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经济突围靠产业，大国崛起看转型，加速转型仍将是我国头等要务。
沿着相似的发展路径，亚洲“四小龙”相继崛起，又逐渐面临相似的转型压力
1960年代后，受益于全球产业迁移，亚洲“四小龙”相继崛起、赶超式发展。1960年代后，全球制造业中心由日本向“四小龙”转移；出口导向战略下，“四小龙”大量承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20多年赶超发展，“四小龙”工业化率普遍由20%以下升至35%左右，占全球GDP比重由0.5%升至2%。
1980年代后，传统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亚洲“四小龙”面临相似的转型压力。一方面，“四小龙”劳动力成本持续抬升，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普遍提高到40%左右；另一方面，外贸摩擦加剧、本币大幅升值，“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明显萎缩，工业化进程放缓，拖累贸易和GDP增长，经济结构亟待转型。
“四小龙”分头突围，新加坡香港转向现代服务业，韩国台湾转向中高端制造
“四小龙”根据自身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转型、“分头突围”。其中，新加坡和香港立足区位优势，由传统制造业转向航运、贸易、金融等优势服务业，一度成为全球最大港口（外贸依存度都在300%以上）；也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两大全球金融中心。近年来，新加坡服务业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70%以上；香港则几乎不再保留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贡献了超过90%的GDP和就业人口。
不同于新加坡和香港，台湾谋求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但遭遇瓶颈。转型初期，台湾重点培育电子类技术密集型产业，电子元件占制造业比重接近20%，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比重达50%。但是，由于台湾对研发缺乏投入、新兴产业培育不足，深化转型遭遇瓶颈、拖累经济增长，在半导体等多个领域逐渐被韩国赶超。
韩国经验昭示，经济突围靠产业；保持定力、加速转型，仍将是我国头等要务
韩国成功转型、实现突围，技术进步推动创新型增长、产业加速迈向中高端。1990年代起，韩国在大量引进海外技术基础上，加大教育开支和研发创新力度；2015年韩国研发投入强度高达4.2%、明显高于美日，PCT专利申请量升至全球前5。以半导体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成为韩国支柱产业，推动经济实现转型。
亚洲“四小龙”的兴衰历程显示，经济突围靠产业，大国崛起看转型。我国赶超阶段的发展路径，与“四小龙”高度相似；进入转型阶段后，面对当前内部转型压力和外部贸易摩擦冲击，不能改变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大方向。加快创新研发投入，加速新兴产业培育，保持定力、加速转型仍将是我国头等要务。
亚洲“四小龙”与工业化赶超阶段的中国，发展路径高度相似；进入转型阶段后，“四小龙”沿着不同的转型路径、“分头突围”，结局各不相同。本文是长江宏观“结构主义·转型为鉴”系列的第4 篇报告，回顾亚洲“四小龙”的兴衰，为当前中国转型提供启示。
受益于全球产业迁移，亚洲四小龙相继崛起
1960年代，全球分工深化催生新一轮产业大迁移
195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产业价值链逐渐形成，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价值链中低端生产型经济体，开始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在贸易全球化和通信网络化的背景下，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不同经济体凭借着各自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形成全球价值链。以手机为例，手机的研发、生产、装配、销售等环节，在不同经济体间进行分工：创新密集型经济体负责手机研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体负责配件生产，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型经济体负责整机装配，最终由掌握销售渠道的经济体进行销售和售后服务。
全球分工模式下，“产业转移”不断发生；1960年代，全球制造业中心逐渐由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以美、欧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较高，但劳动力价格相对昂贵；在全球化大生产背景下，发达经济体逐步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发展中经济体。1950年代以来，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制造业中心依从美国转移到德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其中，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全球产业大转移，是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的重要外部推动力。
日本的产业转出，也是在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发生的。1950年代，在美国的援助下，日本经济迅速恢复至战前水平，工业化进程持续加快。伴随着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日本劳动力成本出现快速抬升，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40%提高到55%左右。产业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钢铁、机械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成长为支柱产业，食品制造、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则持续下降。这些劳动密集行业从日本迁出，形成了第二次产业大转移。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成为产业的主要承接地。
依托改革和人口红利，亚洲四小龙承接迁移产业
亚洲“四小龙”能够有序承接来自日本的转移产业，与其良好的工业化基础和政策环境密不可分。二战结束后，亚洲“四小龙”普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产业、投资、贸易、改革等各类政策，促进生产、恢复经济，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良好基础。其中，1946年中国香港恢复贸易自由港地位，对几乎所有商品免征关税；1961年新加坡成立经济发展局（EDB），负责整体工业和经济发展战略，首创工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国台湾和韩国也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大规模奖励投资、积极引进外资。
亚洲“四小龙”能够承接产业转移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二战后，“四小龙”内部局势稳定、经济复苏较快，人口开始高速增长。1960年代后，伴随前期“婴儿潮”人口逐渐成年，“四小龙”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开始快速提高。以韩国为例，1970年代，当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达到55%时，韩国尚不足35%、劳动力成本优势较为显著。劳动力的持续增长和相对低廉价格，使得亚洲“四小龙”在国际大分工中，具有明显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人口红利持续释放。
依托人口红利，产业转移过程中，亚洲“四小龙”主要承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1960年代起，凭借前期改革带来的良好经济基础，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亚洲“四小龙”承接和发展了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尤以纺织、服装、皮革、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最为突出，占制造业比重持续提升，成为经济主导产业。1970年代，中国香港纺织服装业占制造业比重超过40%；中国台湾和韩国占比最高的产业也是纺织服装业，占比均超过25%；新加坡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但在1963-1973十年间，纺织服装业占制造业比重也增长了4倍多。
出口导向模式下，加速工业化、实现赶超式发展
1960年代中期，“四小龙”主动进行政策调整，由进口替代战略陆续转向出口导向战略。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为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均曾实行过进口替代战略，通过设置关税壁垒、限制进出口等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部冲击。1960年代中期，“四小龙”陆续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包括改革汇率制度、放宽进出口限制、取消进口配额、降低关税壁垒等。例如，新加坡多次下调关税，截至1978年，新加坡的关税水平仅为东盟整体水平的22%。“四小龙”还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产业园区/出口自由区、补贴和奖励出口、对出口企业提供金融与财政支持等方式，鼓励对外贸易。
出口导向政策下，“四小龙”出口快速增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较快。“四小龙”中，明确提出“出口第一主义”、“贸易立国”口号的韩国，出口增长最快，1960-1970年代年均出口复合增速高达45%；中国台湾也保持了25%以上的出口增速。伴随出口高速增长，“四小龙”的外贸依存度也在持续提高，中国台湾从1955年的22%提高到1980年的102%。在“四小龙”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970年韩国商品出口占比最高的3项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仅纺织品占比就超过40%；中国香港出口商品中，纺织和服装产品合计占比也超过了45%。
出口拉动下，“四小龙”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赶超式发展。“四小龙”工业化率从1960年的普遍不足20%，持续增长到1980年的35%左右。制造业提供的就业人数也持续提高，1980年中国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18%，是1950年的4倍。以制造业发展为核心，“四小龙”加速工业化进程，1960年代起，“四小龙”GDP增速显著高于全球总体水平，占世界GDP比重从1960年代的0.5%左右，提高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3.6%以上。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四小龙”通过积极推行出口导向型政策，促进相关出口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提高工业化水平、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经济的赶超式发展。
相似的经济转型压力，不同的转型路径选择
1980年代，竞争优势弱化，四小龙面临转型压力
伴随“四小龙”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部分竞争优势逐渐弱化，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提升。1980年代，“四小龙”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普遍提高到40%左右，中国台湾甚至高达50%、接近日本水平。从1970年代下半叶开始，韩国的劳动力支出增速就开始超过企业盈余增速和名义GDP增速，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四小龙”劳动力成本提高主因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以中国台湾为例，1980年代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始终稳定保持在55%，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却不断增长，1990年代已超过服务业；其中，纺织服饰、木制品、食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成本上升最为显著。
制约“四小龙”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较小，内需空间不足。1980年，“四小龙”总人口规模占全球1.4%，总经济体量占全球1.3%，相较于中、印的人口规模和美、日的经济体量，差距较为显著。同时，“四小龙”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培育相对不足，内需增长相对偏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消费品产业的内部扩张，电视机、洗衣机等设备的家庭普及率在1980年代均已超过80%。
除了内部因素，贸易摩擦加剧、货币大幅升值，使得“四小龙”外贸环境也出现了明显的恶化。1985年“广场协议”后，新台币、韩元、新加坡元均对美元显著升值，尤以新台币对美元升值幅度最为显著，升值幅度高达60%。美国是“四小龙”最重要的出口国之一，本币对美元的快速升值使“四小龙”对美出口持续承压。此外，韩国、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持续升温。统计美国进行301调查次数来看，韩国和中国台湾位居全球前五位，总计17次；其中，12次出现在1980年代，最终多以韩、台对美妥协告终。贸易摩擦持续影响下，韩国、中国台湾的对外贸易优势进一步受到压制。
经济发展进入阶段瓶颈期，四小龙亟待转型升级
随着传统竞争优势弱化，“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明显萎缩，并拖累整体贸易增长。1980年代起，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贸易环境恶化，导致“四小龙”逐渐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1960-1990年间，中国香港的纺织业和制衣业占出口比重总计下滑约15个百分点；韩国纺织服装业占出口比重也由1970年的40%以上，回落至1980年的20%以下。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下行，“四小龙”贸易增长也受到明显拖累，外贸依存度在1980年代显著回落，净出口对GDP贡献也持续下降。
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萎缩，“四小龙”整体工业化进程也逐渐陷入停滞。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四小龙”的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于对外出口。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趋于回落。例如，“四小龙”纺织服装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代起快速下滑，平均占比从1987年的5.2%，降至1997年的1.4%。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衰落，“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也陷入停滞。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工业化率，短短几年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
工业化进程放缓，使得“四小龙”增长遭遇瓶颈，经济结构亟待转型。1980年代，“四小龙”增长中枢普遍下移，追赶指数（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比值）也在1980年代总体趋于回落。无论是增长的绝对速度还是相对速度，均显示出“四小龙”依赖于传统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遭遇明显瓶颈。在内部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变得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四小龙”亟待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差异下，四小龙“分头突围”
在寻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四小龙”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向各自的优势方向转型升级。中国香港将制造业内迁，形成与内地“前店后厂”的模式；并对金融市场进行改革，着重发展金融、地产等服务业。新加坡推出“国际总部计划”、“国际商务中心计划”，以及各类航运优惠计划，着重发展金融、商业服务、航运等服务业。中国台湾和韩国则着重鼓励和培育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加强钢铁、石化等基础工业发展；另一方面，着重规划发展机械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计算机等先进制造业。总体来看，“四小龙”分头突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向现代服务业转型，韩国和中国台湾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立足区位优势，重点打造航运、贸易、金融等优势服务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地狭人稠的特点，并不适宜发展大工业。但两地区位优势较为突出，凭借良好的航运基础，1980年中国香港港和新加坡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便已位居世界前五位。航运发展带来贸易扩张，1980年代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占比均在25%以上，远远高于中国台湾的0.3%。国际贸易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化，1980年新加坡外国银行数量占比达到了86%。凭借航运、贸易、金融等优势服务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第三产业占比显著高于中国台湾和韩国，成为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
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凭借良好工业基础，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发展。相较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规模与地域面积较大，工业基础也较为完备，在转型方向上，着重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发展。1980年代起，中国台湾电力设备、电子通信、电子元件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持续提高，其中，电子元件产业占比从1981年的3.1%大幅提升至1995年的9.2%。韩国产业结构也表现出类似特点，机械、运输、电气电子等设备制造业占比持续提升，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20%提高到1995年的52%；其中，电气机械占比大幅提升至22.8%，在主要出口产业中排名第一。
经济转型、不进则退：四小龙的突围与没落
新加坡、香港成功转型，发展为服务业集聚中心
新加坡、中国香港凭借区位优势和贸易支持政策，产业重心逐渐转向航运和贸易，成为国际航运贸易中心。1980年代起，香港港、新加坡港集装箱吞吐量快速增长，由1980年的不足150万TEU，增长至2010年约2300万TEU。1980年代末，新加坡港和香港港已成全球最大的两个港口；截至2000年，吞吐量已经超过第三名的两倍。航运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外贸的持续繁荣，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外贸依存度都在300%以上，显著高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中，中国香港转口贸易占总出口比重从1977年的22%提高到2017年的99%，已成为国际货物的中转中心。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金融业也先后起步，逐渐发展成为纽约和伦敦之后的两大全球金融中心。在航运和外贸发达地区，由于存在大量的货物交易和资金融通需求，金融业往往也较为发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发展航运和外贸的同时，也非常注重金融业发展。1970年代末，新加坡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加速上升，到1990年占GDP比重已升至13%。中国香港金融业起步稍晚但发展迅猛，到2007年占GDP比重高达18.3%。凭借发达的航运外贸、便捷的信息网络、完备的基础设施、优惠的金融政策，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大转型。
总体来看，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重点发展优势服务业，经济成功转型，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服务业基础较好，1980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已分别高达62%和68%。两地充分发挥禀赋优势和产业特色，通过重点发展航运、贸易、金融等产业，使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到2010年，新加坡服务业占比提高到72%；中国香港则几乎不再保留传统制造业，专注服务业发展，2010年中国香港服务业贡献了93.0%的GDP和92.8%的就业。新加坡、中国香港的服务业高度发达，对GDP和就业贡献显著高于韩国和中国台湾，体现出“四小龙”转型的明显差异。
自主创新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台湾转型遇瓶颈
与新加坡、中国香港不同，中国台湾主要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转型前期，部分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培育较快，在电子、通信等产业上有明显体现。1980年代起，中国台湾高技术密集型商品占出口比重持续提高，从1980年代初的不足20%提高到1990年代末的40%。在出口产品中，近一半属于高科技产品，基本达到或接近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其中，电子、通信等产业表现最为突出。1980-2000年间，电子元件占制造业比重从3%提高到19%，电子通信从4%提高到12%。截至2000年，电子和通信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台湾对外出口占比最高的两类产品。
但是，由于中国台湾对科研和教育缺乏足够投入，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足，对进一步产业转型形成制约。中国台湾的研发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部门，创新能力发展依赖于企业投入。然而中国台湾中小企业占比较高，对于前期投入规模大、产出回报时间长的创新研发活动，中小企业的投入力度明显弱于大企业，进而使得企业部门的自主创新研发投入明显不足。最近20年，中国台湾的研发强度始终低于韩国（超过1个百分点），教育占GDP比重也在持续下降，与韩国的差距逐渐扩大。研发支出增长缓慢、教育投入持续降低，制约了中国台湾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深化转型。
在整体研发创新能力不足的同时，中国台湾发展过度依赖电子行业，缺乏对其他新兴产业的培育，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高度单一。从制造业的研发支出结构来看，2015年相较于2001年，研发支出增长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电子零部件行业研发支出比重提高了8.7个百分点。而在其他新兴产业方面，则明显缺乏培育，医疗科学等新兴产业的投入支出占比反而有所回落。这导致中国台湾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都较为单一，过度依赖电子行业。2016年电子行业占制造业比重高达27.5%，2017年电气机械占商品出口比重36.8%，显著高于其他产业，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使得中国台湾转型遭遇瓶颈，并对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拖累。在半导体领域，中国台湾销售占全球的比重已显著低于韩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台湾销售占全球比重也始终难以提升，和韩国的差距逐渐拉大。中国台湾在先进制造领域表现乏力，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的弊端开始凸显。产业转型遭遇瓶颈，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台湾追赶指数就长期保持在40%左右水平；2000年后，前期发展较慢的韩国开始赶超中国台湾，人均GDP逐渐拉开差距。
技术进步推动创新型增长，韩国产业迈向中高端
与中国台湾不同，韩国在转型前期便大规模引进海外技术、加大教育投入，为研发创新打下坚实基础。1960年代起，韩国就主动引进海外技术；1980年代，韩国技术引进数量大幅增长，1987-1991四年间就引进超过3400项产业技术。从行业分布来看，引进的产业技术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电气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此外，韩国长期重视教育投入，教育占公共开支的比重从1995年的3%左右持续提高到2015年的5%以上，高等院校入学率也从1995年的不足50%提高到2015年的90%以上。大规模技术引进和高强度的教育投入，为韩国自主研发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代起，韩国加大研发创新力度，研发投入加速增长。1990年代初，韩国逐渐从海外技术引进转为内生研发创新，在教育投入增长的同时，科研院所数量和研发强度也同步提升。2008年韩国科研院所数量比10年前增长了3倍多；2015年韩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4.23%，显著高于美国的2.79%和日本的3.28%。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带来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韩国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比重从1990年代不足1%提高到2015年的6.7%，总量上位列全球前五。
创新驱动下，以半导体等为代表的韩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加速转型。韩国中高科技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自1990年代起快速提高，超过美国和日本后，长期保持在60%以上。出口产品中，尖端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合计占比达到近80%。优势产业方面，韩国半导体出口占全球的比重持续提高，近年来稳定保持在20%左右；201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占全球销量近1/3。自主创新研发驱动下，韩国的先进制造逐渐成长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支持韩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
通过对亚洲“四小龙”转型经验的研究，我们认为：
①1980年代后，传统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亚洲“四小龙”面临相似的转型压力。根据自身禀赋和产业基础，“四小龙”加快转型、“分头突围”。
②新加坡和香港立足区位优势，由传统制造业转向航运、贸易、金融等优势服务业，一度成为全球最大港口，也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两大全球金融中心。
③台湾谋求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但遭遇瓶颈。由于台湾对研发缺乏投入、新兴产业培育不足，深化转型遭遇瓶颈、拖累经济增长，在半导体等多个领域逐渐被韩国赶超。
④韩国在大量引进海外技术基础上，加大教育开支和研发创新力度，以半导体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成为韩国支柱产业，技术进步推动创新型增长、产业加速迈向中高端。
⑤我国面对内部转型压力和外部贸易摩擦冲击，不能改变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大方向。加快创新研发投入，加速新兴产业培育，保持定力、加速转型仍将是我国头等要务。
参考文献：
①程大中等：《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自贸区发展：内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②赵佳莹：《香港制造业的转型历程及其经验》,《企业经济》，2008年第4期。
③、⑧郭建军：《独立以来新加坡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 云南大学, 昆明，2011年。
④崔永植：《韩国产业政策及其发展研究》, 延边大学, 延吉市，2013年。
⑤施建生：《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经验》, 中华经济研究院, 台北，1999年。
⑥肖勤福：《香港的制造业》,《改革与理论》,1997年第5期。
⑦陈会珠等：《香港自由港模式发展演化、动力机制及启示》,《热带地理》，2015年第1期。
⑨朱磊：《台湾产业与金融研究》, 九州出版社, 北京，2012年。
⑩严正：《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九州出版社, 北京，2003年。
【本文推送内容节选自长江研究已发布报告，报告原文请见2018年9月1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经济突围，路在何方？——从亚洲“四小龙”兴衰看中国转型方向》】
欢迎查阅【长江宏观】“结构主义·转型为鉴”系列报告
1.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
2.海外经济政策层面出现黑天鹅事件。
证券研究报告：经济突围，路在何方？——从亚洲“四小龙”兴衰看中国转型方向
报告发布机构：长江证券研究所
参与人员信息：
赵伟 SAC编号：S0490516050002 邮箱：zhaowei4@cjsc.com.cn
顾皓卿 邮箱：guhq1@cj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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