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没药花园。

提起新加坡，大家会想到什么？

富庶整洁的花园城市、廉洁高效的政府还是严厉的执法？新加坡拥有全球最低的犯罪率，总是给人一种相当安稳的印象。

然而在1981年，一起罪案却震撼了新加坡全国。这起案子不仅冷血残忍，还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性变态、血祭和虐童等细节，让它成为几代新加坡人无法释怀的惊悚记忆。

今天由安非锐向大家介绍这起“大巴窑杀童案”。

（字数：7,155）

一、组屋外的血迹

1980年代初的时候，75%的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组屋。所谓的“组屋”（Flat），是由新加坡政府的建屋发展局（HDB）承建的公共住房（新加坡大部分土地国有，同时严格禁止开发商囤地炒房）。组屋的位置通常不错（靠近轻轨），为了避免各个族裔之间“抱团”，分配上也会尽量做到“多民族大融合”。组屋中的居民们大多维持着礼貌但疏离的社交距离，非常重视个人隐私，对邻居的生活基本不愿过问。

（组屋/Block 8 Jalan Bukit Ho Swee）

大巴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组屋社区，它始建于1960年代中期，位于新加坡核心城区的北部，当时被称作“大巴窑规划区”。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扩建，到1980年代初，大巴窑已成了一座人烟稠密的新城。

人口的迅速迁入和原有社会连结的丧失，让这座新城陷入了混乱和无序。当时的大巴窑，被媒体称作“东方芝加哥”，是新加坡最大的犯罪集团和帮派的所在地。1981年的“大巴窑杀童案”，无疑是大巴窑大小案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起。

（1972年，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观大巴窑的组屋/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Singapore）

1981年1月25日凌晨2点20分，一个年轻的木匠看完夜场电影回家，发现大巴窑第七巷11座组屋一层的电梯外，放着一只奇怪的旅行袋。小木匠拉开袋口拉链，一颗小小的头颅露了出来，那是一具女童的尸体。

（发现女童尸体的旅行袋/ST FILE）

警方很快确认了女童的身份，她名叫黄秀叶（英文名叫Agnes Ng Siew Heok或Agnes Ng Siew Hock），年仅9岁。黄秀叶生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家中有9个孩子，她是最小的那个，在圣婴女校（Holy Innocents’ Chinese Girl School）上学。

1981年1月24日下午4点，黄秀叶在大巴窑的耶稣复活堂(Church of the Risen Christ)上完宗教课程，等着姐姐宝林（Pauline）一起回家。但宝林下了课却没有见到妹妹的踪影。

发现黄秀叶尸身的地方，距离耶稣复活堂只有一公里，黄秀叶的家住在第233座组屋，相距也不远。

（黄秀叶）

尸检结果显示，黄秀叶死于窒息，生殖器官上有伤痕，直肠内还检测出了精液。

虽然警方展开了深入的调查，但没有获得任何线索。黄秀叶遇害后一周，她的母亲还接到了一通恐吓电话，威胁要把黄秀叶的姐姐宝林也“剁碎”。

打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伤痛欲绝又惊恐万分的黄家人和警方一样，对此毫无头绪。

黄秀叶遇害两周之后，又出现了第二名受害者。

1981年2月7日，在大巴窑第七巷第10座与第11座组屋（黄秀叶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之间的树篱下面，发现男童加扎利·马祖基（马来语：Ghazali bin Marzuki）的尸体。

（加扎利·马祖基）

加扎利年仅10岁，就读于亨利公园小学，此时正值中国春节假期，加扎利来到位于金文泰 (新加坡西南部的另一个住宅区)的奶奶家小住。

2月6日，加扎利和两个表兄弟正在奶奶家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玩耍时，一个陌生女人向他们搭话。女人说，想请他们帮忙，从一个朋友家搬点东西，热情友好的加扎利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跟着这个女人上了一辆出租车。

在此之后，加扎利就消失了踪影，再被发现时，已经成了一具死尸。

现场的法医判定，加扎利死于溺毙，他的背部有3处电击造成的灼伤，手臂上有一个小孔，推测是被注射了某种镇静剂，接着被人将头按进水盆里淹死，他身上没有性侵迹象。

仅仅半个月之间，发现了两具距离如此相近的尸体，很难相信这一切仅仅只是巧合。警方再次详细勘察了环境，这一次，他们在加扎利的尸体周围，发现了一些不易察觉的血迹。

这些血迹是加扎利的鼻血。溺死的受害者，由于水压压迫，常常会导致脏器/呼吸道出血。之后在打捞/搬运尸体过程中，由于气压改变，淤血便会从五官流出。

杀害加扎利的凶手显然不知道这一点，在搬尸过程中，没有留意到从尸体鼻孔滴落的血迹。警方追循着这点点滴滴的线索，很快来到了相邻的第12座组屋的7楼，血迹一直延续到公共走廊，在第一个单位（门牌467F号）外戛然而止。

（红色部分：大巴窑第七巷12座组屋7楼，图左和图中分别为11座和10座，2008年后由高楼取代）

最先来到现场的佩雷拉（Pereira）探长回忆说，单单是467F号的大门，就让他感到不寒而栗，因为门上悬挂着一个十字架、一面镜子和一把刀，三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法器”，诡异地组合在一起。

走廊里站着一个男人，年纪四十左右，他自称名叫林宝龙，就是这里的屋主。佩雷拉警官于是询问林宝龙，能不能允许警方搜查他的住宅？

林宝龙很快地同意了，甚至没有询问警方搜查的理由。

警察们一走进公寓，立即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怪异气氛。大厅顶部是三盏雕花吊灯，投射出琥珀色的光芒（然而此时还是大白天）。凌乱的沙发后面，是一座奇怪的祭坛，祭坛上方挂着一张耶稣受难像，画像的下面，摆满了中国和印度神祗，不少神像上还沾染着疑似血迹的污渍。

（林宝龙的公寓）

警方在凌乱的房间里仔细地搜索，很快就在厨房地板上，发现了一块疑似血迹的东西。

林宝龙起初声称这块污渍是蜡油，后来又改称是之前杀鸡时留下的鸡血。警方又搜出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写着两名被害儿童的个人资料（年龄、姓名等等），林宝龙对此的解释是，加扎利曾因流鼻血上门求医，这张纸是他的“病历卡”。

这番蹩脚的解释自然不会令警方信服，佩雷拉又召来了更多同僚，开始对公寓进行彻底搜查。

他还打电话给大巴窑警局，要求他们向自己提供林宝龙的背景资料（佩雷拉隶属于刑侦处，和大巴窑警局不是一个部门）。

（警方在林宝龙的公寓外/ST FILE）

在此期间，两个年轻女人回到了公寓。林宝龙向警察们介绍说，她们是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陈梅珠（妻子）和何家凤（女朋友），与自己同住。

这个坦然的“三人行”说辞，也和这间公寓的氛围一样诡异。

不久之后，警方找到了一双拖鞋、一条短裤和一块手帕，它们都属于林宝龙，并且全部血迹斑斑。

垃圾桶里还有何家凤的一件衬衫，同样沾满了鲜血。另外，他们发现了一支注射器（里面残存着加扎利的血液）和一些药片（后经化验和加扎利所服的镇静剂一致）。

在警方调查时，林宝龙偷偷拿出藏在地毯下面的几缕头发，想要冲进马桶，被警方抓个正着。后来经法医鉴定，这些头发属于第一位受害者黄秀叶。

（林宝龙的“祭坛”）

大巴窑警局此时也向佩雷拉反馈了调查结果，原来这位林宝龙，正在接受一起强奸案的调查。

一旁的林宝龙，一听到了佩雷拉和大巴窑警局的对话，情绪突然变得非常激动，对警察大喊大叫，何家凤也配合地跟着高声尖叫。两人的举止更让警方确认他们卷入谋杀，接着警方将这间公寓封锁为罪案现场，将林宝龙、陈梅珠和何家凤三人一并逮捕。

二、“恶魔三人组”

（从左到右：林宝龙\陈梅珠\何家凤）

林宝龙（Adrian Lim）

林宝龙出生于1942年，案发时39岁，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三个孩子中的长子。林宝龙的妹妹在出庭作证时称，林从小就“脾气火爆”，但除此之外，对于林宝龙的童年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信息。

林宝龙曾就读于名校英华自主中学（Anglo-Chinese School），但在十几岁时就辍学了。

辍学之后，林宝龙曾短暂担任过内部安全局（新加坡情报和安全机构）的线人。1962年，他进入丽的呼声广播公司（Rediffusion，总部在英国），在那里做了3年电工，之后升任收债员（bill collector），这份工作他做了11年。

（香港丽的呼声广告\1949-01-13《华侨日报》）

1967年4月，林宝龙与青梅竹马的第一任妻子结婚，结婚时他为了妻子皈依了天主教，两人育有两个孩子。林宝龙一家人先是租房居住，1970年，他买下了大巴窑第七巷12座组屋7楼门牌467F号的三室公寓。

大概在这个时期，林宝龙开始师从一位名叫“威力叔叔”的马来巫师，学会了一些作灵媒的入门技能，并于1973年“出师”。他在家外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做兼职灵媒。

关于林宝龙的这个“兼职”，中文资料里一般泛称为“灵媒”，英文资料里则称之为“Bomoh”。

Bomoh这个词主要在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使用，在印尼则被称之为“dukun”（两者职能上相差无几）。

（马航370航班失联期间，一名马来巫师用椰子占卜航班去向）

Bomoh在南洋一代非常盛行，身兼医生、草药师、精神媒介和风俗专家等重要角色，他们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法力和破坏力（比如传说中的“下降头”）。

在新加坡，虽然华人所占比例最高，但这种在“原住民”马来人中盛行的原始宗教，随着一个世纪的移民间的文化融合，也逐渐为移民们所接受，成了一种普及的“民间信仰”，尤其为老一代和不太西化的底层人士所认同。

林宝龙的客户们也不外乎这两种。

第一种是迷信的男人和老妇，对这种客户，林宝龙只骗钱。

林宝龙最常用的伎俩，是事先用蜡烛的烛烟将一枚针熏黑，再将这枚针小心翼翼地插入一只生鸡蛋，继而用粉末将针孔封住，让鸡蛋表面看去毫无异样。之后在“作法”念咒时，林宝龙会将做了手脚的鸡蛋交给客户，要求客户将鸡蛋敲开。

目睹鸡蛋中赫然出现了黑针，客户惊恐地认定自己已经“中邪”，于是只好“破财消灾”。这招“针与蛋”绝活，林宝龙屡试不爽，他的客户们深信他拥有超自然的能力。

第二种顾客，是轻信又有很严重的私人问题的年轻女性，通常是酒吧女郎、舞女和性工作者。

这些女性大多有抑郁、焦虑或是其他心理创伤。1980年代初，公众对这些精神疾病缺乏了解，患者要么羞于启齿，要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以为自己是“中邪”或者“头痛”。

对这些患者，林宝龙通常会先让客户服用麻醉剂/镇静剂放松身体，接着将她们的双脚放在盛水的水盆里，在她们的太阳穴连接电线，最后接通电源，让电流通过客户全身。

林宝龙的这一通操作，其实就是自制山寨版的电休克疗法（ECT）。

电休克疗法经常用来治疗严重的抑郁、躁郁和精神分裂症。虽然电疗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被描述得极为恐怖，但它其实是相对安全的一种疗法（当然必须有麻醉和肌肉松弛剂的辅助，更重要的是，需要患者的同意），所以林宝龙的家庭电疗，也几乎没出现什么人身意外。

（电休克疗法/《飞越疯人院》）

电疗之后，病人通常会产生短暂的欣快感，由于全身麻醉，往往还伴随着短暂的意识混淆和失忆，林宝龙会将这些快感和副作用，渲染成“通灵”后迷幻的神奇体验，这些客户也会对他愈加笃信不疑。

骗取这些客户的信任之后，林宝龙就深入到私人层面，承诺要为她们“根除”厄运。这些客户大多是欢场女子，她们的问题，大多是对年龄外表的焦虑和情感生活中的缺爱和不安全感，所以林宝龙就声称，通过“作法推拿”，能够让对方更加年轻美貌和更有异性吸引力。

“作法”之前，林宝龙会要求客户将衣服全部脱光，他也脱得精光，腰间佩戴小神像，用来揉擦对方的身体和生殖器，最后与对方发生关系，美其名曰“传召”神灵。

针对不同客户，这些神灵也不尽相同（比如印度时母或是印尼神祗），不过他最常召唤的，是名叫“Phragann”（警方报告中的称呼）的“暹罗（泰国古称）性爱之神”。

然而我在搜索资料时，却发现查无此神，唯一近似的是Phra Ngang/Phra Ngan，源于柬埔寨的山神，中文称作拍婴/帕罂，一般是红眼睛+头上有一只角的模样。

（拍婴）

拍婴一般的功用是阻止黑魔法，在柬埔寨文化中，它还有帮助主人变得更性感的附加功效，但无论如何，林宝龙“暹罗性爱之神”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受过天主教洗礼的林宝龙，“一视同仁”地崇拜着各个宗教的神明，当然这种“兼收并蓄”，只是为了尽可能地与不同信仰的客户产生“共鸣”，他本人对每一种神明，都没有任何虔诚可言。

林宝龙的兼职事业蒸蒸日上，大约在1973年末/1974年初，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陈梅珠。

陈梅珠（Catherine Tan Mui Choo）

陈梅珠出生于1953年或1954年，是家中的长女，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陈梅珠成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13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进了技校（离家住校），从小到大，几乎得不到父母的任何关注。

唯一对陈梅珠表现出些许关爱的，是她的祖母。陈梅珠17岁时，祖母突然离世，这让她陷入了沮丧和伤痛之中，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早已被父母忽视的陈梅珠离开了家，她没有学历、没有任何技能，只能在酒吧做吧女。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一个酒吧的同事将她介绍给了林宝龙，陈梅珠于是成了林宝龙的固定客户。

（陈梅珠）

1975年，在林宝龙的坚持下，陈梅珠搬到林家居住，林宝龙则对当时的第一任妻子声称自己和陈梅珠关系清白，还在耶稣像前赌咒发誓。当然，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人，很快就因偷情而暴露。

林宝龙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家，并于1976年提出了离婚，1977年6月，林宝龙与陈梅珠两人登记结婚。

林宝龙也辞掉自己在丽的呼声广播公司的工作，开始全职当灵媒。他的生意相当兴隆，曾有过从某客户那里月赚6000-7000新元的光辉“业绩”。

林宝龙通过暴力（电击和毒打）、恐吓和洗脑，完全驯服了新妻子陈梅珠，还强迫她卖淫和表演脱衣舞以“补贴家用”。

林宝龙对陈梅珠称，自己“必须”与年轻女性（其中包括陈梅珠未成年的妹妹）发生关系，才能保持身心健康。他还“指示”她也与年轻男性“多多交流”，这样才能“青春永驻”。

陈梅珠在丈夫的命令下，和好几个未成年男孩发生关系，甚至和自己16岁的亲弟弟乱伦。

陈梅珠成了林宝龙的得力助手，尽心协助丈夫招揽客户，说服其他女性进行林宝龙的“治疗”，自己则负责引诱其他的男性客户。林宝龙丰厚的收入，则让陈梅珠能够享受华服和高档化妆品、保健品，她从未想要离开他。

有了陈梅珠的协助，林宝龙的“事业”更加顺风顺水，1979年，他又遇到了“女朋友”何家凤。

何家凤（Hoe Kah Hong）

（何家凤）

何家凤出生于1955年，家中有6个孩子，她是老三。何家凤8岁时丧父，之后被送到马来西亚姑母/姨母家，直至15岁才回到新加坡。回到母亲身边后，何家凤觉得母亲更偏爱一直留在身边的姐姐，因而心怀不满，经常为此大发雷霆。

回到新加坡后，何家凤先后做过裁缝、工厂女工和惠普公司的操作员。1978年，23岁的何家凤和罗岳华（Benson Loh Ngak Hua）结婚。

（惠普-新加坡/1977年）

1979年，何家凤的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林宝龙，被他“针与蛋”的伎俩所蒙骗，深信林宝龙“法力无边”，于是带着何家凤也来参加法事，希望林宝龙能治好她的“坏脾气”。

亲眼目睹“针与蛋”后，何家凤也立即成了林宝龙的忠实信徒。

林宝龙对何家凤相当中意，打算让她做自己的“圣妻”。他不断地给何家凤洗脑，让她相信自己的家人道德沦丧，她其实是私生女（所以母亲对她不好），另外丈夫罗岳华对她也是虚情假意，将来会强迫她去卖淫……

在林宝龙的诱骗和教唆下，何家凤和家人日渐疏远，对自己的亲人和丈夫全都怀恨在心，不但对母亲大打出手，对丈夫也视若仇敌。

和林宝龙初次见面后的第三个月，何家凤离家出走，跑到林宝龙家开始三人同居。

何家凤表现出来的思维障碍（迫害妄想）和情感障碍（极度易怒和攻击性），其实都是很典型的精神疾病先兆，然而她的家人认为她的问题只是“脾气不好”，还认为林宝龙在尽心尽力地为她“治疗”。

何家凤离家出走后不久，丈夫罗岳华找到林宝龙的公寓，打算住下来观察妻子的“治疗情况”。

1980年1月7日清晨，何家凤说服丈夫和自己一起进行电击治疗，两人并排坐在一起，手臂也被锁在一处，但两人的脚分别放在不同的水盆里。

何家凤被击昏（这属于“正常”的治疗）后，林宝龙偷偷换成了高压电，活活电死了罗岳华。

何家凤醒来后，林宝龙告诉她，治疗过程中，她身上的“恶灵”跳了出来，杀死了罗岳华。

林宝龙编造了一番说辞（罗岳华被漏电的风扇电死），要求何家凤以此应付警方。这番说辞并不算严密，裁判官也将此案纪录为“存疑裁决”，但警方没有对此进行深入调查。

罗岳华死时年仅25岁。

尽管憎恶丈夫，但罗岳华的死让何家凤变得异常消沉，开始出现幻听和幻视症状。1980年5月底，濒临崩溃的何家凤被家人送进了板桥医院（新加坡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医院）。

（板桥医院）

何家凤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院接受治疗。同年7月初，何家凤康复出院，之后持续到医院复诊，后续检查的结果显示，何的病症处于缓和状态，案发之时，她也基本上保持着冷静和清醒。

何家凤出院后，对家人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她仍然和林宝龙夫妇同住。林宝龙则依旧用电疗折磨何家凤，并不断“提醒”她，罗岳华的死，完全是她的责任。

有陈梅珠和何家凤做助手，林宝龙的“事业”更加兴旺，截至他被捕之日，林宝龙“迎娶”了40个“圣妻”。

为了提高性能力，林宝龙经常去私人医生杨鹏义（音译）和洪耀华（音译）的诊所注射激素。两个医生还在未经问诊的情况下，为林宝龙提供处方药品，这也是两起谋杀案中，两名受害者体内镇静剂的来源。

然而，在1980年底，林宝龙的神圣事业却遭遇了一个重大挫折——警方以强奸罪起诉并逮捕了他。

是什么人控告林宝龙强奸？林和他的妻子、女友为何杀害两个儿童？

三、强奸指控

起诉林宝龙的人名叫刘露西（Lucy Lau Kok Huang），是个上门推销化妆品的年轻姑娘，陈梅珠是刘露西的客户。在刘露西上门推销美容产品时，林宝龙相中了她，准备将其也收为“圣妻”。

1980年10月19日，林宝龙告诉刘露西，她有“恶灵上身”阴魂不散，建议她和自己发生关系来驱邪。刘露西将信将疑，林宝龙便悄悄地在一杯牛奶里放入镇静剂，告诉她这是驱邪的“圣水”，刘露西喝下后，变得昏昏欲睡，林宝龙趁机强奸了她。

接下来的几周里，林宝龙继续利用药物侵犯和虐待刘露西，刘露西的父母知晓此事后，一开始没有报警，而是以此为要挟，向林宝龙“借”了一笔钱。林宝龙的“贷款”没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于是在1980年11月，刘露西报了警，林宝龙因强奸罪被捕，陈梅珠也被指控为教唆罪。

林宝龙说服了何家凤做假证，声称她当时也在场，从未目睹任何罪行。不过对何家凤的证词，警方并不信服，他们继续调查这起案件。林宝龙和陈梅珠虽然被保释出来，但每隔两周就必须亲自到大巴窑警察局报到交保。

（1980年代的大巴窑警局）

林宝龙对此怒火中烧，他本人的说法是，警方对他的调查“非常烦人”，因此决定制造出一起连环杀童案，来阻扰警方查案。

他告诉陈梅珠和何家凤，自己被警方找麻烦，是因为被时母附了身，必须将儿童献祭给时母，才能解除“厄运”。

（时母）

时母又称为大黑神女或大黑女，是印度教的一个重要女神。是掌管时间、创造、保存和毁灭的女神，代表着自我成长和重生。在西方的文化里，时母常常被曲解为女性力量之神和女性保护者。

无论是原教旨还是流行文化中的时母，都不会对林宝龙的“厄运”有任何帮助，林宝龙的这些无稽之谈，只不过是让自己杀人合理化的手段。另外他还告诉两个女人，“Phragann”（那个“暹罗性爱之神”）还“提醒”他，献祭时母的时候，需要与女童发生关系（这当然也是胡说八道）。

何家凤被命令去物色和拐骗献祭的儿童，她先后带来了三个女孩，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太瘦或者被人看见），都被林宝龙拒绝了。直到1981年1月24日，何家凤在附近的耶稣复活堂，发现了独自等待姐姐的黄秀叶，将她引诱到了三人居住的组屋。

三人不停地给黄秀叶喂食混入镇静剂的食物和饮料，黄秀叶很快陷入了昏迷，林宝龙乘机性侵了她。将近午夜时分，三人抽出了黄秀叶的血液，饮用了之后又涂抹在时母像上（那张写着死者个人资料的纸条是献祭时的“祭文”）。随后，三人将黄秀叶的头按入水桶中，淹死了女孩，林宝龙又对尸体进行了电击，以确保她“必死无疑”。接着他们将尸体塞进一个旅行袋中，放在11座组屋一层的电梯外。

在这之后，何家凤还打电话给黄秀叶的母亲，对她进行恐吓。

接下来林宝龙又让何家凤去找一个男孩，并指示她“找个有钱的”，准备杀童之后“顺便”向受害者一家勒索赎金。两周之后，何家凤带回了加扎利，据她说之所以选择加扎利，是因为他长得像亡夫罗岳华。

三人也像上次那样如法炮制，但加扎利的身体对镇静剂比较耐受，过了很久才昏迷，之后又惊醒挣扎，令三人非常慌乱。加扎利死前不断呕吐，而且大小便失禁，现场一片狼藉。林宝龙便让陈梅珠留下来打扫房子，自己和何家凤慌慌张张地将尸体丢弃。

此时是黎明时分，由于慌乱和外面光亮不足，两人没有注意到加扎利滴落的鼻血，第二天，找上门的警方将三人拘捕归案。

（在大巴窑玩耍的孩童们/The Straits Times/1975）

四、是疯癫还是清醒？

由于证据确凿，三人被捕两天后，警方就以两项谋杀罪控诉他们。

1983年3月25日，案件在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受到新加坡举国瞩目，审判为期41天，进行裁决的两位法官是辛那杜来（T. S. Sinnathuray）和佛雷德里克·亚瑟·蔡（Frederick Arthur Chua），都是法律界的重量级人物。

（本案的两位法官）

格林·奈特（Glenn Knight）副检察司代表控方，陈梅珠和何家凤也各自委派了律师，林宝龙则拒绝让律师为他辩护，声称要选择自辩。但新加坡法律规定，死刑嫌犯必须由法律专业人士辩护，于是法庭委任霍华德·卡信（Howard Cashin）作为林宝龙的代表律师（卡信并不情愿），林宝龙也不肯和自己的辩护律师合作，经常在他提问的时候回答“不予置评”，令两位法官相当无语。

三人的犯罪事实毋庸置疑，这起案子的重点，在于三位嫌疑人犯案之时，是否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双方的精神医师对此各执己见，这场审判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精神科医生之战”。

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黄叶章（音译，来自中文维基，以下同）认为林宝龙患有轻度狂躁抑郁症，所以才会相信时母，出现“虚假妄想”（杀人就可以摆脱强奸案调查），并且性欲极度旺盛。另外他还认为，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在想要转移警方注意力的时候，跑到家附近抛尸。

控方专家板桥医院精神科医生徐关志（三个嫌疑人有不同的专家证人，控方只有徐医生一位）反驳说，林宝龙只不过是利用宗教来谋取个人利益（性和金钱），信仰时母仅仅出于“宗教性质”，和“虚假妄想”毫无关系。另外林宝龙经常让医生给自己开镇静剂来“缓解失眠症”，而按照徐医生的说法，躁郁症患者没办法意识到自己有失眠问题。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但鉴于林宝龙把这些镇静剂都用来作法、迷奸和杀人，显然他本人并没有使用镇静剂。）

徐医生最后总结道：

“（林宝龙）步步为营以达到目的，耐心规划以等待时机，娴熟地通过言语说服和伪装表演，来攫取个人权力和肉体享乐。”

他显然完全掌控着自己的行为。

精神科医生纳古连德兰（R. Nagulendran）作证说，陈梅珠由于成长经历和祖母病逝，患上了反应性精神病性抑郁症（由重大事件引发的抑郁症），之后林宝龙的肉体虐待和恐吓，使陈梅珠病情加重，再加上滥用药物，导致她产生幻觉，从而听信了林宝龙的谎言。

徐关志医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陈梅珠对林宝龙给予她的优质物质生活相当满意，不仅经常身穿高档服装，还经常去美容院做护理。而患有反应性精神病性抑郁症的人，通常对这种日常事务提不起兴趣，也绝不会如此注重自己外表和穿着打扮。

另外，陈梅珠明确地知道林宝龙是个骗子，知情自愿地当他的助手。虽然林宝龙的确对陈梅珠进行肉体虐待，但徐医生坚称她在案发时“精神状态良好”。

（庭审期间法院门口聚集的人群/The Straits Times）

控辩双方的专家对何家凤的精神状况，倒是达成了一致，都认为她在认识林宝龙之前，的确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直到在板桥医院住院期间才逐渐痊愈。不过，纳古连德兰医生认为，案发之时何家凤旧病复发，变成了一个只会执行林宝龙命令的“机器人”。徐医生援引何家凤出院后六个月（1980年7月16日至1981年1月31日）的复诊记录，认为她并没有任何复发迹象，诱拐和协助杀人的时候，也表现得有条不紊，完全具备自我意识。

不过何家凤的确对林宝龙的“法力”深信不疑，直到三人在警察局接受问话时，陈梅珠向她透露了“蛋与针”招数的底细，她才恍然大悟。

副检察司奈特在结案陈词时指出：三人在杀害儿童时，步步谋划而诡计多端，这绝不可能是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所能做到的。何家凤是因为被误导（骗）才会犯案，而陈梅珠之所以会当林宝龙的帮凶，是因为“她爱（他）”。

奈特最后总结道：

“法官大人，林宝龙根本就是一个对无力反抗的孩童痛下杀手的懦夫，这才符合谋杀者的逻辑。林宝龙通过蒙骗他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拥有超能力和法术，利用这点来威胁、恫吓和劝服迷信、弱小与天真无知的人，以达到自己最下流、最淫秽的目的。”

1983年5月25日，法庭对杀童案做出了最终裁决，全程只有15分钟。辛那杜来法官和蔡法官一致不相信三名被告案发当时精神失常，他们认为林宝龙“可恶、邪恶”，陈梅珠则是个“狡猾、恶毒的人”，“愿意协助（林宝龙）犯下令人憎恨、邪恶的罪行”。对何家凤，两人倒是有些许同情，认为她“单纯”和“易受影响”，但两位法官同时强调，虽然何家凤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在谋杀案发生之时，她正处于缓解状态（有能力为自己行为负责），所以必须为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

三名被告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陈梅珠和何家凤对此默默无言，林宝龙则笑着叫道：“谢谢法官大人！”

之后陈梅珠和何家凤对判决提出上诉，用尽各种渠道求助无果后，两人似乎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等待处决期间，林宝龙重新皈依了天主教。一位名叫杰拉德·费尔南德斯（Gerard Fernandez）的修女，则风雨无阻地每周都去看望陈梅珠和何家凤，并陪伴她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费尔南德斯修女是一位天主教修女，在新加坡以担任死囚顾问闻名）

1988年11月25日，三人被送上了绞刑台。

林宝龙的两位私人医生，因为私自开售处方药，于1990年受到新加坡医药理事会纪律处分。洪耀华被停职三个月，杨鹏义遭到除名，但第二年经过重新申请，又复职并且继续行医。

副检察司格林·奈特因为此案声名鹊起，被公众认为是“将林宝龙绳之以法的人”，仕途上也一路凯歌高奏，直到1991年，他因贪污罪锒铛入狱。

多年之后，公众对此案仍然记忆犹新，它不但是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最为轰动的罪案，也成了之后衡量其他罪行的“标杆”。然而截至2021年，仍然没有任何主流媒体，对案件中的两位女性罪犯多年遭受的虐待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人（公开）质疑，为何林宝龙得以逍遥法外数年，警方却从未对此进行过任何干涉。

大巴窑第七巷12座组屋7楼的那间“谋杀公寓”，从三人被捕当天起一直闲置，6年来无人居住，直到1987年，一个天主教家庭搬进了公寓。

（最终一个天主教家庭搬进了公寓）

五、动机之谜（以下为个人观点）

在许多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林宝龙是“邪恶转世”，是个超出正常人理解范围的邪恶大魔头。

当然，林宝龙犯下的罪行的确骇人听闻，但在看似诡异的宗教外衣下，其实的确存在着某种“自洽”的逻辑。

林宝龙的诸多行径中，最难以理解的，就是他杀害两个无辜孩童的动机。也正是这种“彻底诡异、毫无逻辑的行为”，让为他辩护的精神医师黄叶章深信他精神有问题，因为“正常人绝不会这样做”。

林宝龙本人对自己动机的说法是，警方对他的强奸调查“非常烦人”，因此决定制造出一起连环杀童案，来阻扰警方查案。

这种说法无论怎么看都匪夷所思且脑回路反常，就算他能用杀童案来吸引警方的注意力，最多只能使强奸调查暂时搁置，绝不会让它消失（更别说强奸案和凶杀案压根就不是一个部门管辖）。

如果说林宝龙想要制造混乱，趁机跑路还略可理解，但他显然根本没有这种打算。

问题在于，林宝龙供述的动机，是否就是他的真实动机呢？

林宝龙在警局录口供时，曾表示自己是“为报仇而杀人”，但他在正式庭审时很快改了口，坚称自己之前的口供只是为了“满足审问他的警官”，并强烈否认强暴过黄秀叶（尽管证据确凿）和刘露西。

（改编自本案的不太成功的电影《灵媒》/1992）

这个昙花一现的“为报仇而杀人”的自供，其实更贴近林宝龙的真实心声。主流观点也认为是因为林宝龙自视为魅力无限的风流情圣，警局对他的强奸指控，在他看来是对自己性魅力的侮辱和中伤，因此才怒火中烧、无法接受（The Straits Times，2016）。

另外根据新加坡法律，如果林宝龙强奸指控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和至少12下鞭刑），鉴于他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被执行最高刑期，那等他出狱之时，就已年近六十，相当于毁了他骗财骗色的“前程”。

虽然这两点的确可以解释林宝龙的愤怒，但却难以解释为什么他苦大仇深的“复仇”对象，是警方而非刘露西（及其家人）。所以林宝龙的愤怒焦点，也许不在于刘露西的控告，而在于警方对自己立案和调查——这个行为，恰好戳中了他隐藏的心理痛点。

林宝龙生于中产家庭，不仅是家中的长子，还曾在名校就读。虽然关于他成长期间的资料很少，但按照林宝龙妹妹的说法，“从小就脾气火爆”，很可能是自命不凡、极度自我为中心（但现实又不断令他“失望”）的一种外化表现。

为林宝龙辩护的黄叶章医生，将林宝龙的性格概括为“自信满满”和“非常浮夸”，这是相当准确的评价。

林宝龙一方面对自身能力和魅力极度夸大，盲目自信地认为自己理应享受特殊权力，并获得他人无条件的顺从。另一方面，他的资质能力和糟糕的人际关系（自私、只懂剥削利用他人），让他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梦寐以求的权力和成功。

这样的情况下，林宝龙的职业生涯就很耐人寻味。辍学之后，他曾短暂担任过内部安全局的线人，内部安全局隶属于警察组织，和许多自恋型罪犯一样，林宝龙也对执法部门情有独钟。但不同于正常人选择执法职业的原因（追求正义、保护他人/福利好、铁饭碗），执法部门对林宝龙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机构”。

换句话说，因为自身能力欠缺，他必须通过“借势”，来满足自己权利欲和操控欲，再将这些职业本身的特殊属性，理所当然地视作自己本人拥有的权力。

因为学历和能力欠佳，林宝龙自然无法成为正式的警察，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最为贴近的职业——国家安全机构的线人。

林宝龙的心中，大约将线人脑补成了“政府密探”、“幕后操盘手”，因此踌躇满志。然而林宝龙很快发现，线人只不过是用来为警方提供信息的“社会外包”，不但毫无“实权”，警察们对自己也毫无敬意。

林宝龙的线人只做了几个月（一般线人的“卧底”时间都还蛮长的），没有资料表明他是主动走人还是被内部安全局辞退，无论是哪种情况，林宝龙很可能对警察部门产生了“他们有眼无珠”的怨恨，或是“我才不屑与他们为伍”的鄙夷，他和警察之间，很可能早在此时就已经“结下了梁子”。

接下来他做了三年电工，这个职业除了让他精进了日后的电击技术，应该和他的“权力诉求”关系不大。

（另一部拍摄于1997年电影《神与狗》）

收债员这份工作却不同，新加坡严格的法制和林宝龙所属的英资大公司，让这份工作带有了很高的权威感。

丽的呼声广播公司的债务人，可能会对林宝龙屈尊哀求或是颇为恐惧，林宝龙的“工作职责”也允许他能够合法地向债务人施压、威胁、骚扰，也许还存在某些灰色地带的暴力行为。林宝龙自然将对方对自己的敬畏（其实敬畏的是法律和大公司），理所当然地等同于自己的“威信”。

这种虚假的权威感，给了林宝龙极大的满足，因此他奇迹般地“勤勤恳恳”工作了11年，似乎相当“安分守己”。

然而权力和自恋的胃口，通常永不餍足。收债员带来的威严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林宝龙，于是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天职”——拥有“超能力”的情圣。

神灵和宗教，成了林宝龙新的“借势”对象。某种意义上说，林宝龙也许的确相信这些神祗，但他们在他心目中，只是“帮助我增加魅力的小伙伴”，毫无虔诚可言。

纵观林宝龙的“灵媒事业”，虽然他也会不失时机地敛财，但对金钱的欲望并不强烈。也许是因为在担任收债员期间，他已经体验过金钱带来的权力感，也许是因为正处于男性性能力危机感的年龄，林宝龙的终极目的，是获得最多的性便利和性成就感。

虽然林宝龙的“圣妻”们，都是他通过蒙骗和诱奸得到的，但在林宝龙极度妄自尊大的思维里，这些女人无一不是被自己的“魅力”所吸引，心甘情愿地跟随左右。

所以警方的强奸调查，不仅仅是单纯的“麻烦”和干扰，它无情地戳破了林宝龙自己营造的“情圣幻想”的泡泡，令他不得不面对被揭穿底细时的巨大反差（你是个强奸犯，需要通过诈骗和下药，才能骗女人上床）——而没有什么比强迫一个自恋人格障碍者直面自己的“真相”，更让他们震怒了。

所以林宝龙对警方的“报复”，更像是一种“泄私愤”，类似于“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所以他选择了最容易引发公众注意力、也易得手的受害者，于是两位无辜的孩童，就这样成了林宝龙怒火的祭品。

至于血祭、虐童这些重口味的行为，只不过是林宝龙的“仪式感”，就像格林·奈特所说，“饮血只是作秀的一部分”，即使是杀人，林宝龙也力求花哨和引人瞩目。

另外在林宝龙极度膨胀的自信中，自己是永远不会犯错的，这也可以解释很多脑残的细节（比如跑到隔壁楼去抛尸、警察搜查现场时试图销毁证据……），因为在他的预设里，根本不存在“我会被警方抓到”这个选项。

(林宝龙的“法器”，据警方统计有250种之多)

这种“我不看我不听反正我很伟大”的态度，也贯穿了林宝龙的庭审始终。知道自己受到全国性的关注后，林宝龙表现得相当兴奋，经常在肃静的法庭上哗众取宠地随便说话。如果是和自己立场一致的问题，他就会冗长地回答；如果遇到“不喜欢”的问题，就一概“不予置评”（即使提问的是自己的辩护律师）。当法庭质疑他证词的真实性时，林宝龙干脆偷换概念，大谈自己的“宗教和道德义务”。

即使是在林宝龙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失败”时，他也拒绝承认事情的真相，坚称自己是为了“阻扰警方查案”，起码让自己在同警方的博弈中，掌握着“主动权”（实际效果则让他看起来像个疯子）。

陈梅珠和何家凤的性格，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陈梅珠是个严重缺爱、自我价值极低的人。费尔南德斯修女回忆说，当她第一次联系陈梅珠的时候，陈梅珠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我做了那些事之后，你怎么还会爱我？”

我不怀疑陈梅珠曾经换过抑郁症，之后林宝龙的虐待，也让她变得更加卑微和麻木（麻木就不再容易受伤，算是一种消极自我保护机制）。

然而她同样满足于林宝龙提供的优渥生活，看透了林宝龙的招数之后，依旧对他不离不弃（奈特所说的“因为她爱他”）。虽然林宝龙“娶妻”众多，但作为唯一看透的女人，不知道陈梅珠是否在内心中，也偷偷产生出某种恶毒的幸灾乐祸，以及“我是特别的”那种扭曲的满足感（她虽然早就知道林的招数，但直到被带到警局，才向何家凤透露）。

虽然陈梅珠的抑郁症状，是审判时的焦点，但真正让她成为凶手的，是她淡漠的道德感和冷血自私的心性——她知道林宝龙是怎样的人（可能是他身边的女人中唯一一个知道的），但只要拥有他的“爱”和优渥的生活，她并不在乎其他人会遭受什么。

相比之下，何家凤则显得更加“疯癫”一点，很多律师认为，如果是在今天，她很可能会逃过死刑（精神问题作为辩护理由，在1980年代的新加坡，还不被广泛接受）。但就像两位法官所说，谋杀案发生之时，何家凤处于清醒状态，所以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而在何家凤选择第二位受害者的时候，究竟是单纯地执行林宝龙的命令，还是和亡夫相似的脸庞，让她燃起了为自己“复仇”的欲望？在杀害加扎利的时候，何家凤究竟是为了“拯救”林宝龙和陈梅珠，还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怒火？

恐怕何家凤自己也未必说得清。

这起案子里，有着很多宗教和精神疾病元素，所以我想在最后多说一句：精神疾病是一种“普适性”疾病，它可以困扰最善良、最聪慧的灵魂，也可能侵蚀最恶毒、最愚昧的心肠。

精神疾病不应该给患者贴上羞耻的标签（实际上，精神疾病的病耻感，恰恰是林宝龙行骗得逞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也不应该是道德与良知的“减免税”。

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宗教，都不应该是滥杀无辜的借口；无论是哪一种精神创伤，都不该是伤害他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