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35岁的母亲检查出是宫外孕，手术后全身疼，还总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绝望的母亲赶赴上海。她的日记有以下记载：

1950年9月10日 上海建国西路641号 三妹处

我到上海来治病已两周了（8月29日到）。不好不死的病使我在北京越来越痛苦，甚至每况愈下。可是当君超8月27日把我从北京带到上海后，我神经的毛病便突然减轻了。14天没有失眠，心情也较平静。

在这儿，我是如何感激三妹啊，她是这样真挚、热情、细心地为我治病，十几天便花掉将近百万元（系旧币，一万元等于一元——作者注）。这一点真使我不安。

日记中还说，白杨妹妹比亲生母亲还关心自己，安排自己做周身检查，陪同自己去医院。并请来上海最好的神经科专家粟宗华大夫为自己看病。在日常生活上也照顾得无微不至，顿顿好饭好菜，还经常带她到著名餐馆品尝——母亲自进城后，每月仅几块钱津贴，生活拮据，除了去小饭馆吃一碗面条之类，就从没上过大饭馆吃饭。因此，母亲心里热乎乎的，深深地感受到了妹妹的手足之情。

那位中外有名的专家粟宗华诊断母亲患有忧郁性精神病，只要快乐，多玩，多运动，病一定会好。但母亲觉得自己没有精神病。她认为自己才35岁就把卵巢、子宫都摘除了，病是内分泌失调所致。听说有的妇女一摘子宫、卵巢，神经就不正常。所以她认为自己的病也是如此，大夫曾给她打过荷尔蒙，还挺有效。

1950年9月22日

……过去，默默中，我不假思索地总认为我的病是在妇联那个环境中造成的。尤其是梁××的领导逼成的。因此我对妇联及梁说不出地厌烦。可是昨天我仔细作了一番分析，客观上他们没及时分配我适当工作，梁对我个人及孩子问题没多做照顾，因而引起我情绪不安，但是这个客观原因是毫无理由来强调的。主要的全是我思想上的不开展，个人主义在作祟。

我想到因我思想上的毛病，而造成党的人力财力的损失，造成自己长期不能工作，使无数大好光阴白白过去，我痛恨自己，我想哭……

1950年11月母亲从上海返回，在上海妹妹家共住了3个月。

年底，母亲因养病无法上班，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体依旧不见好转，日记中所记载的全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1951年6月28日 雨

一星期来，又被关节炎所苦，周身关节忽上忽下地疼痛。

7月3日

已经快一年半了，离开了工作，离开了人生最快乐的源泉，整日呻吟，半死不活的……

8月13日

……徐然常问我：妈妈，你为什么总不快活？总发脾气？我怎样对孩子说明我的心境呢？有病休息理所当然，我却总是痛苦——不仅是肉体，而且加上不能工作的精神痛苦。每天，每天，我像瘫子似的，不是倒在床就是呆在躺椅上。坐凳子只能很短时间。凉一点要赶快穿衣服，路多走几步要休息，不然难忍的痛楚，就锥子扎似的刺上来了……这样的生活谁能过得愉快呢？

1951年10月15日

想把天安门美丽辉煌的景象描述一下，可是现在身体各处痛，痛得不能写。除了上医院，我已连着躺了三四天了。昨天下腹痛得厉害，已开始烤电。百病丛生，如何得了！我简直痛苦得像祥林嫂，她不住地喊着：我的阿毛！我的阿毛！

我也忍不住总是喊着：我的病！我的病！

11月17日周六

身上总是难过，痰黏得嗓子说话、呼吸都困难，胃消化不好，头又痛，每天恹恹无力，什么都做不了。有时，我真恨造物主不该造了我这个人！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这时，母亲37岁。为了治病，她四处求医，找过中医针灸大夫胡荫培、秦祥麟……找过苏联专家、找过林巧稚，后来还找过卫生部顾问、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章次公先生。此人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首长看过病，是中南海的保健医生。

她曾对苏联专家发明的组织疗法抱有很大的希望，据说这种疗法包治百病——在人身上切个口子，然后把经过药物泡制的牛脾脏埋在人体内，再缝上。母亲忍痛做了好几次，效果却不如意。

她还打过胎盘，注射过罗瓦尔精以及FCC等等药品。

翻开母亲上世纪50年代的日记，其中大多数篇幅是写她的患病感受和对疾病的忧虑。这样的内容差不多占了全部日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由于病休不能工作，她痛苦；由于总养病，父亲对她不热情，她痛苦；由于生病总失眠，睡不好觉，她痛苦；由于才30多岁就大把大把掉头发，脑袋秃顶，她痛苦；由于肝痛，怀疑自己得了肝癌，她痛苦得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她那痛苦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绝叫。

看她的日记就像看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灵魂，不住地哀号，不住地惨叫。她对父亲发脾气，对孩子暴躁，对人生绝望，对自己的痛恨，全跃然纸上。这么不断地痛苦，让我大吃一惊。跟我平时见到的母亲完全判若两人。

所以，她总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

很多老朋友都说杨沫心宽坦荡，无论得了什么病都不慌不忙，想得开。可事实上，母亲的内心与外在完全不一样，她的日记里有那么多的痛苦和绝望。经过了十几年根据地艰苦斗争生活的磨砺，她练出了“表里不一”的功夫，能把痛苦埋藏在内心而丝毫不露。

如果母亲给我们孩子什么遗传的话，就是她的神经官能症。我们几个孩子都犯过这个毛病。比如上世纪80年代徐然觉得胸口痛，吞咽困难，几乎无法进食，跑了很多医院看，查出的结果却一切正常。上大学时，我也曾觉得吞咽困难，有时候连一块馒头都无法吃，只能喝粥，一检查也全都正常。

看了母亲的日记，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这病根都来自母亲。她自从割掉卵巢之后，内分泌紊乱，一不打荷尔蒙就全身难受，这疼那疼——其实就是神经官能症。

如果她身体健康，正常上班工作，终日快快乐乐，仕途顺利，绝写不出《青春之歌》。

痛苦给了她紧迫感，给了她创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养病期间，离开了单位，离开了集体，离开了紧张火热的社会生活，终日躺卧病榻，独守空屋。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过去那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母亲的脑海。

老马的搭档，霸县县委书记高均；

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杨铁；

把衣服片塞进喉咙，自戕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杰；

送给自己一块怀表的区长王泰；

喜好文学的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区委书记吕峰；

在敌人面前忠贞不屈的妇救会干部任霄。这也是一位喜欢文学的战友，曾写过一首诗，题目是《我还没有死》：

虎狼咆哮般地问着：

“谁是大春？”

我闭着我的气儿，

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不知道！”

他们疯狂地扑来，

拔出那闪亮的刺刀——

架在我的脖子上。

……

我的脸没有变色。

我更沉着地

更坚定地说：

“我不是；

我也不知道

谁叫大春！”

不久任霄被捕了，为免于受辱，在敌人的监牢中，她用自己的衣服缀结成绳子，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任霄用鲜血刺激了母亲……每当想起这位无名女诗人任霄，母亲就不禁涌起深深地思念（见母亲散文《我以是女人而骄傲》）。

还有仓夷同志，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晋察冀日报》的战友，这小青年镶有两颗金牙。母亲在张家口怀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军棉帽的单人照片都是他拍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个月后的8月8日，这位仓夷同志在大同被敌人抓住用刺刀捅杀，年仅24岁。

他给母亲拍下了有生以来最好的几张相片。多年后，一看见这几张照片，母亲就会想起拍照片的小伙子仓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