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教授在布鲁克林家中与孙子和孙女共度时光。照片由Barbara Cane提供

编者按：

中国南方又一次遭遇强降雨带来的洪涝灾害。根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6月11日通报的情况，6月6日-9日南方强降雨已造成浙江、福建、广西等南方七省区374.2万人受灾，32人死亡，1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到71.4亿元。

同一天，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田以堂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对我国防汛抗旱工作影响比较大，造成了有的地方降雨多，有的地方干旱。

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它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气候造成怎样的影响？人们是何时发现厄尔尼诺并开始对其的预测工作？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2018年11月10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连涛带着上述问题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模型的创始人马克·卡恩进行了专访，探讨了厄尔尼诺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撰文 | 连 涛

翻译 | 张琪悦

校译 | 杨岭楠 连 涛

责编 | 夏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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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是地球气候系统中最强烈的年际波动现象，它对全球范围内的气候、环境和社会经济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三十多年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一直是海洋和大气科学中的热门研究话题。马克·卡恩（Mark A. Cane）教授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驱和权威专家之一，对理解和预测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马克·卡恩教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天文台，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在这次《国家科学评论》（以下简称NSR）对他的采访中，卡恩教授从个人视角出发，分享了对ENSO研究历史和未来的看法。

01

ENSO及其全球重要性

NSR：什么是ENSO？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卡恩：ENSO是厄尔尼诺（El Niño，EN）和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SO）的首字母缩写。厄尔尼诺现在指的是东赤道太平洋变暖的现象，具体范围是从南美海岸到国际日期变更线——涵盖了地球四分之一周长。这个名字最初被渔民用来形容每年圣诞节之后不久，秘鲁和厄瓜多尔沿海地区气候变暖的现象。他们以圣婴的名字 “厄尔尼诺”（西班牙语）为其命名。不过现在，这个名称已经用来形容每两到七年——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的全球大范围变暖现象。

南方涛动是指东热带太平洋和西热带太平洋之间大气质量的相互运动，周期也是四年左右。由于地面气压可衡量物体上方空气的质量，所以南方涛动的一个常用指数就是塔希提岛和澳大利亚达尔文两地的标准化气压差，这两个地区的气压观测已经连续进行了150多年。南方涛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的。印度天文台主任吉尔伯特·沃克（Gilbert Walker）从那时就注意到南方涛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尤其会影响印度的降雨。

但沃克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南方涛动与赤道东部海面温度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年，当海表温度达到最高时，南方涛动指数为负极值。他没有注意到太平洋那部分的海表温度的变化。而我们现在已了解到海洋厄尔尼诺现象和大气南方涛动现象是一种单一耦合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特鲁普（Troup）和比约克尼斯（Bjerknes）才将两者联系起来。

“ENSO” 这个缩写词的起源非常神秘。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期，正值我的职业生涯期。五年前，一位年轻同事写信问我是否知道谁发明了这个缩写，发明者是否了解日本符号 Ensō（圆圈）。这个符号在禅宗佛教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也经常成为书法的主题。然而，在 ENSO用来形容气候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日本符号。我也确定起初并没有人把 ENSO和日本符号联系起来，但我并不知道是谁在气候科学领域中发明了 “ENSO”一词。所以，我分别给多位在ENSO这个词语出现时期比较活跃的学者致信问询。两位最有可能的创造者，吉恩·拉斯穆森（Gene Rasmusson）和乔治·费兰德（George Philander）都说不是自己创造的（费兰德的确创造了现在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拉尼娜（La Niña），意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对立面——ENSO的冷相位）。显然，没有人知道答案。这至今仍然是个谜。

日本符号Enso（Kanjuro Shibata / Wikipedia）

NSR：ENSO如何影响全球气候？

卡恩：你可以把大气想象成一个热机，动力主要来自于温度最高的热带地区。温度最高的地方可以形成对流积云热塔，从地面10千米往上一直延伸到对流层的顶部。这些热塔通过大气发出热浪，影响着全球从北极到南极所有地区的天气和气候。热塔浓度最高的地方在“海洋大陆”（the maritime continent，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区域，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的上空及邻近的西太平洋热带地区和东印度洋，这里是全球海洋中最温暖的水域。当 ENSO 暖事件（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太平洋里的温水向东扩散，强对流也随之移动，改变了从这些热塔辐射出的热浪的路径。这一运动改变了雨带，尤其影响了亚洲和南亚的雨季，以及北美和萨赫勒地区的雨季。气象图显示波列（wave trains）从热带太平洋开始，向南北美洲传播。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作为海洋大陆中心的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降雨量减少了。1982-1983年和1997-1998年的厄尔尼诺事件都因加里曼丹的森林大火为人所知，大火的浓烟笼罩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导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机场关闭，而且引起了飞机坠毁。

NSR：可以列举一些ENSO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例子吗？

卡恩：ENSO 会扰乱全球气候。每两到七年赤道太平洋东部会变暖，热带的大气环流也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全球环流的变化，并对社会造成重要影响。

发生在1997-1998年的强厄尔尼诺事件给秘鲁和厄瓜多尔沿海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洪水，并且导致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巴西东北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发生旱灾。加里曼丹的森林大火导致东南亚地区浓烟滚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机场也被迫关闭，航班瘫痪。这些都是 ENSO 循环中暖位相的典型特征，也在最近的ENSO暖事件（2015-2016）中大量重复发生。印度、埃塞俄比亚、南非和中国遭受的干旱也是受此影响的典型事件。墨西哥南部也很容易遭受干旱，加利福尼亚则会发生破坏性的风暴，阿根廷和乌拉圭被雨水淹没。大西洋的飓风减少，太平洋东部的飓风增多，台风登陆中国的机会也会增加。

ENSO 的冷位相——当赤道太平洋东部的温度低于平均水平时——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比如，当 ENSO 处在冷位相时，印度几乎不会发生旱灾，而加州则容易变得干燥。

除了这些特殊影响，研究人员还发现 ENSO 的一些其他全球性影响。1877-1878年的厄尔尼诺很可能是除了流行性传染病之外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它造成了中国、印度、埃塞俄比亚、巴西东北部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大范围饥荒，数千万人因此死亡（参见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著作《维多利亚的浩劫》（Victorian Holocausts））。我们觉得如此可怕的后果在现代世界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但如果我们遭遇一次在如此多的地方同时产生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的厄尔尼诺时，我们又该如何处理？

从世界范围看，在厄尔尼诺年会发生更多的战争冲突（参见Hsiang等人2011年Nature 文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干旱导致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吗？要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考虑到贸易网络和地方农作物的损失。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生计问题：当一个原本能够安稳耕种土地、照顾家人的农民，忽然因为厄尔尼诺所带来的气候灾害而变得难以为继之后，会更容易反叛。我不确定这个想法是否正确，也不知道该如何证明。这个问题就留给年轻人去解决吧。

1997年10月，印尼森林大火带来的空气污染席卷东南亚。NASA（TOMS卫星）

02

ENSO的研究历史

NSR：跟我们谈谈ENSO研究历史上的几个里程碑事件吧。ENSO是从何时起在科学界受到如此多关注的？

卡恩：我们对 ENSO 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877-1878年印度季风的反常现象。英属印度殖民政府——殖民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让旱灾演变成了饥荒——建立了一个天文台来研究季风。在20世纪早期，英国政府任命著名统计学家吉尔伯特·沃克（Gilbert Walker）担任天文台台长。沃克意识到季风反常的原因不一定来自印度次大陆内部，而有可能与南方涛动有所联系。他的方法完全是经验性的，使用的是当时掌握的全球气候数据，通过计算将季风与南方涛动关联了起来。他发现了许多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ENSO 特征。由于当时获取海温数据并不容易，所以他并没有将热带太平洋东部的厄尔尼诺海温变化与南方涛动联系起来。沃克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而在这之后，关于 ENSO 的研究似乎停滞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前面提到的特鲁普和比约克尼斯发现了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之间的经验性关系，重新推动了ENSO的研究。相比起来，比约克尼斯所做的工作更多。

比约克尼斯标记了赤道太平洋“正常”时的一些特征：虽然赤道海洋受到的日照大致相同，但太平洋东部的温度比西部低4到10摄氏度。东部较冷是由于来自南太平洋的冷水的输送，但主要还是因为赤道上升流的关系。由于温跃层，也就是较暖的表层和寒冷深海之间突然变化的边界，在东部更靠近表层，这种上升流可以把非常寒冷的海水拖引到表层。这些都是东信风的动力特征。而海风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海洋中的海表温度差产生的，这导致了东部的气压高于西部，表面的空气沿坡度向下流动。因此，热带太平洋的状态是靠一种耦合的正反馈来维持的：东部较低的海表温度推动更强的东风，东风反过来推动更强的上升流，使温跃层上升得更剧烈，更快速地输送冷水，进而使海表温度变得更低。在那个原子能的鼎盛时期，比约克尼斯将其称为链式反应。现在我们把它称为比约克尼斯反馈。

比约克尼斯接着用同样的机制解释了厄尔尼诺现象。假设赤道东太平洋温跃层下沉使得东部开始变暖，东-西海表温度差减小。减小的海表温度梯度会导致东-西海表气压梯度变小，信风风力减弱。而较弱的风会让赤道东太平洋上升流进一步变弱、从而加深温跃层的下沉，并减慢冷水的输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释将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和压力梯度——也就是南方涛动——统一在一个海洋-大气系统中。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 “ENSO”，尽管当时还不是以这个名字命名。

比约克尼斯机制解释了为什么系统有两种有利的状态，但没有解释为什么系统在两种状态之间振荡。后者有赖于赤道海洋动力学，而这是在他写文章之后的20年间才发展起来的。其中，关键的变量是温跃层的深度，或者说，相当于温跃层以上的暖水含量。

与 ENSO 相关联的暖水层深度变化太大，不可能是与大气交换热量造成的。它是风驱动下的海洋动力学的结果。虽然 ENSO 循环中的海风和海温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温跃层缓慢的变化与驱动它的风并不同步。每一个振荡都必然包含某种与其他因子并不完全同步的因子；对 ENSO 来说，这个因子就是热带温跃层。

在这方面，海洋学家克劳斯·怀尔茨基（Klaus Wyrtki）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阐明了海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在整个热带太平洋的岛屿和环礁上都部署了潮汐测量仪，发现厄尔尼诺事件中位于温跃层上方的暖水层在西部变浅，在东部则加深。

挪威/美国气象学家雅各布·比约克尼斯（1897-1975）奠定了ENSO机制的理论基础。（Hedvig Bjerknes / Wikipedia）

NSR：就我们所知，在20世纪80年代，您和您的学生开发了第一个动态ENSO预测模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个模型一直是ENSO预测的基准。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这项杰出工作背后的故事吗？

卡恩：发生于1977-1978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与波士顿地区的一场暴风雪有关，而那时我正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那场雪让很多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教职工对引起这场大雪的大气阻塞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阻塞似乎与太平洋的海温模态有关，或许就是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这便是我对ENSO感兴趣的起因。我的学位论文工作是关于赤道海洋学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去攻克的问题。史蒂夫·泽比亚克（Steve Zebiak）是我的第一个学生，这也成了他论文研究的问题。

起初我们试着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一个沿着赤道的一维空间模型，但它并不管用。 而且我还很快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即便我们成功了，也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简单模型的模拟结果。模型必须足够复杂，才能使模拟结果看起来像是厄尔尼诺。所以我们又重头开始。

当时大约是1980年，人们对ENSO的发生机制完全没有共识。比约克尼斯的想法只是众多假设中的一个。但是克劳斯·怀尔茨基（Klaus Wyrtki）非常确定地告诉我比约克尼斯的答案是正确的，我需要仔细地去研读比约克尼斯的工作。虽然我自己对此并不是很确定，但我还是接受了怀尔茨基的建议。我们的建模工作就是把比约克尼斯和怀尔茨基的思想转化成方程，然后再转化成数值模型。当然这并不简单，费了些功夫才让模型能够运行。不过在1984年我们成功了，而且模型生成了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ENSO循环模拟（参见卡恩和泽比亚克在1985年Science文章中的配图）。这个模型实现了怀尔茨基对于ENSO演变中海洋动力学的一些想法，并增加了一些赤道海洋动力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模型证明尽管决定海温变化的过程是非线性的，但支撑它的海洋动力学理论却都是线性的。

在这所有的工作中，我们做了一些取舍。因为没有足够的计算资源来模拟海洋和大气的平均状态，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异常（距平）模型，其中的平均状态是从数据中指定的。即使在35年后的今天，像IPCC气候变化评估中使用的那些复杂模型在模拟热带太平洋季节循环方面仍然存在困难。我们的这一取舍现在看来是非常幸运和明智的。

在第一阶段，我们只是模拟ENSO，我们并没有考虑去预测它。1984年，我调到了拉蒙特-多尔蒂地球天文台，史蒂夫也很快就作为博后加入了我。为了加深对ENSO动力学的理解，我们做了更多的工作，对论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以充分描述该模型，并展示了许多成果（参见泽比亚克和卡恩发表在1987年Monthly Weather Review上的文章）。

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周末那天，我坐在湖边读一篇论文，文中提到可以通过西太平洋北部热带地区的温跃层深度来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我没有仔细看其中的论点，也并不相信它，但它触发了我的一个灵感，那就是在清楚热带太平洋温跃层深度分布的情况下ENSO事件是有可能被预测的。毕竟，这也正是我们所理解的ENSO工作原理。

周末结束后，我回到拉蒙特和史蒂夫讨论了预测ENSO的想法。我们马上就决定尝试一下。这其中的关键变量是温跃层深度。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根本没有逐月的温跃层深度（或者说，相当于热带地区的海平面）的观测资料。我们当时只有一组逐月地表风的数据，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吉姆·奥布赖恩（Jim O’Brien）研究小组的成果。但这些数据来自商船，对风的观测较为缺乏，大多数观测也不准确。即使这样，它们仍然算是当时最好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利用海洋模型，也就是耦合ENSO模型中的海洋部分，生成了一个温跃层深度场。因为我们无法掌握最新的海表温度数据，所以还根据该模型生成的数据设置了海表温度的初始值。

我们决定先对1982-1983年的强厄尔尼诺事件进行回报。尽管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事件，但直到1982秋天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发生。第一次回报预测始于1982年6月，模型预报出了太平洋东部热带变暖，表明预测很成功。我们又回到1982年3月作为回报预测起点, 也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先后做了1982年1月、1981年11月的回报预测……预测一直都很成功，即便回溯到1981年1月，回报预测结果仍然是成功的。但这时我们在代码中发现了一个错误：我们中的一个人把一月标作零月，而另一个人则标作了第一个月（我不记得哪个是我，哪个是史蒂夫了）。我们修复了这个问题，而且一切仍然有效！

我们又对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做了更多的回报试验。然后在1985年的秋天尝试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预测。根据预测，1986年底将发生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我们就预测结果写了一篇论文，并投稿给《科学》，但论文却被拒了。其中一位审稿人说，这个研究太重要了，也太新了，不应该以这么简短的篇幅发表在杂志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做了更多预测工作。这些预测一致性地预示在1986年底将出现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通过分析基于1986年1月的初始条件进行的预测结果，我们确信预测是可靠的。

但是我们要用它来做什么呢？1982-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对世界上许多地方都造成了损害：秘鲁沿海发生严重洪灾，澳大利亚发生严重的干旱和火灾风暴，摧毁了多个城镇，加州发生风暴和泥石流，印尼的大火，等等。如果我们的预测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将其公诸于众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因为1982-1983年的灾害实在是太强烈了。我们的这次预测所要强调的是1986年底的厄尔尼诺将会是一次比较温和的事件，不会像1982-1983年那样严重，但人们可能不理解其中的差异。可是如果我们是对的呢？那样的话，人们就可以采取行动，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事件。

我们咨询了拉蒙特主任，他让几位经验丰富的同事仔细审查了我们的工作，然后鼓励我们继续推进。我们向《自然》（参见卡恩，泽比亚克和多兰在1986年的文章）提交了一篇论文，并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来解释我们做的预测。

那个时候，气候科学家与媒体和公众对话并不常见，许多同事也不太接受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想法。我却正好相反。发布会前的准备工作能帮助我们清楚准确地传达信息。

最后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然而这还不足以让同事们相信模型预测是有价值的。一直到1991-1992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大家才有所改观。在1990年初，许多人观察到信号表明厄尔尼诺将在年底发生。但我们的模型却给出不同的结果，它显示会在一年之后发生。在我们这次成功预测之后，模型预测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在这篇1986年发表于 Nature 的文章中，卡恩等人提出了第一个厄尔尼诺现象预测模型。时至今日，该模型依然是厄尔尼诺预测的基本方法。

03

ENSO研究的未来

NSR：经过几十年的深入研究，我们对ENSO的物理机制和可预测性有哪些确切的了解？关于ENSO，未来十年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卡恩：科学从来没有绝对确定的事情。但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针对ENSO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泽比亚克-卡恩ENSO模型的理论基础就是比约克尼斯和怀尔茨基的思想。

现在通常用金飞飞（编者注：金飞飞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长期从事ENSO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提出的上层海洋热含量变化来解释ENSO的主要原理。而金飞飞自己也表示，这一原理这在本质上与怀尔特基和我们30年前给出的解释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气候科学取得的一大成就就是能够像现在这样去理解ENSO，并运用先进技术开展预测。

当然，还有很多现象没有被完全理解。主流的大气-海洋耦合模型在模拟热带太平洋气候态方面表现不佳，而且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个缺点导致他们对ENSO本身进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模拟。

大概过去十年间，很多研究都集中在ENSO的 “类型”（flavor）上。有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太平洋中部，有些则在东部，但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我认为ENSO的“类型”是个连续体而并非仅仅两类，但至于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仍然有待了解。

为什么不同的ENSO现象对世界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并不是说越强的ENSO就有越强的影响力。比如1997年的厄尔尼诺尽管较强，但印度的季风基本是正常的；2002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虽然并不严重，但季风却非常弱。

为什么有的十年里ENSO变化很大，而有些却变化很小？或者更通俗地说，太平洋的年代际变化是如何与ENSO相关联的？用来解释ENSO的气候动力学思路是否也可以解释年代际变化呢？

NSR：为什么实时预测ENSO如此困难？我们在预测ENSO方面还有多大的进步空间？

卡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原因：

（1）我们现有的观测数据有限。尽管我认为这不会是制约ENSO预测的主要问题，但因为我们对90年代之前的海洋状况了解太少，只有过去的几个厄尔尼诺事件可以用于研究和预测，所以观测数据的缺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在气候和天气预测中必须要进行数据同化，目的是将观测结果和模型对当前状态的预估结合起来，得到尽可能最佳的初始条件。这里的“最佳”指的是可以产生最佳预测的初始条件。由于我们使用的模型——也就是用来将当前状态投射到未来的工具——存在偏差，所以“最佳”状态可能并不是最接近自然的状态。天气预报中有很多数据同化的经验，但在气候预报中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上世纪90年代加入我们团队的陈大可博士（编者注：陈大可现为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ENSO动力学及预测等方面的研究）通过研究数据同化改善了我们的预报。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找到了减少模型偏差的负面影响的方法（参见陈大可等1995年的 Science 文章）。

（3）改进模型，以使得模型可以更容易重现当前的气候状态。这也意味着模型更有可能对未来气候系统开展模拟。

（4）ENSO的可预测性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气候是一个混沌的动态系统，但我们并不知道预测的极限在哪里。在没有大量观测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求助于模型对可预测性进行评估。就天气预测模型而言，模型已经可以对关键过程有很好的模拟。而对于ENSO，我们根本不确定相关的关键过程到底是什么，也不能确定我们的模型是否准确地模拟了这些过程。简而言之，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掌握ENSO预测的极限。虽然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相信目前的ENSO预测模型远远没有达到可预测性的极限，因此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假如我们清楚如何改进模型的话，这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

NSR：您认为全球变暖会显著改变ENSO的特征吗？全球变暖和ENSO相互之间会如何作用？

卡恩：对这个问题最准确的答案应该是我不知道答案。

目前来说，IPCC的模型预测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但它也无法预测ENSO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历史上每次ENSO事件之间、或者每十年间的ENSO事件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自然变化已经大到使我们很难看到全球变暖对ENSO的影响。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变暖会改变ENSO事件带来的影响。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降雨。由于温度较高的大气中含有更多水分，每一次ENSO带来的暴雨也都含有更多的水分，所以我们预计未来ENSO引起的洪水会更加严重。此外，干旱地区将变得更加干燥，所以旱情也将更加严重和持久。

全球变暖背景下，ENSO引发的干旱和洪水都可能更加严重。（pixabay）

04

其 他

NSR：你曾在哈佛大学主修应用数学，毕业后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重返校园学习气象学/海洋学？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吗？

卡恩：1966年，我从研究生院的应用数学专业（现在被称为计算机科学）毕业后，开始在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做程序员/分析师。

那时第一颗温度测量卫星正要发射。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大气环流模型（AGCM），即两级Mintz-Arakawa模型，来模拟新的温度探测结果如何影响天气预报。但不久我就发现负责此事的物理学家对大气动力学了解得并不多。由于他非常有名，所以我推测其他人就更加不清楚了。

后来，他们从麻省理工学院请来朱尔·查尼（Jule Charney）做顾问。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不过查尼的工作促成了第一次天气预报的成功（参见查尼，福尔托夫特和冯·诺伊曼1950年的Tellus文章）。我很快就为查尼对大气动力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我问了他许多非常浅显的问题，而他也对我耐心地一一解答。

1970年，我的孩子出生，我们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农村，我在那里一所小型学院教书。但我很快意识到我不想将我的学术生涯局限于此。于是我决定回去，和知识渊博的查尼一起工作。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我现在仍然和许多当时的老朋友联系，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日子也非常的有趣。

总之，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的职业生涯很精彩，工作一直充满着乐趣，现在也依然是这样。我很幸运完成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也激发我去思考关于ENSO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我唯一能想到的负面影响就是，如果我当初坚持从事计算机研究，现在可能会更有钱。

NSR：你能给从事海洋和气候领域研究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们提一些建议吗？

卡恩：去发现你认为有趣，但是重要的科学问题。如果你所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些琐碎的小问题，那么这些研究可能就没那么有趣了。

如今的气候研究在很大程度都受制于IPCC评估使用的综合模型，出现了很多意义不大的论文，例如我运行了一下模式，研究了模式输出结果，得出了一些结论；或者是我对比了很多不同的IPCC模式的模拟结果，有些模式给出这样的结果，有些给出那样的结果等等。这些研究都很无聊，没有什么启发性。试着创造一个想法，最好是关于物理现象的，然后思考如何来实现它。对搞科学研究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但我认为这是个好想法。试试用更简单的模型或理论来解释一些现象。

我们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来获取古气候数据。而古气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科学问题，考验着我们的知识极限。例如，大约11000年前新仙女木期开始的时候，地球温度在短短10年内就下降了几度，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一问题，那或许我们就不该对未来气候变化做出的预测抱有盲目的自信。

作者简介：

*连涛，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版权声明

本文英文原文于2018年11月10日在线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 ），原标题为“An interview with Mark A. Cane”， NSR是科学出版社旗下期刊，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知识分子》获NSR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该文中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