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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饼画的太硬,我嚼不动:深圳住房学习“新加坡模式”

1

8月28日,深圳谈到未来的住房模式时,释放两个信息点:

• 深圳要学习新加坡模式;

• 深圳60%的市民,将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

新加坡模式,简单理解就是“组屋模式”

政府出钱盖房子,低收入群体或租或买,住进政府提供的廉价组屋。

一户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并严惩投机。

历经60年,新加坡82%的公民居住在组屋里,90%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

有了这种政府住房保障程度——

1996-2020年,新加坡房价只上涨15%,年均涨幅0.59%。

房价涨幅,甚至没有跑赢通胀。

这才是,真正的房住不炒。

如今,8成人口都没有住房的深圳,要学习9成人口都有住房的新加坡。

饼画的这么大,媒体们肯定就坐地排卵,直接高潮了啊。

类似“楼市格局巨变、住房改革突发、房价即将如葱”这种震惊老梗,当即就刷遍了全网。

恕我直言,深圳这么硬的饼,我真真是嚼不动。

2

自打有商品住房起,无数个城市想要学新加坡模式。

然而,没有一个能搞成。

对,没有一个。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

新加坡模式,实属楼市邪教。


首先,新加坡看起来是个国家,实际是个城市。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719平方公里,2019年的常住人口570万。

人口密度7915.7人/平方公里。

而深圳有多少土地,又有多少人?

深圳的面积只有1996平方公里,是四大一线城市面积最小的城市。2019年的常住人口,在官方口径中的统计是1343万人,官方统计人口密度超过6000人/平方公里。

然而,据中国移动统计的实际常住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

实际人口密度,突破10000人/平方公里。

深圳的人地紧张程度,相当于新加坡的1.2倍以上。

这种人地结构现状,你怎么学新加坡?

然后,新加坡看起来是个城市,却实际是个国家。

既然是国家,那就有移民门槛,而且门槛还巨高。

过去三年,新加坡的人口流入大概在3万人上下。

而深圳有流入门槛吗,每年又流入多少人?

截至目前,仍然几乎没有流入门槛。过去三年,平均每年流入40万人以上。

人口流入速度,相当于新加坡的10倍以上。

深圳未来的人口目标,肯定要突破2500万。人口增量,是要妥妥再搞出来一个新加坡的人口规模。

本身人地结构就紧张,人口流入速度还是人家的10倍。

却偏偏要学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啊。

来来来,继续。

新加坡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土地都在国家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能玩儿的转组屋?

因为,政府手里有地啊。

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拿着超过80%的土地储备。其中,包括53%的国有土地和27%的公有土地。

再加上又粗又硬的《土地征用法》——

凡公共目的所需土地,政府都可强制征用。

一只手托着土地,一只手托着法律,无往而不利。

新加坡,自然能确保组屋的土地成本足够低,组屋的数量足够多。

而深圳的土地在哪里?

深圳的土地,都在城中村的阿公阿婆手里。

深圳199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盘踞着1000多个城中村,城中村总用地面积320平方公里。而深圳政府手里实际可开发的土地,只有20平方公里。

城中村阿公手里的土地,是深圳政府的12倍。

你要指望这些阿公阿婆把土地拿出来,免费给你建组屋?

那问题出来了——

拆的掉吗?赔的起吗?

一个白石洲旧改,拖了整整15年。

而1000个白石洲,又需要多少年?

动辄10年起步的旧改周期,不到20 平方公里的可开发用地,至今还有60%的城市人口租住在城中村里……

从哪里来的底气,喊出“让60%的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住宅里”?

难道要把城中村的阿公阿婆们,全部收编成“国家队”?

来来来,继续继续。

新加坡模式的背后,除了土地,还有淡马锡。

组屋的价格,是远远低于成本价的。

即便是拿着土地的情况下,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也是年年建组屋,年年赔钱,年年赤字。

新加坡政府每年补贴在组屋方面的拨款,折合人民币近1000亿。

而补贴给组屋的拨款,一部分来自于税收,另一大部分来自于淡马锡。

淡马锡这种国有怪兽,一边垄断着国内的电信、电力、航空、银行、地铁、港口、航运和地产,一边去全世界投资,满世界赚钱,年均复合回报率高达16%。

组屋的亏空,被淡马锡用盈利给填上了。

好,问题来了——

深圳去哪找个类似淡马锡这种“只为耕耘、不问收获”的组屋慈善家?

哪家房企,肯先赔钱做拆迁,贴钱盖房子,最后再把赔钱把房子卖给深圳人?

是恒大,还是万科,再或者是碧桂园?

做生意不赚钱,纯靠信念来夭寿吗?

此前,万科倒是想通过“万村计划”的城市更新来解决租赁住房的供应,结果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被社会暴打教育了一番。

最终,惨淡告别。

3

说实话,我对深圳这次的房改方略是很失望。

深圳,是学不了新加坡的。


新加坡模式,本身就是城市型国家的孤例,属于楼市邪教那一卦。

而深圳的人地结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存量、开发模式,都决定了它学不了新加坡。

不仅是深圳,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学不来“新加坡模式”。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资源的稀缺性是我们这个国家永恒的命题。

不仅是土地资源,还有城市资源。

如果中国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们做的一定比新加坡更好,肯定也能向外疯狂输出“中国住房模式”。

牛批吹起来,也能上了天。

深圳与其跟着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楼市邪教去学,还不如仔细研究一下自己的土地供应问题——

过去十年,深圳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只有431万㎡,位居全国100城里“倒数第四”。

2012-2017年,深圳新增的700多万㎡商住工业用地中,居住用地只有8%。

深圳居住用地,只占整个城市面积的11%,远低于北上广,更远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

影响房价最深的土地供应问题不解决,却总想着剑走偏锋玩邪教。

深圳,可能真的是被逼急了。

上半年,房价上蹿下跳,涨的最高。

当初跳的这么欢,现在才想起来“要给个交代”了。

人被逼急了,啥狠话都敢往外说。

我先把饼画出来,能不能咽下去,就是你的事儿了。

住房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它迫切需要的不是画饼,而是从顶层设计上完成一个系统闭环——

土地从哪里来?谁来建设?钱由谁出?

税费制度如何搭建,才能保护刚需?信贷体系如何搭建,才能有利刚需?

深圳,给其他兄弟城市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

遇事不解决问题,先画饼,再放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