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2002年12月5日，在深圳酒楼做厨师长的黄杏初生了一场大病。

黄杏初那年35岁，一直在深圳打工，原来是一名餐厅服务员，靠自学厨艺当上了厨师长，生病后他每天发热、畏寒、全身无力，两天后开始发烧，酒楼老板让他去看医生，36岁的黄杏初去医院打了两天吊针，还不见好，家里人都说他撞了邪，便请假回到了老家河源市紫金县柏铺镇，镇里的医生继续给他吊水，治疗毫无效果，一周后病情加重，高烧不止，走不了路，12月15日被抬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

河源市人民医院照看黄杏初的医护人员，被他感染了同样的症状，大家才发觉他可能患上了传染病。黄杏初此时呼吸困难、神志不清，被紧急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里，黄杏初靠着呼吸机躺了近一个月，2003年1月10日神奇痊愈出院。其后这种奇特的肺炎开始陆续感染到其他人，中山也发现了症状，1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赴被传染的中山调查，第二天晚上，专家组成员就写出长达五页的报告，称其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月5日，黄杏初决定回深圳上班，继续做大厨，因为酒店要搬迁他没有去，此时他听说河源是非典的最早传染地，河源有些医护人员受到了感染，便有些怀疑自己，重新回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复查，才知道自己是第一例有报告的非典传染源。

后来得知，黄杏初之所以患上这种肺炎，是因为他在深圳酒楼做大厨时，有时要亲手杀掉果子狸，将果子狸做成一道菜。

一直到2013年，才查知果子狸因为吃蝙蝠，成为病毒中间宿主，最早的病毒源头，来自于蝙蝠。

但其实黄杏初之前就有人患上SARS，2002年11月16日，顺德的一名厨师在佛山第一人民医院肺炎确诊，不过当时还不清楚这就是非典，也没有感染记录，并未报告在案。

如果再往前一点，1950年代中国就出现非典型性肺炎的记载，《针灸医案集要》第一章第六节《传染疾病》就有详细记录发病症状和治疗过程。

因为食用野生动物，非典可能一直存在，只是在古代应该被当成了瘟疫或者撞邪。

贰

黄杏初大难不死，于1月10日出院，但在一月底，非典就开始在人群悄悄传播。

广州中山二院成为非典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

2003年1月31日中午（除夕），广州中山二院来了一名44岁的周某，此人原在广州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当时病情严重，高烧咳嗽，一口一口咳出血痰，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显示绝大部分肺野已经被病灶占据，随后他被安排在岭南楼12楼病房。

周某只在广州中山二院呆了24小时，可能因为岭南楼通风欠佳，更易传染，接触过他的人，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主任、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清洁工、救护车司机陆续一共感染了67名医护人员，整个中山二院呼吸科都倒下了，几乎全军覆没。

中山二院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新冠肺炎发生时，钟南山一直说的担心超级传染者的原因。

2月1日上午10：15分，中山二院决定将周某转诊至中山三院，司机范信德在上午10：40将他送上救护车，当时他戴了三层口罩，病人上不了车时还上前帮扶，后因病人在车上呕吐，范信德回来后拆洗坐垫被子，但在洗车时没有戴口罩，可能因此而感染。

大年初二范信德开始发烧，5号被确诊为非典，18天后范信德病逝。

范信德是广东省抗非典时牺牲的第一名医务人员。

周某被送到中山三院后，由53岁的邓练贤主任带队负责治疗，下午四点时病人缺氧，浑身发紫，救治组决定给他气管插管，用呼吸机辅助治疗，在手术时，一股带血的泡沫状痰液突然从插管喷到天花板，四下飞溅，医护人员的头脸、身体被溅得斑斑点点。

医护人员本应该及时消毒，但当时一旦松手，撬开病人喉咙维持通气的仪器便会松脱，病人会因缺氧呼吸衰竭而亡，医护人员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又花了两个小时抢救周某，在呼吸机的辅助下周某症状得到改善，医护人员这才退出去清理消毒。

晚上9点多周某呼吸终于顺畅，并于3月3日康复出院。

但照顾周某的二十多名医护人员，全部病倒，2月3日邓练贤全身酸痛发烧，2月5日查出肺部出现炎症阴影，4月21日下午殉职。

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的医护人员后来回忆说：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为救治战友又倒下了，第三批人冲了上去，又有人倒下……因为天天有人倒下，最后共有93名医护人员病倒。

周某在中山二院带去的病毒，又被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小心带到了香港。

周某在中山二院所住的岭南楼12楼，除了呼吸内科，还有肾内科。肾内科有一名64岁教授的刘剑伦，因为他医术高明，被医院返聘回来，每天要接诊上百名病人。

刘教授后来说，可能是周某感染了医院同事，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同事感染。

刘教授2月中旬开始发烧咳嗽，他当时去照过肺部X光片，没找到什么问题，遂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没有太在意。

2月21日下午五点，刘剑伦夫妇来到香港参加妹妹孩子的婚礼，入住九龙三星级京华酒店9楼911号，他在这里只住了一夜，共17个小时，却由此引爆了香港和全球的部分SARS疫情。

叁

刘剑伦是2月22日病发，突然高烧，上午十点退房，去了只有五个街口远的广华医院急诊室，他说自己曾患肺炎并已愈痊，三天前已开始有发烧、心跳及呼吸困难等症状。

广华医院给他拍了X光片，看到肺部明显的SARS症状白色斑点，刘剑伦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治疗过的一位医生说：“这时，他相信自己得的是非典了，他也很害怕。”

中山二院院长黄洪章听说刘剑伦患上非典后，赶紧与另一位专家赶赴香港广华医院，中山二院这时候已经收治近百名非典患者，对治疗非典有了一定心得，因此黄洪章建议使用在中山二院已经实战过的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包括注射肾上腺皮质激素等，但香港医生不敢采纳这种方式，因为香港有严格的用药制度，面对从未见过的新病，医生们害怕承担责任，没有人敢试，不像内地治疗疾病时医生相对灵活。

2月23日上午，刘剑伦病情加剧，上了呼吸机，并从此神志不清，于3月4日病逝。

刘剑伦的太太也染上了非典，女儿将她接回到广州在中山二院治疗，最终康复。

刘剑伦不知道的是，他在入住京华酒店的17个小时里，一共感染了9楼的16名客人，当中有6人是外国人。广华医院也有一名医生和五名护士受感染。

京华酒店的15名感染者，引发了一条长长的感染链，影响到了全球的SARS疫情。

刘剑伦在入住京华酒店后，与其他客人并没有过实质性接触，有些根本没有见过刘剑伦，而SARS主要传播方式是经空气飞沫传播，这些人是怎么被传染到的？

根据事后环境测试推测，刘剑伦曾在酒店呕吐，酒店工作人员在清扫地毯上的污物时，真空吸尘机将病毒散播到了空气中，而酒店老式的中央空调又将病毒传播到了整层楼的所有房间，使整层和刘剑伦素未谋面的房客和来过这层的人都受到了感染。

2003年4月，已经确定京华酒店传播方式的卫生部下达紧急通知，非典预防场所，以及有非典病人的场所，严禁使用中央空调。非典之后，政府也下达通知，所有的中央空调出厂前必须加装空气清洁消毒装置。

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后，有要求患者尽量不呆在有中央空调的地方，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

刘剑伦入住当晚，住在904房间的是一名78岁的加拿大老太太，2月23日她乘飞机回到多伦多，感染了身边的人，一周后她与儿子双双病逝。他们去逝前在医院里感染了一名菲律宾护工，这名护工回家过节时，又将非典带到了菲律宾。加拿大到5月份时，非典感染了148例，死亡26例。

住在938房间的是两名来香港旅游的新加坡女生，回到新加坡后两个女孩先后住院，当中一名叫MOK的女生感染到了她父母、牧师、奶奶、舅舅、四位护理，最后她的父母、牧师、舅舅全部病逝。新加坡到5月份时，非典感染206例，死亡31例。

9楼房客里还有一名26岁在香港机场工作的本地男子，潜伏期比较长，3月5日才开始发烧，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8A病房住院治疗时，医生采用了喷雾式药物疗法，导致病人飞沫感染了十几名医护人员，病毒就此在医院传播，最后一共感染了115名医护人员，威尔士亲王医院沦陷，也重新带来了两条传染链，一条是北京人李某来医院探望生病的兄长时被感染，3月15号乘飞机回北京时，感染了飞机上的16人，在北京铺开了16条感染链。另一条是3月13日，有一名33岁患有慢性肾衰竭的病人来医院住了一晚，他是做肾透析需要验血，也被传染（免疫能力差），但他自己并不知情，看完病后，他前后四次去了香港淘大花园E栋哥哥家。

这名病人因为腹泻，使用了亲戚家的马桶，大量病毒随着粪便进入污水管，因为淘大花园E栋地漏水封只有3CM，春天时会蒸发掉，大部分房间地漏水封干涸，丧失隔气作用。

病毒便随着空气进入从污水管进入淘大花园各户人家，新的感染人群再次发生腹泻，新的病毒又加速了传播。

最后整个淘大花园总共有331人感染非典，当中41%居住在E栋，整个小区有42人死亡，22人属于E栋住户。

这便是著名的香港淘大花园事件。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曾在5月2日发表过一份调查报告，称威尔士亲王医院当时爆发时，已经有至少三个源头在香港，淘大花园的源头，并不一定是刘剑伦教授。

虽然客观上是刘剑伦医生将病毒带去了香港，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是一名医生，是在工作环境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在非典期间损失惨重，但他们没有因为有危险就逃避职责，不管这名医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乌尔巴尼医生就是面对非典时，伟大医护人员的代表之一。

刘剑伦入住的京华酒店911号房间的正对面，是910房，这间房住着一名叫Johnny.Chen的美籍华裔商人，他从上海取道香港前往越南河内。

到达河内后Johnny.Chen开始发烧，2月26日到河内条件最好的南城近郊越法医院就诊，当时他高烧40度、干咳、肺部有大面积阴影，并大量呕吐带血粘液，医院刚开始以为他是禽流感，使用了各种抗感染药物都没有疗效，眼看他病情愈发严重，便向世界卫生组织驻河内办事人员求助，时年46岁的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听到消息，于28日赶到医院。

乌尔巴尼是2000年被世卫组织派遣到河内的，主要在这里负责学龄儿童的寄生虫防治，来到越法医院，起初他也误以为是禽流感，但3月5日开始，五名医护人员开始发烧，3月6日，又有六名医护人员出现同样状症，乌尔巴尼察觉到是Johnny.Chen感染到了其他人，这种病毒与以前见过的病毒不同，他让医院采集病人血样与咽拭子，并称这种病毒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全称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为SARS。

乌尔巴尼对SARS病毒高度警惕，他要求封闭越法医院，对被传染者进行严格的隔离治疗，及时阻止了非典的再传播。同时他还对世卫组织发出警告，3月7日世卫组织启动了全球暴发性疾病警告及回应网络。

乌尔巴尼并不是呼吸系统专家，他只是儿童寄生虫病专家，他当时完全可以离开越南，远离危重感染源，他妻子也屡次劝他回国，为三个小孩着想，他说“我来这里干什么的？难道我们是来参加鸡尾酒会的吗？”，医院针对当时可怕的疫情，对医务人员给出“可以不来上班”、“报名参加抢救小组”的选择，有部分医护人员真的不敢来上班了，乌尔巴尼却每天在医院里记录症状、采集血样。

3月11日，乌尔巴尼要去泰国曼谷参加一个会议，在飞机上他就感到了不适，发起了高烧，这时乌尔巴尼意识到自己也被感染上了非典，下机后主动给医院打电话在要求隔离，救护车在一个半小时才赶到机场将他送往医院，乌尔巴尼也打电话给自己妻子，他说：“把三个孩子带回意大利，我被感染了，也许生命就要终止。”

3月29日，乌尔巴尼在曼谷病逝。

刘剑伦感染图

正是由于乌尔巴尼的及时警告，越南在4月8日便控制住了疫情，只累计发现63例非典，死亡5例，乌尔巴尼拯救了越南及东南亚很多平民百姓的生命，为了纪念他，世卫组织将非典定名为他记录疾病时采用的名字：SARS

而Johnny.Chen，最后要求返回香港治疗，回到香港后病逝。

肆

非典继续在全球肆虐。

3月16日，北京中医院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也爆发了北京第一名“毒王”。

对，他就是前文提到的，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探望哥哥后回到北京的李某。

李某时年70多岁，3月15日从香港乘CA112航班飞到北京，在飞机上他就开始发烧咳嗽，晚上八点直奔北大医院，但门诊医生给他诊断为重感冒，只开了点普通感冒药就回家了，不过高烧一直不退，家属问起他的行程，他才想起来去过有非典传染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一时十分紧张，吃完早饭就直奔东直门医院。

30多岁的中医硕士刘清泉在上午十一点半接待了他，听他陈述完病情，拍完X光，看到双肺发炎，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非典，并打电话给广东医生问询了一些关于非典的信息，李某下午病情就开始恶化，呼吸衰竭、体温增高，三天后不治身亡。

但东直门的五位医生、六位护士被李某感染，刘清泉也在此例。

刘清泉住院期间，她刚做完癌症手术的太太怕他吃不惯医院里的饭菜，过来给他送过两次粥，也因此感染上了非典，3月28日在北京佑安医院就诊，刘清泉免疫力强，三天后退烧，便也要求去佑安医院参加救治工作，他跟佑安医院领导商量：“让我帮你们一起治疗吧，我熟悉急诊抢救和呼吸机，他们都是我的同事，其中还有我的爱人。”可惜他太太日渐病重，上了呼吸机，很快说不出话来，只能靠写字交流。

昏迷前，他太太写下几段话：

第一．你以后要干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继续研究这个病，人没有肺，太难受了。

刘清泉太太于4月19日上午7点去世。

被李某感染的，不仅是东直门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飞机上其他16名乘客，加上其他渠道的感染者进京，北京的SARS疫情也就此炸开。

刘清泉后来一直在佑安医院做志愿医生，他说，我跟非典有了私仇。

伍

在刘剑伦赴香港之前九天，中国男足国家队与巴西国家队还在广州举办了一场友谊赛，现场五万人球迷进场观看。几天后，罗大佑在天河体育馆的演唱会也如期举行。

非典的有些问题，是人为因素存在。

SARS病毒不是普通的病毒，据钟南山回忆：“2003年1月28日，有关权威部门到广州，要求我们纠正错误的看法，提出这次（疫情）病原是衣原体。”

钟南山觉得很奇怪，衣原体不可能这么难治，也好得快，不会传染这么快，他不太同意，坚持自己的观点，挽救了很多病人生命。

但是2002年2月18日的《新闻联播》，还是宣称非典型肺炎的病原找到了，“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的肺炎是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不是衣原体。

一直到2003年4月12日，钟南山负责的联合攻关组宣布，SARS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冠状病毒变种，4天后，世卫组织确认了这一信息。

4月上旬时，卫生部还说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北京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从309医院得到了一些数据，感觉问题要严重许多，4月4日蒋彦永给中央4台和凤凰卫视发电子邮件陈述情况，但没有回复，4月8日，《时代周刊》记者Susan Jakes深夜找到他要求采访，第二天在网络发表了《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新闻，世卫组织提起旅游警告，世界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政府，中国也承认暴露了中国医疗体制中存在的众多问题和漏洞。

这一段时间的上下隐瞒，使全社会放松了对非典的警惕，也使更多医务人员倒在了病毒前。

到4月10日，全球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发现SARS，4月底，全中国有疫情报告的省份达26个。

刚好在4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召开，钟南山在现场说了些与世卫组织沟通良好的场面话，第二天又开了个小型发布会，只有70多人到场，在座领导比较少，记者们提出各种尖锐问题，钟南山终于忍不住爆发：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事实的真相是：疫情还在蔓延！医护人员的防护还没有到位！病原体还没有找到！”

现场记者一片哗然。

4月20日后，国务院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又经过七天七夜的建设，建好了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这座医院在两个月里，收治了672名非典患者。

北京小汤山模式也在2020年被武汉学习，因为这次感染人群更多，抢建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专门用来收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陆

四月底的时候，北京开始采取隔离，五一提前放假，然后是各种牛鬼蛇神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什么吃盐可以治非典，烧醋能杀非典，板蓝根可以提高抵抗力，民众们将盐、醋、板蓝根一抢而空，一袋板蓝根从10块钱一下飙到30－40元。

超市里的食物也被一抢而光，小超市里的方便面提价5倍都有人抢，街上也没有人，到处空荡荡的。

17年后，几乎所有情节都在中国再次上演，只是北京换成了武汉，板蓝根换成了双黄连，部分领导换了个名字。

到了这一次，又是钟南山前往疫区救场，只有他的年龄，从67岁，变成了84岁。

医护人员们也没有变，前面刀山火海，他们也毫不犹豫冲了过去。

通过强有力的隔离，以及糖皮质激素疗法，加上温度的升高，非典在2003年6月得到控制，6月24日，WHO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7月13日，全球不再增加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基本结束。

为了救命，部分患者采用糖皮质激素疗法后，留下了后遗症，主要是肺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那些后遗者患者，有的不能走路，有的要拄着拐杖，有的腿疼得厉害，有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他们要吃下大量的药，“吃药比吃饭还多”，如果是股骨头坏死，还要每年注射一次玻璃酸钠，这是一种骨骼润滑剂，注射时，医生要将针头深深扎入肩部关节的骨缝中，疼痛钻心。

最后要说的是，非典期间，受感染的病人里有20%是医护人员，共有约1000人受感染，非典死亡人数中1/3是医护人员，当中包括许多业界医疗精英，估计约为117人。

2020年由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截止到2月11日的统计，共有1716名医护人员感染，5人死亡。

无论是2003年，还是2020年，17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医护人员，无论前面有多少危险与痛苦，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都头也不回地冲到了最前线。

他们是穿上白色长袍的战士，他们气壮山河，他们无所畏惧。

感谢本文信息来源：

《南风窗》

《科技日报》

《非典纪实：瘟疫与人类的生存战》

《每一位医生都在走钢丝》

《一个医生的SARS十年忆》

《面对病魔，没有一个人退缩》

《钟南山：抗击非典的英雄院士》

《为扼止萨斯捐躯的乌尔巴尼》

《昔日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们》

《南方都市报》

《香港非典寻根》

《出院时长跪地上感谢医生救命之恩的“毒王”》

《难忘那日日夜夜，一位医生的抗非典手记》

《SARS每周调查》

《财经：香港非典寻根》

《他发现了SARS，从此永远离去》

《钟南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