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路边摊”自古以来就存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小摊是禁是放,该堵该疏,一直引发探讨。最近,因为市人大的一部法,“摆摊”冲上热搜第一,成了上海市民热议的话题。
9月23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关于设摊不再“一禁了之”的内容最受关注,网友纷纷“给上海点赞”,称此举体现民意,尽显城市“烟火气”。但亦有管理者表示担忧,放开之后,是否会增加管理成本?
从“一刀切”的禁止、取缔,到如今的“适度放开”“有序设摊”,立法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打开了大众的想象力。香风辣雨、嬉戏游乐背后,如今在上海摆摊的是哪些人?秩序与活力之间,该如何进行平衡?为夜间经济探路的摊贩,给上海的消费环境带来了什么?
这几天,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探访上海的首尔夜市、思南夜市、周浦夜市、“森林里”夜市等,也跑了一些流动摊贩的点位,并采访了摊贩、市民、专家、管理者等多方人士,记录期盼这份烟火气回归的都市人心声。
嘉定州桥老街夜市。 海沙尔摄
摊贩的账本:谁在摆摊
这些年,上海中心城区的摊贩数目大致呈一条曲线。随着彭浦夜市、乍浦路夜市、寿宁路小龙虾一条街等知名夜市的陆续消亡,流动摊贩数目逐年锐减。而这两年,在发展夜间经济的机遇带动下,摊贩也在逐渐复苏。
周末夜晚,天安千树的河滨步道西区,“森林里”夜市人流如织,老徐的“地摊照相馆”人气很高。老徐此前经营着一家摄影工作室,2020年疫情后,工作室的生意出现小断档,恰逢上海推动夜经济,他就带着摄像器材来集市拍照,想着拓宽商业渠道。
老徐的“地摊照相馆”
自此,他的地摊之旅就再没停下来过,乐民集市、思南公馆、南丰城、安义夜巷……上海的集市老徐跑了个遍。最开始,他的摊位只有一张桌子,后来,和集市上的朋友合作,以房车为载体,一边作为拍摄舱,一边售卖咖啡,挂满照片的房车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老徐说:“最初,我只是想过渡一下,没想到一直走到了现在。”
记者调研发现,上海的夜市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租金模式,主办方收取日租或月租,如果是月租,随时可退押金;一种是抽成模式,根据摊位的位置和面积进行一定比例抽成。一般来说,越是靠近市中心,摊位费越高。“森林里”每天400元,“首尔夜市”每天300元,“周浦夜市”100—150元不等。
摊贩们心头都有一本账。与开一家商场或街头的店面租金相比,摊位的成本已经很低。生意好的话,摊主一晚上能赚上千块,少的勉强也可以覆盖成本。摆摊又比较自由,比做快递小哥时间上更为灵活,也没有上班族的烦恼。
阿龙的章鱼烧摊位位于“森林里”夜市的东侧,虽然位置靠后,但人气很不错。2017年,阿龙从台湾来到大陆,在天津跟师傅学做玉子烧。两年后,店面合同到期,朋友就喊他一起来夜市做生意。“江浙沪的夜市生态也比较好,我先去了锦江乐园夜市。”因为口味正宗,他做的玉子烧、章鱼烧还有台湾挂包都销路不错,在安义夜巷摆摊时也很受欢迎。
阿龙的章鱼烧。 刘雪妍摄
阿龙算了一笔账,摆摊比开店少了店租等成本,进账比较快,压力小一些。但从去年11月到今年夏天,一直没有生意,而摊位设备和物料放在仓库里,雇佣的工人还要包吃住,阿龙很着急,终于等到夜市开张,赶快来报名。
美食摊位往往是夜市的灵魂,也是最接地气的。阿龙隔壁的摊位主打蚵仔煎,他原来在仙霞路上经营一家饭店,专做台湾菜,前几年关掉店面,开始做夜市生意。周庄、苏州、台州等地有活动时,他和阿龙等朋友们也都一起去摆过摊。
到底是谁在摆摊?记者排摸下来发现,在郊区、城郊结合部,摆摊的多是卖自家农副产品的农人,而市中心的夜市摆摊人中,有开餐馆开不下去的经营者,有失业暂时来摆摊的过渡者,也有作为兼职补贴家用的职场人,这几类多少有点不得已的味道,但是也有不少市民主动选择摆摊。比如不愿意被正式工作束缚的人,还有不少人把摆摊作为练手或者增加流量的一个渠道,甚至是一家实体店的前站。
首尔夜市上的花。 李茂君摄
阿度的鲜花摊位设在“小上海步行街”入口处,他用彩色荧光笔写下“浪漫不死”的牌子。阿度是“95后”,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作,7月底开始,他每周末来“练摊”。“一晚上摊位费150,比市区便宜,生意也还可以。”阿度的鲜花是网购的,收到后要先醒花,虽然摊位只有两平方米,但阿度组建了客户微信群,还拓展业务,提供在线选花、上门送花的团购服务。他很乐观:“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地摊,但没准生意能做大呢!”
阳阳周末也在这个夜市卖花,周内会去地铁口“打游击”。阳阳一直想有自己的花店,但目前还不具备实力。辞职后,她认真做了打算,从找渠道、选品、搭配、包装,到经营线上店铺、运营社群,她盘算着通过摆摊和线上渠道积累到资金和客户,自己离开花店的梦想就不远了。
“森林里”夜市。 刘雪妍摄
记者注意到,相比在夜市固定位置的摊位,流动摊贩的自由度更大,成本更少,但风险也更大。这类摆摊,并不在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但在本市人流多的地铁口、交通路口,依然会有流动摊贩出没。
晚上11点半,在地铁口卖炸串的周姨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她立刻招呼其他摊主收摊,大家心领神会——城管来了。周姨和丈夫一人一个摊位,摆在两个相邻的路口,远处的儿子见机给父母通风报信。周姨他们骑上车,藏进一家商铺的通道里,灯一关,隐匿在黑暗里。
市民的体感:夜市是活力的载体
都说“人间烟火气,当数夜市最浓”,在这部法规的评论里,网友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即“烟火气”。法规中对设摊经营的不再“一禁了之”,让市民读到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城市治理气度。
“童年的回忆和上海的烟火气一起回来了!”老田停好车,走进周浦夜市后感慨。天刚擦黑,周浦夜市已是人声鼎沸。步行街两面是古色古香的殿宇楼阁,中间的小摊次第排开,水果生鲜、烧烤肉串、衣服饰品、美甲、套圈、气球、鲜花……应有尽有。老田家在长宁,这次专程带着女儿小美来“赶集”。“浦东十八镇,周浦第一镇,隋唐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了,有历史嘞!”
周浦夜市。 刘雪妍摄
像老田这样专程逛夜市的市民不在少数。有人就喜欢郊区夜市驳杂的热闹感,说在这里看到了“接地气的上海”,还有摄影师专程来拍这种人间“烟火气”。你会看到,来逛夜市的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幸福”的表情。
在上海生活打拼多年的小柳,最爱的是寿宁路小龙虾,每当小龙虾上市那一季,她就呼朋引伴去尝鲜。伴着夜市的记忆,除了碳水食肆的美味,还有一份绵长深厚的友情滋养。不少市民说,缺少了摊贩的这座城市,总觉得少了几分灵气和暖意,在小柳眼里,夜市就是一种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更亲密的交流和从中结成的情谊,使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森林。
夜市不仅是中老年人的乡愁,亦是年轻人的乐园。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夜市话题均为流量热帖,每个从蓬勃夜市归来的“90后”、“00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修图发朋友圈。有的甚至开启实时直播,而这些网上的流量又引来线下流量,为夜市积攒人气。有人还会总归出上海摊贩的流动地图,比如文化广场晚上10点剧目散场时,周边会有好吃的摊贩出现。
周浦夜市一角。 刘雪妍摄
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指出,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庞大的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和高端人才,他们需要有人在餐饮、服饰、休闲等各方面提供服务,而这种服务是多层次的,既会去高档餐厅、购物商场消费,也会在路边摊吃个早点、夜宵,买个耳坠、短裤什么的。而后者,就是摊贩的商机。这也是为什么摊贩喜欢往北上广深跑,且喜欢到市区摆摊,因为那里的潜在客户最多。
“没有人不爱路边摊,除了周边的居民。”住在彭浦的老居民孙琴此前是彭浦夜市的投诉者。“炒河粉的摊位就在我家楼下,一直闹到凌晨4点。彭浦夜市取缔后,一下子清净了。”不过,几年之后当孙琴搬住到虹口后,她又异常怀念当年的盛景,成了夜市的支持者。“那个叫闹猛啊,活色生香!”
在几个城市居住过的刘先生发现了魔都夜市的海派特色。在上海的地摊上,你可以看到20块3条的短裤、10元一打的袜子,但也有知名品种但售价低廉的猫和狗,有名贵而性价比超高的花草,还有小众但品味不俗的精油、香膏。有人还惊喜地发现,可以淘到欧洲早古的小家具。“上海夜市就是个宝藏之地。”
记者的探访也印证了刘先生的印象。灯火璀璨的“首尔夜市”,最热闹的就是银亭路到虹莘路这段300多米长。这里不仅有琳琅小吃,还有各式品种的摊铺,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刚才那只柴犬是卖掉了吗?”兜了一圈过来,有顾客发现看上的那只狗已经没了。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周浦夜市,老田发现,有人在卖可爱的猫,居然还是赛级水准的银渐层。“800元一只,疫苗都打过了”。摊主说。
有摊主在周浦夜市卖猫
“我们可能过于执着于洁癖式的秩序偏好,而忽视多样化的需求。”在复旦大学教授唐亚林看来,都市烟火气就是生活气、人情味、多样性,它的呈现往往是混杂的,热热闹闹的,让居民感到生活方便、便宜、有趣,这是一个城市的内生活力。
城市离不开摊贩,这是城市居民的需求决定的。唐亚林说,市井生活就似路边摊的汇集,是老百姓的日常生计之源,是就近方便、经济实惠、随看随买的日常消费品之地,也是年轻人来个小吃、发个呆、打个卡、发个照的放松之地。这在奉行管理整齐、城市整洁、规规矩矩的单一秩序美学思维下,这种往往是驱赶、被取缔的对象,但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往往也导致死气沉沉,而摊贩等夜市经济恰是激活城市活力的几个眼。从这种意义上说,法规对设摊的有序放开,传递出一种包容开放的积极信号。
管理者的考量:活力与秩序的平衡
摆摊不再“一禁了之”,但也绝非“一放了之”。市民对法条一片叫好的同时,也有管理者透出些许忧虑,有人坦言,“烟火气”不好管,往往就变成了“火气”。
市民需求关乎“里子”,市容管理关乎“面子”。市容管理就是一本账。在周浦夜市,清洁工大叔指着地上散乱的竹签、纸盒,向记者吐槽:“这怎么扫?扫了前面后面还有,永远也扫不干净。”他说,夜市12点过了散摊,垃圾要到了早上5点统一打扫清运,至于烧烤摊留下的油污,要到每周内人少的时候再全部刷洗。
夜市地上的垃圾
夜市星光灿烂,运营和管理成本并不低。一场夜市的背后,除了组织方的精心策划,还涉及多部门的联合行动。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项觉说,如果划定在一定区域内开夜市,需要交通部门的支持;防疫工作如何做,需要卫健委给予指导;食品摊贩的证照是否齐全,需要市监管局的监督。摊贩的市容“善后”,需要街道、市容绿化部门来管,一旦有流动摊贩混入夜市,城管要来执法。
此番对设摊经营的立法疏导,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哪里可以设摊?与居民区的距离多少为好?公共市政设施是否完备?遇到交易纠纷如何调处?辐射人群是否匹配?……这都更需精细的管理体系作为支撑。
美食摊位是夜市的灵魂。 刘雪妍摄
在活力与秩序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采访中,不少管理者开始从更高层面认识到“烟火气”对上海的价值。市人大代表、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陆永妹说,倡导有序设摊的立法导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民视角,有助于激活城市活力。在具体实施中,政府部门应该从更人性化的视角,多一些对市场需求的调研,多一份对民意的尊重。比如政府划定一块区域开夜市,但未必是老百姓喜欢的地段,这时管理者如果能够俯下身子,多听听民意,了解百姓的实际需求,再进行规划布局,这将有助于构建共治共享的夜市格局,有助于烟火气的可持续。
相比“市容”这笔账,实际上还有一笔经济账。几家夜市组办方告诉记者,市集不仅人气旺,还产生了不小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市集周边实体商户的销售,一些商场夜市更容易吸引跨圈层客流;而一些特色鲜明的园区市集,小而精的特色市集,吸引很多潮人、文艺青年来打卡,带来线下客流。天安千树市场部活动负责人范双吉说,作为主办方,就希望借助夜市的环境条件,汇聚起人流、人气。
不少管理者提到“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摊贩中心拥有完善的水电设施,通风良好,卫生有保障,政府还发补贴,让摊贩都愿意入住,街头流动摊贩也就基本消失。“新加坡的模式,就是把摊贩纳入到城市的经济和管理体系中,这对上海这般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值得借鉴。”
外滩枫径。 海沙尔摄
在经济学家眼里,一个没有密度和流量的地方是没有未来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监事长钟民说,营造有烟火气的消费环境,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烟火气与国际范儿是不矛盾的。它们在为民、利民和便民的目标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提升消费供给的质量、多样性和便利度等方面是互补的。
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设摊的有序松绑,指向这座城市的未来。
来源:作者:王海燕 刘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