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贸易在近现代医药产品全球流通中的作用关注日渐增多。有关贸易与健康的学术史，往往采用两种主要的叙事方式。一是详细描述商品贸易交换新网络，如何给医疗带来创新技术与思想；二是由新的贸易网络是否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的视角展开贸易被看做是推动医药产品全球流通的驱动力。对此，4月11-1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学院联合主办了“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贸易与医药产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试图在以往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力求更深入地了解医疗产品和贸易之间的关系，这次研讨会对长时段、跨地区的医药产品，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多维度展现贸易与全球医药产品流通的关系。讨论议题涉及到医药产品的全球贸易与流通、大黄等医药产品的贸易与物质文化史、近代域外医药产品与知识进入中国、近现代中外医药的对话与沟通、新研究视野与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参与研讨会的三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分别来自于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学者们的学科背景多样，既有历史出身的中外学者，也有中医与西医背景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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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会议的召集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认为贸易在近代医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研究“近代以来医药知识生产”中，高晞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医药新知识的产生，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对传统知识的利用、重新阐释和解构的基础上，传统中药体系由本草学向现代药物学转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以本草为基础的中医药材，比如大黄、樟脑、中国根等，自十五世纪之后跟随全球贸易体系，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印度公司进入欧洲市场。同样的植物，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名称、解释、使用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疗效。型状相同的植物如何在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发生对话？药品贸易能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医疗产品史的改变？我们能否跨越时空的界限追溯医疗产品的全世界流转？以此探究其对医药知识生产和医学观念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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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药产品的全球贸易与流通

医药产品如何经由贸易在全球流通，是研究者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何安娜（Anne Gerritsen）教授的研究《大黄、贸易与医学》，从文化史角度追溯了大黄在中西世界的植物特征、功效用法与文化意义。对大黄进入欧洲世界后由药品到食品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跨国贸易在大黄文化史形成中的重要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的林日杖先生则从疆民族史与全球史的角度，对大黄这种民族特色甚强的药材在全球化中内涵、形象变迁作了研究。指出贸易对医疗活动的影响是肯定的，但不同时代与地区会有所差别。

早期西班牙语文献中对大黄的描述，由何安娜教授提供

医药产品的全球传播，改变了人们对外来世界的认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克莱尔•格里芬（Clare Griffin）副教授，通过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官方药品交易记录及其主要贸易伙伴——英国、荷兰、德国的相关记录，并辅助以罕见的俄国医学手稿，指出十七世纪后期，俄国莫斯科市场上的俄国官方买家和私人贸易商，已经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药品。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俄国人，使用的“当地的/自有的”与“外国的/其他的”的药品分类。她认为近代早期的俄国人，已经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近代世界贸易中，有一些特定的商品集散地，如近代的中国的广州。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Moluccas）中的安汶（Kota Ambon）岛，是东印度公司药品贸易的重要集散点。也是商人兼博物学家郎弗安斯（G. E. Rumphius）收集资料的地点之一。在郎弗安斯《安汶草本》（Amboinsche Kruid-boek）中， 记录了大量植物药。对此德国科隆大学博士生埃丝特•海伦娜•阿伦斯做了梳理研究，并通过人参和檀香木的案例，从郎弗安斯对植物的记述出发，深入研究不同的地方社区和它们具体的医疗实践。讨论了摩鹿加群岛作为交换和传播医疗产品知识的市集的作用。

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医学产品的传播。来自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萨米尔（Samir Boumediene）以金鸡纳为个案，对耶稣会与17世纪欧洲的域外药物的关系做了梳理，认为耶稣会士因为慈善与商业利益的原因推广了金鸡纳。

早期西班牙语文献中关于金鸡纳皮的论述，由萨米尔（Samir Boumediene）提供。

在全球医药贸易中，逐渐出现了药品中间商。来自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博士生沃特•克莱因（Wouter Klein），以金鸡纳与阿魏为切入点，对18世纪早期在阿姆斯特丹的药品中间商进行了研究，指出这时中间商不仅举行药材的公开拍卖，每周决议药材的批发价，通过市价表公开。他们还评估舶来品的价值，通过各种公告和报纸新闻来向全国推广拍卖会，在买卖双方的交易最终结束之前负责交易中的所有内容。中间商因为中立的身份受到重视与尊敬。中间商在组织公开拍卖时所展示的产品知识、信任关系和宣传策略，成为了商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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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药产品的全球贸易与物质文化史

以物质文化史角度考察医药产品的跨国贸易与传播，是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这次会议上北京大学陈明教授、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对五至十九世纪阿魏（hing/awei/asafetida）相关的知识的生成、扩散、改变、接受或者被无视的过程以及相联系的区域做了细致的考察，展现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阿魏是如何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族群迁徙、金钱贸易、民俗传闻、宗教仪轨、医疗和烹饪实践、科学考察等活动相联系的。阿魏作为一种药物、一种食物或者一种植物的复杂历史，揭示出单一性的物质所衍生的知识，在整合与分解过程中的不规则性与开发性。同样以物质文化史的视角，研究药物作为食物的研究还有台湾政治大学的陈秀芬副教授，她结合医学与宗教民俗多种文献考察明代紫河车，即胞衣的物质文化史，对紫河车作为食物、药物与秽物的多元形象进行了综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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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品物质文化史的形成，背后有复杂的商业与贸易关系。如十八世纪耶稣会神父拉菲托（Lafitau）在北美洲新法兰西发现的“西洋参”，借由北美洲与中国之间的商业贸易网络，以昂贵的价格出现在广东市场，给欧洲商业公司带来了不菲的收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拉胡尔•马克维奇（Rahul Olivier Markovits），以1750年前后的全球人参投机泡沫为商品和投机活动的个案，对此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人参价格完全不是简单的供需平衡问题，而是伴随商品化和商业化的一系列误解与预期而诞生的产物。最重要的一点，人参的价格与广东商品交易市场的特殊条件息息相关。如果“西洋参”的例子表明昂贵的药品背后有复杂的商业运作。那么，浙江中医药大学郑洪教授对“凉茶”的研究，则展现出普通的地方药品，如何在原有地方知识基础上，经过商业运作，成为普及性的饮品。

三、近代域外医药产品的传入与应用

西方的医学产品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是如何反应与接受？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对“离子导入法（Iontophoresis）”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是回答此问题的一个具体例证。张大庆教授对近代离子导入疗法的产生与发展、传入中国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并结合中西医知识，以丰富的图片资料展现出中国人对近代医学产品的接受与改造，肯定了近代中国人对离子导入疗法在中国推广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台自制离子导入治疗仪，由中国第一位受现代科学训练的医生包莅茂制作。由张大庆教授提供

除中国药品进入欧洲、欧洲药品进入中国。近代南洋地区的药品也通过广告与日益紧密的贸易网进入中国药品市场。香港浸会大学的罗婉娴女士以仰光华侨胡文虎创立的“虎标万金油”为例，描绘了近代南洋药品输入中国的历史图景。指出创始人华侨胡文虎通过塑造爱国华侨、慈善家的形象，在近代推行国货的背景下，使得“虎标”药品成为国货的典范，促进了“虎标”药品在近代中国药品市场上的流通。

抗生素（antibiotic）的使用是近现代医学中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由于抗生素对多数感染性疾病均有疗效，很快得到推广。在1950年的台湾，抗生素已经是家喻户晓。台湾长庚大学张淑卿副教授以台湾地区典藏的报纸信息为依据，分别以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streptomycin（链霉素）为例，从药物发展、市场需求、管制与生产等面向，对这两种药物在二十世纪40、50年代台湾地区的流通、管制进行了探讨。指出盘尼西林与链霉素虽给人类的疾病治愈带来希望，但台湾民众对此类药物亦有过度期待、滥用、误用、过敏致死的案件产生。

医学产品在全球流通的同时，医学知识也随之传播。台湾中研院刘士永教授分析近代中日引进与接受西方营养学知识的差别，认为营养学（nutritional studies）作为一门现代西医知识，其在东亚世界的传播阶段，与其原生地有呼应的关系。同时东亚世界所发展出来的营养学论述与实作，因地制宜的对西方营养学做了调适应，这种调适尤以民间营养品贩卖最为显著。透过中日民间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于营养品认知的重迭与落差，可管窥营养知识全球流通的背景。

四、近现代中外医药的对话与沟通

近现代医学产品世界贸易的发展，不仅带来中西物质与文化的交流，还为中西医学从学科上进行对话提供了前提。

中西医学有无对话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这次会议中，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的董竞成教授详细介绍了他本人所提出的“大中医、三分法和五要素”的研究。指出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医学，要包括它的概念内涵、哲学基础、历史地位、组成结构、理论、经验、技术、方法和方药等，明确它的长处和短处。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如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等的方法，进一步确认其理论、经验、技术、方法、方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应该包括不科学与不合理性。

具体而言，中西医如何对话？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是研究本草学的专家，他以中国古代关于致幻剂的记载为例，指出中国传统药物学包含有巫术成分。因为古今知识范式的不同，使得本草中涉及药效和毒性的表述，很多时候都不太适合直接的语言学转换。将药理学介入这种语言转换，有助于探明原文献的本义，减少误读。

中西医药对话的另一种情况是以西医理论来种植与研发中药。抗日战争时期曾推行“国药”“代用西药”，台湾中原大学副教授皮国立通过梳理“战时国产药物的制造与研究”，对“国药”与“代用西药”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总体上战争促成了国药种植与研究的开展，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这样的尝试也因着各种主、客观条件而终止了。战争压力使得传统中药一跃而登上科学制药的舞台，而究其历程，其研究不是立基于传统中医理论，而是开创一种植物学、化学研究中药的研发。所谓研发替代的国产药物仍是西药，而非中医的中药。背后中医医理并没有在此时被重视，仍是一种经过西化后的制药概念，而且偏重单味中药的研究与分析。

丝绸之路是中外医学传播与对话的重要途径。丝绸之路传播的不仅有医学与药品，也有疾病。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王兴伊教授通过梳理东汉末年疫病与胡商的关系，认为此疫病传染源为西域胡商的贸易活动，即贸易活动将新的病原体从西域播散至中原。张仲景确立了相对应的“伤寒六经”辨证施治方案，其治疗“伤寒”的首方“麻黄汤”当源自西域传方“还魂汤”，也即贸易活动同时提供了疫病治疗方案及药物“麻黄”。贸易与健康是利弊同在的关系。

丝绸之路上，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进行了频繁的互动。完成《回回药方考释》的宋岘研究员，通过对比阿维森纳《医典》，指出明代朱橚《普济方》眼科方剂所用的可铁剌、朵梯牙、阿飞勇，是《医典》眼科方剂中常用的药：كثيراء ، توتياء ، آفيون ，认为是研究中外医学交流，应重视以阿维森纳《医典》为代表的阿拉伯医学。

五、新研究视野与方法的运用

现代科技下的数据资源，如何能更好的用于研究，是很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徐源（Michael Stanley-Baker）在这次会议中给出了他本人对此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在他的研究中，他以关键词搜索为例，对古代医学中药物的分类做了鸟瞰与总结。认为丰富的数据库资源，可以为了解药物产生和使用的语境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并介绍了南洋理工大学在建的数据库系统。

除从贸易史、物质文化史与中外交流史角度对近现代医学产品与贸易进行研究。这次会议中，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媒体学院的学者安德里亚（Andrea Nanetti） 介绍了他与全球各地学者合作进行的海洋史项目：从海洋史的角度将海洋贸易相关的原始资料进行可视化。他以 1205-1533年的欧亚非大陆为例，通过丰富的海洋地图资料，从海洋史角度对药物产品的贸易背景做了研究。认为海洋史的研究，将有助于打破民族史的界限、打破过去只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朝代进行历史研究的传统。是全球史中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法。

最后，本次会议的海外召集人，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何安娜（Anne Gerritsen）教授总结道：本次会议的30余场报告，每场报告都采用了不同的时间维度与地理维度。地理上既有单个地区的研究，如从上海到东南亚的一个小岛，同时也会注重地区之间的联系。对于药物的分析既有从药理学上的解释，也有从历史经验进行的深入讨论。从经验到文本，再到量化研究，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也希望我们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历史问题在当下的意义，思考中国范围内的问题能否放置于全球来审视，现在进行的文本研究如何加入量化的分析，这是本次会议给我们带来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