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徐婷婷 王艾冰）2021年全国两会到来之际，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慧英见到了中国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

“海超告诉我，三年前与他一起来参加一个会议的5位尘肺病农民，其中3位已去世，还有一位病倒在床。我特别的难受。”说到这里，严慧英已经哽咽到难以控制自己。

“尘肺病农民这么巨大的群体，处境为何如此悲惨？我出门走了半天，才回过神，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严慧英说。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也倍感痛惜，“还有大量这样的尘肺病患者年纪轻轻就去世，这是非常可惜的。”

一名尘肺病患者。胡国庆摄。

见到骨瘦如柴的尘肺病患者，强忍住泪水写下了提案

2014年2月22日，严慧英在一个会议上了解到，有一个名为“尘肺病患者”的群体。一个多星期后，她便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杨佳、侯露、李仁真等一行前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探访尘肺病患者。

传染病病区尘肺病三期患者牛凤祥，让她至今印象深刻，“在医院的病房里，躺在床上的牛凤祥骨瘦如柴，被无法呼吸的痛撕扯却没有力气呐喊，而他的妻子面色憔悴”。牛凤祥1995年至2010年间在北京房山史家营乡的北京翁窑煤矿做采煤工人。长达15年在粉尘弥漫的环境中工作，他不幸患上尘肺病，当时已发展至三期，并发肺结核，丧失劳动能力。

听到这里，严慧英控制着自己的眼泪。

原卫生部于2002年4月8日发布、6月1日实施的《尘肺病理诊断标准》中指出，尘肺系指在生产活动中吸入粉尘而发生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疾病。2015年我国在《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里将尘肺病明确概述为“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并在肺部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疾病。”

严慧英说：“要将这些一线的调研资料总结整理出来，写出调研报告，形成相关提案，向全国两会提交”。八年前，严慧英被这群患者的遭遇所触动，此后八年，严慧英从未停止关注。

来自河南省济源市王屋镇西部山区的赵喜顺（化名），也是一名尘肺病患者。从1999年开始，100多米深、横断面积大概5平米左右的矿井，是赵喜顺正值壮年的时候，长达13年的工作地。

“当时井里面基本上全是灰尘，工作的时候连人都看不清，每次从井里面出来，我们整个面部只有牙齿是白的，嘴和鼻孔里面也全部是黑色的。”赵喜顺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环境，那会儿，他还从未听过“尘肺病”。

“开始时会有气喘、呼吸困难的症状，慢慢的就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继而开始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随着这些症状加重，患病的人将变得无法离开制氧机、无法下床活动、骨瘦如柴而死。”100多位工友先后被确诊，赵喜顺这样形容到他眼中尘肺病人的症状。

令赵喜顺万万没想到的是，“尘肺病”最终还是找上了他。

2020年3月份，赵喜顺也“终于”开始出现了气喘的症状，“虽然离开工厂7年之久，但是这7年的时间里，有的工友因为尘肺病离开了，有的也陆续确诊，所以我其实经常怀疑自己也已经患病了。”赵喜顺说，“拿到确诊结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天都塌了，因为还需要去另一栋楼盖章，原本只需要3分钟的那段路，我整整走了10多分钟”。

就在赵喜顺被确诊的一个月前，他的工友张明（化名）永远离开了他，“他和我一样，在矿场工作了10多年，2014年被确诊为尘肺病叁期，直到2019年，他的病情恶化，用上了制氧机，慢慢的只能长期卧床。”赵喜顺介绍，我们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骨瘦如柴，躺在边上堆满药的床上，床边还有一个不停运作的制氧机，而他自己依然不停地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口。

2020年7月，张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所有到场的工友都哭了，哭他也是哭自己的以后，因为我们都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和他一样。”

患者直到去世也没有拿到赔偿，8年呼吁仍难落实主体责任

2017年两会研讨会后，严慧英与5位患者交流聊天。如今死亡者2人，其中一位正是来自河南的张明（化名）。自2014年开始打工伤认定的官司，到2020年7月张明去世时还没打完，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果。

“我曾接触过一对20岁出头的夫妻，他俩都是在玉厂工作，都得了尘肺病，他们想跟工厂打官司，但因为无法诊断而败诉。尘肺病群体大多数是像他们这样担负家庭经济支柱的中青年人，一旦患病整个家庭都陷入困境。” 严慧英说。

严慧英发现，如何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仍然是职业病防治当中的难点之一。《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0）》显示，目前部分地区出台了一些针对尘肺病人的专项保障制度，但同时也有包括江西、湖北（除郧西）、内蒙古、河北等多个地方未出台相关政策。而除了国家补助，和赵喜顺、张明等人一样，他们更难走的路，是寻求劳动仲裁和劳动赔偿。

“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厂先后有100多位工友一起奔走，寻求企业的劳动赔偿，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其中，有很多工友直到去世，都没有等到这个结果。”赵喜顺透露。

据赵喜顺等多位工友向记者证实，此前，在该工厂工作的工人已有100多人被确诊，与此同时，也有10多位工友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2014年两会期间，严慧英提出的第一条关于尘肺病的提案中，特别强调了对职业危害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加强工伤保险征缴的执法检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特别要对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予以严惩和重罚，并对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不履行职业病体检、不予以职业卫生培训、不提供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企业，予以严查和重罚等内容。

然而，患者们至今依然面临着维权难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的尘肺病农民工因为没有企业提供保险，或者找不到原雇佣企业，导致疾病能够救助但是救助不了，到最后很年轻就导致死亡。”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说，“现实中遇到的情况是，因为你是尘肺病了，反而就不能够享受到正常的医保的服务，而要走工伤鉴定相对复杂的流程，这让很多无法获得工伤认定的尘肺病农民工遭遇工伤保障和普通医疗保障双重缺失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副所长孙承业也认为，如何持续关爱农民工尘肺病患者是我们要关注和提议的重点。根据2020年的调查显示，受访尘肺病农民家庭人均月收入仅为392.7元，超过50%患者家庭月均收入不足千元，而家庭年收入中用于医疗支出的占7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提出：“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我们要考虑把尘肺病农民工这群人在社会救助盘子中充分融合进去。”

专家呼吁：在刑法中增设职业病防治不力罪

会前，严慧英得知三年前同来参会的5位患者有3位已经去世，还有1位在医院。她深感责任沉重。“在刑法中应增设职业病防治不力罪，要从源头治理尘肺病持续高发的问题。生产场所消除了粉尘危害，尘肺病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消除。”2021年全国两会，严慧英决定提交此份提案。

国际上，新加坡、马来西亚、意大利、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在其劳动部门下设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职业安全与健康审查委员会等机构，专门解决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

目前，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与工伤保险统筹、安全生产各级预防与培训、职业健康各级预防与培训由劳动保障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分别监管与执法。这造成了企业负担与行政冗余。同时，相关信息不互通也对执法效果的明确造成了困扰。

严慧英说：“这些年我们提了很多提案和建议，但是很多没有得到具体落实，真的很惭愧，职业病防治贵在落实，我们的提案和建议中是否可以加入将职业病防治不力的企业上升到刑事责任上来追究，对于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企业，如果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最起码在职业病预防上能够有一个法律层面的支持。”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郝亚超介绍，早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就提出过要在《刑法》当中增加防治职业病不力罪。郝亚超律师以酒驾入刑举例，当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之后，大大减少了酒驾引发的悲剧，“如果职业病防治不力也能入刑，或许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郝亚超说。

“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希望我们80年迈，蓦然回首，深感欣慰，这些年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了件正确的事情。”这是严慧英八年来的真实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