到有抗体为止”。

一旦疫情来临，“为保护60岁以上疫苗接种率低、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反向隔离，隔离到宾馆、酒店保护”。

对于疫苗接种率高、自身免疫力强的60岁以下的健康人群，为了切断感染者与家人、社区成员之间的传染，“最基本的条件是给感染者一个房间，最好有单独的卫生间设备。”

张玉娇教授分享了他的经历，他的家人也感染了奥米克隆。“我个人症状是咳嗽和一夜低烧，孩子基本没有症状”。“因为奥米克隆时代的新冠肺炎是一种自愈性传染病，普通人的症状会在最初的五天后逐渐消失。比如我们在家待了十几天，症状完全消失后再回去正常工作”。

“除了必要的检查，家里的感染者还需要一些止咳药、退烧药，以及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可以测体温、心率、血氧浓度。”张玉娇教授提醒，“当感染者发高烧或者你的血氧饱和度低于92，就要考虑去医院了，这就提示了肺炎的可能。”

伤检分类与医疗支持有关。居家隔离最关键的支持措施是及时筛选出有危险因素的感染者，通过各种监测和及时指导，为其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

相对于家庭医生体系健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新的团队仍然需要加入到疾病的诊断和指导中，比如中国的社区医生和远程资源。金东延告诉《八健康新闻》，“那些小医院其实有分流感染者的潜力。还有一个体验就是做心理医生，远程会诊。症状较轻、恐惧中无症状感染的人最需要精神支持。”

对于紧急情况下的感染者，及时转运和医疗支持也需要慎重判断。“资源要配置好，检测要分层，医院也要分层分流”。

另一方面，在集中隔离和家庭隔离之间仍有许多可能性。

“根据我们以往管理控制区的经验，除了感染者，封闭控制区内的其他人也有各种医疗需求，包括慢性病人、突发疾病病人、烧伤、动物抓伤咬伤等。，这些都需要社区的人们通过闭环管理来部署救护车将他们送往医院。”董力曾认为，将数万名感染者留在社区会让他们和周围的人“不安”，并要求现场医疗服务。

但是，一个城市对几个甚至几十个感染者的保护，和对几万个感染者的管理以及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的医疗资源储备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投入，“可能是储备用不上，也可能不够”。

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在“动态清零”的要求下，当储备资源不足时，可能被分流且能自我管理的非超级传播者会从各个链条上节约医疗资源。

“老百姓要保护医院，医院也要保护老百姓。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金东延提醒道。“疫情下的肾透析、脑中风、心血管疾病患者，也要有医疗资源可用”。

这是对科学认知、医疗资源、处置能力的长期训练和启蒙。担心集中隔离的舒适度的人，短时间内无法与担心最弱势群体能力的人和解。ICU资源、药品、疫苗的地区差异需要时间来弥补。

规模疫情是香港、吉林、上海的遭遇，很快会是更多城市的遭遇。当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遇到公共资源扩张不足的困境时，自下而上的补充力量或许可以填补缺口。

他们正面交锋，但从长远来看，殊途同归。“无症状居家隔离的区域探索，可以回答很多想象中的问题，从居民区到区域，到城市，再到全国推广，这是一个可预见的必由之路”。

与近两年的实践相比，从任何意义上讲，基于科学认知的个人和群体的主动处置能力，都将是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每个人的个体行为将决定一个城市抗疫的最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