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发布报告称，2020-2030年，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达200%。建筑、房地产、采矿、钢铁等领域未来将存在较大风险。国企债务将可能是中国经济的“灰犀牛”。
《财经》记者 降蕴彰/文 王延春/编辑
8月28日下午，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发布的调研报告称，截至2016年末，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55％，预计在2020-2030年，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00%。从整体上看，中国政府、企业的债务是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在建筑、房地产、采矿、钢铁等领域，未来将存在较大风险。
中国债务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白重恩分析表示，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在用强有力的手段干预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从表面上看，短期内把一些可控的债务和金融风险解决了，但实际上却是将风险后移了，未来国企债务和金融风险可能会加大。“国企债务将可能是中国经济里最重要的‘灰犀牛’。”
白重恩认为，真正解决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关键是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尽量减少对企业干预，这样在十年内，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路径能解决国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钢铁价格的上升，整个钢铁行业情况大为改观，钢铁企业债务已经得到有效缓解，风险也随之大幅降低。
房地产等行业风险较大
AMRO是10+3成员共同成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最初于2011年4月以有限公司形式成立，总部位于新加坡，主要负责监测区域及10+3成员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情况。2016年2月9日，AMRO正式升级为国际组织。
根据该机构调查研究，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开始急速攀升，但现在尚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在中国债务中，企业债务占比已经超过50%、政府债务占比大约是17%、居民债务占比大约是18%。从目前来看，中国债务最为严重的是国企债务沉重问题。造成国企债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企，国企能从银行非常容易地拿到贷款”，贷款利率又偏低，而且国企效率又很差。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国企债务累积的问题就越大，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在增大。
AMRO的Chaipat Poonpatpibul教授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债务风险主要是集中在由投资为导向的行业里，比如，现在国企和地方政府对公用事业、交通、房地产、建筑、矿业的投资都非常高，相应地，在这些行业的债务增长也非常快。现在债务累积沉重、风险最大的是房地产业、采矿业和建筑业。这三个行业的走势非常相似，杠杆率不断上升，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资金偿付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Chaipat Poonpatpibul教授说，就中国制造业整体而言，杠杆率是在不断下降，但在钢铁、煤炭等行业仍存在较为严峻的债务风险问题。不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罗平、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温信祥认为，分析行业未来债务风险问题必须结合整个宏观经济走势，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走势是有变化的，比如，前两年钢铁行业是高风险行业，但现在情况已经变好了。曹远征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钢铁、煤炭行业的走势，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
AMRO的调研还表明，现在建筑业、房地产业、采矿业等风险行业的融资和贷款，主要是来自一些小的银行、影子银行和债券基金，未来这些机构发生金融风险的概率较大，而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这六大银行，则基本不会发生金融风险。
根源在于资源错配
白重恩、曹远征等专家认为，在短期和中期内，国企债务问题不大可能引发大的金融风险，但是为了遏制国企债务引起的行业风险及维护金融稳定，相关部门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
白重恩对《财经》记者说，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在干预国企债务问题，一些小的银行普遍缺乏独立性，比如当地方政府要求银行给“僵尸企业”继续贷款的时候，银行还是要遵从地方政府的意愿来放贷，这就导致国企债务潜在的风险加大，实际上是将风险后移了。由此使得国企债务和金融风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白重恩对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处置国企债务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现在很多国企是患了“心脏病”。为了防止国企“心脏病”突发，政府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开出了多种类型的药，使得患“心脏病”的国企在短期内不发生危险，但是由于长期过量服药，却把这些国企的“肝”都吃坏了，又患了其它更为严重的病症。政府不能在资源错配的前提之下，真正解决日趋严峻的国企债务和金融风险风险问题。
去年以来，政府主导的钢铁、煤炭去产能有的地方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钢铁行业去产能过程中，人为地影响了“僵尸企业”的出清。在钢铁行业去产能预期的催化下，钢铁价格出现了高涨，留下来的“僵尸企业”死而复活，但同时却增加了建材、化工等下游行业的成本，挤压了下游行业的利润。在钢铁市场总需求并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这种价格传导，极有可能催生出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现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从2013年开始，每年的基建投资增速都在20%左右，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增速是22%，是固定投资增速的2.5倍，这无形中也为国企创造了很多投资机会。
白重恩、曹远征认为，要真正解决国企债务问题，关键是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尽量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推动国企提高效率。中欧-世界银行普惠金融中心主任王君补充表示，解决国企债务问题，尤其不能忽视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国企债务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去杠杆也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