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建筑衬着椰子树，湛蓝天空下金色佛塔，繁忙的街口是腰缠笼基的男子和双颊涂白色粉浆的女子，这是仰光特有的异国情调，如同吉卜林的感叹，“这就是缅甸，不同于你到过的其他地方。”

然而，一些百年老楼年久失修，污水如墨汁从屋顶蔓延到整个外墙，苔藓或蕨类植物从裂开的墙缝里爬出来，高大气派的英式建筑在次第衰败，用美国作家艾玛·拉金的话形容，“这座城市部分看起来像被移植到热带又被荒置了一两个世纪的伦敦。”

而在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仰光以拥有帝国的很多宏伟建筑而负有盛名，对于殖民地官员来说，在沉寂的缅甸热带沼泽中它是一块西方文明绿洲。”年轻时在亚洲住过八年的智利作家聂鲁达更把仰光称为“热血、梦想和黄金之城”。

当然，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仰光。据说，二十一世纪以来，仰光没有建过一座新酒店。在现代化过程中，缅甸的脚步缓慢，却是这种慢节奏，让仰光保有古老质朴的气质。

在华美又苍凉的仰光街头，我会想到拉金描述的仰光人。有位年老的女教师，每次和作者见面，都把会面地点放在超市。她带着作者在超市的货架之间走来走去，吹一会儿冷气，查看洗发水或阅读巧克力包装上的成分，她告诉作者这里可以买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东西，说奈温时代不可能会有这些，她把超市看成国家进步的信号。然而她从来没有在超市买过东西，她没有经济能力在超市购物，就像其他缅甸主妇，她们是在露天摊位上购买所有的日常用品。

这位女教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让我想起我们自己国家刚刚开放的日子。我记不得哪一年开始有超市，但记得第一次走进超市时的兴奋和不知所措，你好像突然遇到选择障碍。1980年朋友去美国留学时，国内还处在物质匮乏的票证年代，当他第一次走进美国超市时，被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物质震撼。

可我想到这位女教师会有鼻酸的感觉，虽然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缅甸。当一位市民在为自己国家开放而自豪的同时，却没有能力在代表新时代的超市购买日用品。

坐落在河滨大道的斯特兰德酒店（The Strand Hotel），被称为仰光最后的奢华。即使在仰光只停留一天，我们还是在午后直奔斯特兰德酒店，想在这间开张于1901年充满人文色彩的老酒店享用一次下午茶。

走进酒店一刻，扑面而来的复古风让时光飞速倒流。大堂黑白主调，墙上是摄下历史瞬间的旧照片，手编藤椅造型如孔雀开屏，配上的垫子也是黑白相间；而餐厅墙壁是玫瑰红底色的英国墙纸，配着餐桌上的玫瑰花，藤椅也是玫瑰红。

近一个世纪前，炎热的午后，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也曾在此享用他们的英国午茶。英国第一位诺奖得主吉卜林那本闻名世界的《丛林故事》是在这里完成，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此下榻。然而当年还未发明空调，最凉爽的年底，这里气温都超过30摄氏度。如今酒店即使冷气充足，仍然怀旧地悬挂吊扇。

你也可以把斯特兰德酒店称为仰光的莱佛士酒店，亚美尼亚家族沙士奇四兄弟在东南亚共建造了五大著名酒店，另三座中的两座在马来西亚槟城，一座在印尼泗水。其中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最有名，是狮城引以为荣的人文景点。我在新加坡工作那年，每有朋友亲戚来访，便会带他们去莱佛士酒店参观，二楼有个小博物馆，保存了在酒店下榻的名人纪录以及他们写给酒店的信件，有殖民时期的行李标签和旅行指南；酒店糕饼屋的黑咖啡配英国松饼，其价格公道在今天的上海属于“平价”。

然而再有名的酒店都无法逃脱社会性灾难。日据时代，斯特兰德酒店曾被日本军队驻扎，沦为稻草混合马粪的马厩；而莱佛士酒店，在二战结束前曾被当作集中营使用。

我们来早了，斯特兰德酒店的下午茶还未开始。我们点的蘑菇汤菜单上没有，厨师特地为我们做了一道，其美味令我们惊艳；之后点的提拉米苏，好吃到让朋友惊呼，“胜过莱佛士酒店！”她可是在新加坡生活了二十五年不止。（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