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旂是中国花鸟画名家，也是20世纪中美文化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因移居海外，又离世较早，张书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淡出了国人的视野，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过于忽略的重要中国画艺术家”。

也因此，他早年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的具体经历更是鲜有人知，如今几乎所有的“张书旂研究”都对他的“集美时期”一笔带过，也几乎没有将他与福建美术教育相互关联，成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

张书旂其人

张书旂，亦为书旗，原名世忠，1900年出生于浙江浦江。1921年考入上海美专，师从吕凤子。1924年毕业后任教金华七中。1926年任厦门集美学校教员。

1929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2年，他与诸闻韵、潘天寿、吴茀之、张振铎结成“白社”，研习国画，以振兴国粹艺术。1941年秋，张书旂为宣扬中国艺术文化赴美。1947年回国，两年后再次赴美便移居。前后旅美（包括加拿大）13年，举办了近60场个展和100多场现场观摩。1957年在旧金山去世。

张书旂早年艺术生涯离不开徐悲鸿的推介和赏识。1928年夏，徐悲鸿到访福州恰逢其作在当地展出。徐记述道：“张先生书旂，时授教厦门，亦有多量作品参与，其风爽利轻快，大为人所注意。旋即应聘来中央大学。”（《张书旂画伯》，1935年）就这样，在徐悲鸿力荐下，张书旂赴南京任教。1933年，徐悲鸿携大量作品到欧洲巡展，在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中，法政府购去12幅，其中即有一幅张书旂《石畔桃花》（与吕凤子合作）。1934年苏联展览时，徐悲鸿又以张书旂《蜡嘴》一幅赠莫斯科美术馆，“其地作者鼓舞”，从此将张书旂艺术推向了国际舞台。

几乎同期，张书旂在国内亦备受瞩目。1935年11月，张书旂在南京举办个展，200多幅画全部售罄。时《艺风》杂志第3卷第11期“特向海内名家征求题字及批评，出为专刊”。所刊汇集王一亭、徐悲鸿、陈树人等人的题词，以及陈之佛、吴茀之、李毅士、李金发、汪亚尘、吕斯百、王祺等为其特撰之文，整体获评颇高。接着，1937年教育部第二届全国美展，张书旂《群鸽》《孔雀》等作品入选。1941年，他精心所绘之《百鸽图》，又经美驻华大使转赠美国总统罗斯福，成为进入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

张书旂之画，早年所写，不脱任伯年窠臼，后刻意写生，自得其法，尤其在写意花鸟领域成就卓然，蔚为20世纪代表艺术家之一。然如此之名家，又在闽任教3年，却未能与福建近现代美术记忆良好复合，实则是对其历史价值认知不足所导致的研究缺失。

任教集美学校

张书旂1926年至1929年在集美学校任教的履历，起始于1926年春季学期，在集美学校师范部高级艺术科教授国画，与厦门美专、新加坡南洋美专创始人之一的林学大，以及莫大元、郑宏模、张载泗等人互为同事。其时，高师艺术科于1925年方才开办。

目前所见有关张书旂集美任职信息的最早文献，是《集美周刊》1926年第133期的一则“师范部消息”，写道：“本部图画一科，从前各生多习西洋画，自本学期添聘张书旂先生教授国画，学生练习甚形踊跃，每日石印室赶印画稿，殆有应接不暇之概焉。”还原了当时国画教学之盛况。然“本学期”所指为何？根据《集美周刊》出版周期推算，以及该刊1926年第129期集美学校女子师范部、商业部、农林部“十五年春季”招生简章相关内容，这学期即为当年的春季学期，开学日期为3月8日。可见，至少在1926年3月初，张书旂既已来厦。

其后，1933年《集美学校廿周年纪念刊》之“全校历任教职员一览表”，也明确记录了张书旂相关信息，曰：“张世忠，书旂，师范部图画教员，（到校年月）十五年三月，（离校年月）十八年八月。”于此，张书旂离任集美学校的具体时间可确定为1929年8月。

若根据1932年修订的高师艺术科课程设置，国画课是当时唯一一门贯穿艺术科三年学习的科目，可想其学科影响之盛。而彼时，因“从前各生多习西洋画”，张书旂国画课可说是集美学校国画教学的起点，不仅为往后教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也确立了较高的基调。

1926年《集美师范月刊》第3期发表了张书旂《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作，可窥探其当时国画创作之水准。该作题跋曰：“春江水暖鸭先知，丙寅书旂张世忠作于集美。”画面描绘双鸭从河畔花丛下水游玩之瞬间，春花烂漫、水波荡漾，一幅明媚可爱的春日景象。虽为单色印刷，墨色层次依稀可见，所作时间与其到校时间相仿，实属初来乍到崭露头角之作。另，1930年上海金城工艺社出版之《书旂画集》，亦刊有部分张书旂在集美任教期间所作之画，以花鸟居多，偶见山水，为当时教学水平带来侧面参考。

除了专业教学，张书旂也从事美育普及工作，他被选为校美术委员会委员，并在全校美术展览会中担任国画科布置指导员。1929年4月29日，他有一次在集美女子中学的演讲记录，题为《美与人生》。“首言美与人生之关系，次言集美学校之美，终言在集美学校求学之幸福，对于科学研究，心身修养，当更力求其美。庄谐杂出，妙趣环生，听众咸大欢乐”，与当下对新时代美育的呼吁与实施形成了近百年的关照。

张书旂参与组织的全校美术展览会最终于1926年6月13至14日举行。展品分图画、手工二类，就图画一种，即有中西绘画700余幅。由于数量众多，展厅分置于科学馆、大礼堂、居仁楼以及师范部工艺室，其中科学馆现位于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园区内，亦属于张书旂“集美时期”的重要美术遗迹。

教务闲暇之余，张书旂亦潜研画理，勤奋不辍。其弟张世禄为复旦语言学家，曾于1981年在《先兄张书旂事略》中回忆道：“时余亦在集美学校教读，每于傍晚邀其共出游散，辄拒不出；及余归来相视，已作品盈室矣。是时将心得写印面册，以传授学子，如今在海外影行留传之《书旂画法》等书，殆肇基于此。”

《书旂画法》即来自张书旂毕生所写之《翎毛集》画谱，1960年纽约维京出版社出版。原稿详细阐释了各种禽鸟的具体画法，是张书旂经过多年创作实践，亲自总结出的一份教学笔记，为花鸟画领域难得之经典。

由此，“集美时期”在张书旂艺术生涯中的客观分量自无须多言，而其对于集美学校（今集美大学），乃至于厦门区域美术史的溯源和发展更是意义重大。

他的集美学生

张书旂所有的集美学生中，最为出名的是沈福文和胡一川。他们虽先后入学，却是同届毕业生。1929年7月集美学校师范部毕业生名单可见二人的姓名，当时胡一川仍以“胡以撰”的原名显示其中。

沈福文、胡一川都是20世纪重要的革命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曾加入著名的“一八艺社”，试图通过美术创作宣扬并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1932年，胡一川创作的版画《到前线去》更是成为后来颇具影响力的抗战宣传作品，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谈及老师张书旂，胡一川曾在手稿《我的回忆》中写道：“我转到师范部廿一组，国画教员也是上海美专毕业，有名的花鸟画家张书旂，他知道我在师范念书时，经常一早到海边去画水彩画，常到高师去画石膏像，经常到他画室看他画花鸟和经常临摹他的作品，他看到我对于美术那么迷恋，看出我在美术方面有发展前途。因此（张老师）当我在师范四年制快毕业前，没告诉我就自作主张写信给印尼爪哇一个团体，希望在经济上给我赞助，当我在集美师范毕业后，设法派我到法国去学画，结果那个团体取消了。派我去留学的愿望虽然失败了，但张书旂对我的重视被沙拉迪加的乡亲们知道后，可能是通过集资赞助办法寄了好些钱来，让我到杭州去考国立艺专，可能也因为张书旂给潘天寿写了封介绍信起了作用。”

依此判断，胡一川在集美就读时即曾临摹过张书旂的花鸟，并直接受其指导。字里行间透露着胡一川对张书旂的感念，也体现出张书旂作为老师对胡一川的欣赏与栽培。试想，如果没有集美学校这段张书旂的伯乐之恩，历史上的胡一川也许并非我们如今所见。另一方面，沈福文在集美学习时也已开始了艺术生活，其“国画兴趣，非常浓厚，颇获张（书旂）先生之推奖”。

张书旂虽在集美短短3年余，但当时学校的文艺氛围和师资水平十分优厚。除了他这样重量级的国画教师外，学生甚至还能在校聆听林语堂、鲁迅等文学家、思想家的演讲报告，这对当时集美学校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极大的优势，也正对应了如今教育界所提倡的“新文科建设”之精神要义。

除沈福文和胡一川外，张书旂任职期内的卓越的艺术科毕业生还有李育成、陈曲水、吴敦仁等，前二者后来也曾从事教育工作。其余诸多毕业生，也许未曾选修国画，或与张书旂只有“一课之缘”，但张书旂与集美学校播下的那些“美育”种子后来或许都已在不同领域发展茁壮。

有关其“集美时期”的研究，如南国写生花鸟植被的地缘优势对张书旂艺术的影响，仍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从社会学、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张书旂集美时期进行观看，即可发现张书旂及其周围同事学生都或多或少地与“厦门（集美）—沪杭宁”艺术轨迹之间有所重合。与张书旂同事的林学大后来到新加坡创办美术学校，间接移植了集美学校的教育制度。

这一特殊现象的发现，引申出我们对福建厦门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格局发展中的历史定位的再思考，其是否可以作为诸多艺术家创作的“中继站”，甚至是中国与南洋地区的文化艺术枢纽，值得我们持续深入的关注和研究。从此，不仅让张书旂这位福建美术史上的“失踪者”重回人们视野，同时也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福建在亚洲文明互鉴中的客观位置和影响。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