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票业自1987年发行第一张福利彩票到今天已走过30个春秋。彩票发行额最初的仅为0.174亿元，但到2008年，福利彩票机构发行销售6039795万元，体育彩票机构发行销售4561530万元，全国共发行销售彩票1060亿元。为社会筹集了大量的公益金，而且彩票本身也在进步，游戏玩法越来越丰富多样，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彩票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新的娱乐休闲方式。
然而，放眼全球，中国彩票业与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存在着高新技术和崭新的营销理念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不能适时调整头等奖奖金、适应彩票市场发展的问题。因此，将我国彩票现在的头等奖奖金封顶为500万元调高为1000万至1500万元，是发展我国彩票市场的重要举措。 [您是否赞同中国彩市将头奖封顶提至1000万]
一、调高头等奖奖金是抵消通胀因素以及满足购买欲增长的需要
我国彩票最高奖限制在500万元是2000年财政部作出规定的。考虑到中国国情，乐透型彩票规定500万元，既可以保证中奖者基本解决许多生活问题，又避免像美国一人独得3亿美金中奖畸重的现象，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然而，10年的社会发展，已今非昔比。
在中国彩票资金构成比例中，虽然规定返奖比例为不得低于50%，但扣除偶然所得税后，实际只有40%左右，最高奖500万元中奖者只能获得400万元，这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对彩票发行收入提取公益金实际上等于已经征了税，中奖奖金是对购买彩票行为的奖励，再征收个人所得税意味着降低头等奖，这不利于鼓励人们购买彩票，从而难以筹集更多的公益金。从国际范围看，对彩票中奖奖金征税的做法并不普遍，目前只有中国、美国等极少数国家采取这种做法。
从规定500万元到现在10年时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偏好有了很大变化，通货膨胀2008年、2009年都在持续着，400万元奖金的吸引力在走低。据调查，90%的彩民中头奖后期望用来买房、购车等，改善生活，但是，房产价格已经上涨了三四倍，有的上涨了近10倍。在2000年时100万元能够买得的房子，现在400万元已经买不起了，即人们消费期望及实际情况都发生了改变。
国家统计局曾公布6万—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一项美国人做的报告显示，在北京，每年需要78万元才能过上中产的生活。彩民购彩肯定是为了中奖后达到中等收入以上的生活水平，即过上年收入至少在30万元及其以上的生活水平(按每家庭3人计)。根据美国Charles T.Clotfeter&Philip J·Cook和DavidNibert，以及中国彩票业的调查，购买彩票者主要是中老年人。我们假定50岁中头奖，活至80岁，他期望得到900万元以上的奖金(不含税)。又有人计算，城市中产一生花费300万元已经不够了，需要1000万元。故而，目前头奖调整为税后1000万—1500万元为宜。
二、抑制猖獗的赌博活动
我国是禁赌的国家。但是，境外博彩公司或组织视中国市场为肥肉，一直垂涎觊觎。更有境内人员置法于不顾，或国内设赌，或与境外勾结，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其表现是：
(图1)中国打击出境赌博态势示意图 资料来源：新华网，2007年2月2日
1.在中国周边设置赌场(图1)
澳门许多赌场在中国内地的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或者通过各种合法形式，如贸易公司、投资公司进行掩护。利用其独特的资金融通、人力资源技术网络专门负责联系赌客，帮赌客转移资金和安排签证。通常光顾赌场的有三类人：观光客、小赌客和高端客户。高端客户这部分人数大约占据总赌客人数的1%，却提供了30%的收入，这部分人中一大半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富豪和持公款消费的官员。赌客一般将钱直接存入赌场内地办事处的信用卡中，赌场通过电话了解赌客存入的欠款数量情况为赌客提供相应的筹码，通常赌客第二天就可以凭着钱庄开出的一张收据，在香港或澳门拿到相应的美元或港币。另一种方式是以虚假海外投资和对外贷款的方式在国外成立“空壳公司”或“空壳银行”，将资金转入海外“空壳”账户。
另外，赌资还可以通过香港业务机构经外资银行开出支票或电汇，进入赌博公司账户；在境外通过个人关系拆借外币，在内地以人民币归还；或通过贸易往来的账户数字操控取得外币差额。可谓“资本有多少条通道，赌资就有多少条通道”。
2.以隐蔽性强的网络引诱赌博
2000年，刚刚在世界上兴起5年的网络赌博开始向中国境内渗透，在一些经济和网络都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中，招揽网络赌博的代理和会员。网络赌博最常见的形式是赌球。赌球庄家瞅准了互联网的普及性和迅速性，在一些赌博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申请建立赌博网站，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足球比赛场次、时间、预测结果以及赔率等信息在网站公布，让人们浏览他们的网站并吸引赌博人员参与赌球活动。网络赌博正在从专业化、高层次向低层次普及，但赌博的上层链条仍在境外——赌博网站的大庄家多为境外人员，他们一般不会直接接受赌徒的投注，而是授权给中国境内二级代理或三级代理接受投注。在发展二级庄家时，大庄家会向他们提供密码、银行账号，供进入网站投注。二级庄家发展三级庄家也是如此。庄家之间不“越级”联系。中国足球赌球的案件将牵出上百人。
他们为了管理赌博通道，不惜血本培训操作手潜入内地操作。
我国公安机关对非法赌博进行了打击，也一度使我国周边赌场转业、停业，但是，总体来说防赌形势严峻。
其一，境外赌场如拉斯维加斯，用专机接送中国境内的富豪，模糊旅游与参赌的边界，引诱参赌。同时利用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嗜赌的文化弱点，设置完全亚洲风格的博彩专区，人称“鲸鱼”的超级赌徒单注可以下到5万美元甚至以上，一个周末就可以抛掉数百万美元。“鲸鱼”中八成来自亚洲，而且来自中国大陆的豪赌客在赌场上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其二，我国周边新建赌场增多。如2008年，新加坡批准赌博合法化。2009年8月2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批准滨海边疆区政府可以在该地区设立一个大型赌场。另外还批准，俄境内阿尔泰边疆区、加里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交界的地带也可以开设赌场。显而易见，未来建成的赌场将主要面向邻近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等国的大量游客。越南政府2008年5月22宣布，政府已批准加拿大一家公司在距胡志明市不远的海滨设立赌场与度假村，投资的资金为42亿美元。
美国赌场也参与对中国的“合围”。以美国金沙集团为首的各国赌博集团纷纷向澳门注资。金沙集团是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博集团，它在澳门建立的赌场2004年5月开业后，1年内就赚回了总投资3.65亿美元。韩国、日本、缅甸、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等国，或已有赌场存在，或计划开设新赌场，“目标针对的主要是中国人”。连身处内陆、没有赌博传统的蒙古人也打起了赌场的主意。近日，首都乌兰巴托机场附近要建一个名叫“马湖”的大型赌城。
因此，提高头等奖的奖金，可以将潜在的博彩参与者吸引过来。
三、挫败“私彩”
公彩是指由政府批准发行的彩票，除了返奖外全部收益通过税收或直接上缴的形式集中于财政部门用于资助公益事业。私彩是相对公彩而言，一般由个人或者企业作为私庄非法组织发售的彩票，通过传销式的方式进行销售，所获收益也全部被这些私庄据有。在我国公彩迅猛发展的同时，私彩也从东南沿海逐渐向内陆蔓延，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2003年，广东省农村购买地下私彩的金额高达33.2亿元，比广东体彩年销量还多出4亿元。私彩花样繁多，主要包括“万字票”、地下“六合彩”、网络赌球等。
私彩在我国蔓延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我国私彩的种类繁多，目前全国已有十几个省份已经不同程度地遭受私彩的侵害。治理私彩除了严厉打击、加强彩票宣传外，还需要调整现有的彩票游戏。私彩之所以能如此猖獗，主要是因为它比现有的公彩游戏更具吸引力。目前，公彩与私彩最大的差别是在返奖率上。如果提高公彩头等奖奖金额度，将会拥有更强的公信力，提高公彩的发行效率，私彩问题最终肯定能够得到解决。
四、有利于底层人群向上流动
2006年2月12日《望新闻周刊》刊登的文章认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低保是针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新型社会救济制度，目前基本涵盖了城市最底层的居民。虽然享受低保的人数是动态的，但“低保户”的人员构成却日趋稳定，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群体。除孤寡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人等丧失劳动力的低保对象外，有劳动力的无业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构成了“低保户”主体，约占总数的40%—50%左右，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这一比例更高。重庆市土湾街道辖区内有近10个大中型破产企业，“低保户”占街道总人口的12%左右，其中有60%都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
与“低保户”相比，农民工是一直处在城市最底层的群体。他们缺乏保障，只要能够找钱，任何脏、累、苦、险的活都愿意干，由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的存在，他们要上升为“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难度更大。据重庆劳务部门调查，重庆主城九区共吸纳农民工约140万人左右，其中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并起一定行业骨干作用的不到5%，绝大多数农民工一直从事建筑、搬运、餐饮服务等行业，其中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棒棒”(挑夫)就有20万人以上。有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区生活了10年，仍然在当“棒棒”、擦皮鞋、摆地摊……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望新闻周刊》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采访的大多数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和进城农民工都表示，目前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已经定格，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希望子女有一个更高的事业发展平台，以此改变家庭的命运，但现实的情况却与他们的期望有很大差距。据成都市有关部门最新调查，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2004年成都、重庆、西安城市居民的教育费用支出都增长了20%以上，远远高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幅。据成都城市调查队调查，教育支出已经占低保家庭消费支出的19%，仅次于食品支出。有40%的低保对象认为当前生活最大的困难是“教育费用高，无力承担”。
“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一位学者发出如此警告。
据调查，购买彩票的人群中，百分之七八十属于中低收入者。提高奖金额度无疑是为底层人群向上提供了一个通道。
总之，不适宜的头奖设置会抑制彩民的购买欲望，因为彩民的购彩动机与头奖成正相关。譬如，乐透型彩票上市后即开型彩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于是，为提高即开型彩票的市场吸引力，扶持即开型彩票市场，财政部提高了即开型彩票单注奖金封顶限额，将即开型彩票单注奖金最高限额从50万元提高到了200万元，期望能对2002年以后的即开型彩票市场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实际上自2001年以后，即开型彩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2002年全国发行即开型彩票30.82亿元，市场份额仅为8%。即开型彩票市场不景气的原因除了缺乏适应市场的技术支持，发行销售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外，头奖较低应是主要原因。
相反的例子是，在2006年3月7日进行的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06026期开奖中，该玩法在时隔23期之后，终于迎来了其在2006年的第二次“倒三七”派彩！在此利好刺激下，双色球成功点燃公众的购彩激情，当期销量增长明显，达到1.01亿多元，比上周二销量提升了700多万元，创下双色球“一周三开”后周二销量的新高！
另一例子是2009年9月29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发布的“双色球启动两亿元派奖活动”，该活动规定：为了回报广大彩民对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品牌的支持和厚爱，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将于2009年10月15日开始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两亿元派奖活动。活动将连续派奖40期，每期加奖500万元，派发给当期一等奖。“2元能中1500万”将是这次派奖活动的最大亮点，按照活动规则，如果当期一等奖只中出1注，一等奖奖金将有可能高达1500万元。
在2009年10月15日双色球开奖时，当期投注239496416元，刷新纪录。以后均保持2亿元的投注规模。
由此，高奖金无疑刺激了彩民的购买欲望。然而，这种派送是暂时的，是动用调剂金的，并非常态。为促进彩票发行，应该首先让利于民，保证返奖比例真正达到50%以上，也必须提高头等奖的奖金额度。因此，财政部可考虑取消对中奖奖金征税的政策或者提高头奖金额。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海南省38.8%的彩民希望不封顶，31.4%的彩民希望封顶但奖金要提高；北京地区有70.2%的彩民希望封顶奖金有所提高。这说明取消对中奖奖金征税的政策或者提高头奖金额是众望所归。奖金提高后，群众购彩兴趣高昂了，总收入可以大幅度提高。
如此，我国彩票事业将更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