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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医生们是如何战胜非典的

2002年12月5日,在深圳酒楼做厨师长的黄杏初生了一场大病。

黄杏初那年35岁,一直在深圳打工,原来是一名餐厅服务员,靠自学厨艺当上了厨师长,生病后他每天发热、畏寒、全身无力,两天后开始发烧,酒楼老板让他去看医生,36岁的黄杏初去医院打了两天吊针,还不见好,家里人都说他撞了邪,便请假回到了老家河源市紫金县柏铺镇,镇里的医生继续给他吊水,治疗毫无效果,一周后病情加重,高烧不止,走不了路,12月15日被抬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

河源市人民医院照看黄杏初的医护人员,被他感染了同样的症状,大家才发觉他可能患上了传染病。黄杏初此时呼吸困难、神志不清,被紧急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里,黄杏初靠着呼吸机躺了近一个月,2003年1月10日神奇痊愈出院。其后这种奇特的肺炎开始陆续感染到其他人,中山也发现了症状,1月21日,广东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赴被传染的中山调查,第二天晚上,专家组成员就写出长达五页的报告,称其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月5日,黄杏初决定回深圳上班,继续做大厨,因为酒店要搬迁他没有去,此时他听说河源是非典的最早传染地,河源有些医护人员受到了感染,便有些怀疑自己,重新回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复查,才知道自己是第一例有报告的非典传染源。

后来得知,黄杏初之所以患上这种肺炎,是因为他在深圳酒楼做大厨时,有时要亲手杀掉果子狸,将果子狸做成一道菜。

一直到2013年,才查知果子狸因为吃蝙蝠,成为病毒中间宿主,最早的病毒源头,来自于蝙蝠。

但其实黄杏初之前就有人患上SARS,2002年11月16日,顺德的一名厨师在佛山第一人民医院肺炎确诊,不过当时还不清楚这就是非典,也没有感染记录,并未报告在案。

如果再往前一点,1950年代中国就出现非典型性肺炎的记载,《针灸医案集要》第一章第六节《传染疾病》就有详细记录发病症状和治疗过程。

因为食用野生动物,非典可能一直存在,只是在古代应该被当成了瘟疫或者撞邪。

黄杏初大难不死,于1月10日出院,但在一月底,非典就开始在人群悄悄传播。

广州中山二院成为非典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

2003年1月31日中午(除夕),广州中山二院来了一名44岁的周某,此人原在广州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当时病情严重,高烧咳嗽,一口一口咳出血痰,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显示绝大部分肺野已经被病灶占据,随后他被安排在岭南楼12楼病房。

周某只在广州中山二院呆了24小时,可能因为岭南楼通风欠佳,更易传染,接触过他的人,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主任、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清洁工、救护车司机陆续一共感染了67名医护人员,整个中山二院呼吸科都倒下了,几乎全军覆没。

中山二院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新冠肺炎发生时,钟南山一直说的担心超级传染者的原因。

2月1日上午10:15分,中山二院决定将周某转诊至中山三院,司机范信德在上午10:40将他送上救护车,当时他戴了三层口罩,病人上不了车时还上前帮扶,后因病人在车上呕吐,范信德回来后拆洗坐垫被子,但在洗车时没有戴口罩,可能因此而感染。

大年初二范信德开始发烧,5号被确诊为非典,18天后范信德病逝。

范信德是广东省抗非典时牺牲的第一名医务人员。

周某被送到中山三院后,由53岁的邓练贤主任带队负责治疗,下午四点时病人缺氧,浑身发紫,救治组决定给他气管插管,用呼吸机辅助治疗,在手术时,一股带血的泡沫状痰液突然从插管喷到天花板,四下飞溅,医护人员的头脸、身体被溅得斑斑点点。

医护人员本应该及时消毒,但当时一旦松手,撬开病人喉咙维持通气的仪器便会松脱,病人会因缺氧呼吸衰竭而亡,医护人员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又花了两个小时抢救周某,在呼吸机的辅助下周某症状得到改善,医护人员这才退出去清理消毒。

晚上9点多周某呼吸终于顺畅,并于3月3日康复出院。

但照顾周某的二十多名医护人员,全部病倒,2月3日邓练贤全身酸痛发烧,2月5日查出肺部出现炎症阴影,4月21日下午殉职。

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的医护人员后来回忆说: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为救治战友又倒下了,第三批人冲了上去,又有人倒下……因为天天有人倒下,最后共有93名医护人员病倒。

周某在中山二院带去的病毒,又被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小心带到了香港。

周某在中山二院所住的岭南楼12楼,除了呼吸内科,还有肾内科。肾内科有一名64岁教授的刘剑伦,因为他医术高明,被医院返聘回来,每天要接诊上百名病人。

刘教授后来说,可能是周某感染了医院同事,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同事感染。

刘教授2月中旬开始发烧咳嗽,他当时去照过肺部X光片,没找到什么问题,遂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没有太在意。

2月21日下午五点,刘剑伦夫妇来到香港参加妹妹孩子的婚礼,入住九龙三星级京华酒店9楼911号,他在这里只住了一夜,共17个小时,却由此引爆了香港和全球的部分SARS疫情。

刘剑伦是2月22日病发,突然高烧,上午十点退房,去了只有五个街口远的广华医院急诊室,他说自己曾患肺炎并已愈痊,三天前已开始有发烧、心跳及呼吸困难等症状。

广华医院给他拍了X光片,看到肺部明显的SARS症状白色斑点,刘剑伦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治疗过的一位医生说:“这时,他相信自己得的是非典了,他也很害怕。”

中山二院院长黄洪章听说刘剑伦患上非典后,赶紧与另一位专家赶赴香港广华医院,中山二院这时候已经收治近百名非典患者,对治疗非典有了一定心得,因此黄洪章建议使用在中山二院已经实战过的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包括注射肾上腺皮质激素等,但香港医生不敢采纳这种方式,因为香港有严格的用药制度,面对从未见过的新病,医生们害怕承担责任,没有人敢试,不像内地治疗疾病时医生相对灵活。

2月23日上午,刘剑伦病情加剧,上了呼吸机,并从此神志不清,于3月4日病逝。

刘剑伦的太太也染上了非典,女儿将她接回到广州在中山二院治疗,最终康复。

刘剑伦不知道的是,他在入住京华酒店的17个小时里,一共感染了9楼的16名客人,当中有6人是外国人。广华医院也有一名医生和五名护士受感染。

京华酒店的15名感染者,引发了一条长长的感染链,影响到了全球的SARS疫情。

刘剑伦在入住京华酒店后,与其他客人并没有过实质性接触,有些根本没有见过刘剑伦,而SARS主要传播方式是经空气飞沫传播,这些人是怎么被传染到的?

根据事后环境测试推测,刘剑伦曾在酒店呕吐,酒店工作人员在清扫地毯上的污物时,真空吸尘机将病毒散播到了空气中,而酒店老式的中央空调又将病毒传播到了整层楼的所有房间,使整层和刘剑伦素未谋面的房客和来过这层的人都受到了感染。

2003年4月,已经确定京华酒店传播方式的卫生部下达紧急通知,非典预防场所,以及有非典病人的场所,严禁使用中央空调。非典之后,政府也下达通知,所有的中央空调出厂前必须加装空气清洁消毒装置。

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后,有要求患者尽量不呆在有中央空调的地方,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

刘剑伦入住当晚,住在904房间的是一名78岁的加拿大老太太,2月23日她乘飞机回到多伦多,感染了身边的人,一周后她与儿子双双病逝。他们去逝前在医院里感染了一名菲律宾护工,这名护工回家过节时,又将非典带到了菲律宾。加拿大到5月份时,非典感染了148例,死亡26例。

住在938房间的是两名来香港旅游的新加坡女生,回到新加坡后两个女孩先后住院,当中一名叫MOK的女生感染到了她父母、牧师、奶奶、舅舅、四位护理,最后她的父母、牧师、舅舅全部病逝。新加坡到5月份时,非典感染206例,死亡31例。

9楼房客里还有一名26岁在香港机场工作的本地男子,潜伏期比较长,3月5日才开始发烧,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8A病房住院治疗时,医生采用了喷雾式药物疗法,导致病人飞沫感染了十几名医护人员,病毒就此在医院传播,最后一共感染了115名医护人员,威尔士亲王医院沦陷,也重新带来了两条传染链,一条是北京人李某来医院探望生病的兄长时被感染,3月15号乘飞机回北京时,感染了飞机上的16人,在北京铺开了16条感染链。另一条是3月13日,有一名33岁患有慢性肾衰竭的病人来医院住了一晚,他是做肾透析需要验血,也被传染(免疫能力差),但他自己并不知情,看完病后,他前后四次去了香港淘大花园E栋哥哥家。

这名病人因为腹泻,使用了亲戚家的马桶,大量病毒随着粪便进入污水管,因为淘大花园E栋地漏水封只有3CM,春天时会蒸发掉,大部分房间地漏水封干涸,丧失隔气作用。

病毒便随着空气进入从污水管进入淘大花园各户人家,新的感染人群再次发生腹泻,新的病毒又加速了传播。

最后整个淘大花园总共有331人感染非典,当中41%居住在E栋,整个小区有42人死亡,22人属于E栋住户。

这便是著名的香港淘大花园事件。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曾在5月2日发表过一份调查报告,称威尔士亲王医院当时爆发时,已经有至少三个源头在香港,淘大花园的源头,并不一定是刘剑伦教授。

虽然客观上是刘剑伦医生将病毒带去了香港,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是一名医生,是在工作环境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在非典期间损失惨重,但他们没有因为有危险就逃避职责,不管这名医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乌尔巴尼医生就是面对非典时,伟大医护人员的代表之一。

刘剑伦入住的京华酒店911号房间的正对面,是910房,这间房住着一名叫Johnny.Chen的美籍华裔商人,他从上海取道香港前往越南河内。

到达河内后Johnny.Chen开始发烧,2月26日到河内条件最好的南城近郊越法医院就诊,当时他高烧40度、干咳、肺部有大面积阴影,并大量呕吐带血粘液,医院刚开始以为他是禽流感,使用了各种抗感染药物都没有疗效,眼看他病情愈发严重,便向世界卫生组织驻河内办事人员求助,时年46岁的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听到消息,于28日赶到医院。

乌尔巴尼是2000年被世卫组织派遣到河内的,主要在这里负责学龄儿童的寄生虫防治,来到越法医院,起初他也误以为是禽流感,但3月5日开始,五名医护人员开始发烧,3月6日,又有六名医护人员出现同样状症,乌尔巴尼察觉到是Johnny.Chen感染到了其他人,这种病毒与以前见过的病毒不同,他让医院采集病人血样与咽拭子,并称这种病毒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全称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为SARS。

乌尔巴尼对SARS病毒高度警惕,他要求封闭越法医院,对被传染者进行严格的隔离治疗,及时阻止了非典的再传播。同时他还对世卫组织发出警告,3月7日世卫组织启动了全球暴发性疾病警告及回应网络。

乌尔巴尼并不是呼吸系统专家,他只是儿童寄生虫病专家,他当时完全可以离开越南,远离危重感染源,他妻子也屡次劝他回国,为三个小孩着想,他说“我来这里干什么的?难道我们是来参加鸡尾酒会的吗?”,医院针对当时可怕的疫情,对医务人员给出“可以不来上班”、“报名参加抢救小组”的选择,有部分医护人员真的不敢来上班了,乌尔巴尼却每天在医院里记录症状、采集血样。

3月11日,乌尔巴尼要去泰国曼谷参加一个会议,在飞机上他就感到了不适,发起了高烧,这时乌尔巴尼意识到自己也被感染上了非典,下机后主动给医院打电话在要求隔离,救护车在一个半小时才赶到机场将他送往医院,乌尔巴尼也打电话给自己妻子,他说:“把三个孩子带回意大利,我被感染了,也许生命就要终止。”

3月29日,乌尔巴尼在曼谷病逝。

刘剑伦感染图

正是由于乌尔巴尼的及时警告,越南在4月8日便控制住了疫情,只累计发现63例非典,死亡5例,乌尔巴尼拯救了越南及东南亚很多平民百姓的生命,为了纪念他,世卫组织将非典定名为他记录疾病时采用的名字:SARS

而Johnny.Chen,最后要求返回香港治疗,回到香港后病逝。

非典继续在全球肆虐。

3月16日,北京中医院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也爆发了北京第一名“毒王”。

对,他就是前文提到的,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探望哥哥后回到北京的李某。

李某时年70多岁,3月15日从香港乘CA112航班飞到北京,在飞机上他就开始发烧咳嗽,晚上八点直奔北大医院,但门诊医生给他诊断为重感冒,只开了点普通感冒药就回家了,不过高烧一直不退,家属问起他的行程,他才想起来去过有非典传染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一时十分紧张,吃完早饭就直奔东直门医院。

30多岁的中医硕士刘清泉在上午十一点半接待了他,听他陈述完病情,拍完X光,看到双肺发炎,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非典,并打电话给广东医生问询了一些关于非典的信息,李某下午病情就开始恶化,呼吸衰竭、体温增高,三天后不治身亡。

但东直门的五位医生、六位护士被李某感染,刘清泉也在此例。

刘清泉住院期间,她刚做完癌症手术的太太怕他吃不惯医院里的饭菜,过来给他送过两次粥,也因此感染上了非典,3月28日在北京佑安医院就诊,刘清泉免疫力强,三天后退烧,便也要求去佑安医院参加救治工作,他跟佑安医院领导商量:“让我帮你们一起治疗吧,我熟悉急诊抢救和呼吸机,他们都是我的同事,其中还有我的爱人。”可惜他太太日渐病重,上了呼吸机,很快说不出话来,只能靠写字交流。

昏迷前,他太太写下几段话:

第一.你以后要干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继续研究这个病,人没有肺,太难受了。

刘清泉太太于4月19日上午7点去世。

被李某感染的,不仅是东直门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飞机上其他16名乘客,加上其他渠道的感染者进京,北京的SARS疫情也就此炸开。

刘清泉后来一直在佑安医院做志愿医生,他说,我跟非典有了私仇。

在刘剑伦赴香港之前九天,中国男足国家队与巴西国家队还在广州举办了一场友谊赛,现场五万人球迷进场观看。几天后,罗大佑在天河体育馆的演唱会也如期举行。

非典的有些问题,是人为因素存在。

SARS病毒不是普通的病毒,据钟南山回忆:“2003年1月28日,有关权威部门到广州,要求我们纠正错误的看法,提出这次(疫情)病原是衣原体。”

钟南山觉得很奇怪,衣原体不可能这么难治,也好得快,不会传染这么快,他不太同意,坚持自己的观点,挽救了很多病人生命。

但是2002年2月18日的《新闻联播》,还是宣称非典型肺炎的病原找到了,“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的肺炎是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不是衣原体。

一直到2003年4月12日,钟南山负责的联合攻关组宣布,SARS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冠状病毒变种,4天后,世卫组织确认了这一信息。

4月上旬时,卫生部还说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北京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从309医院得到了一些数据,感觉问题要严重许多,4月4日蒋彦永给中央4台和凤凰卫视发电子邮件陈述情况,但没有回复,4月8日,《时代周刊》记者Susan Jakes深夜找到他要求采访,第二天在网络发表了《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新闻,世卫组织提起旅游警告,世界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政府,中国也承认暴露了中国医疗体制中存在的众多问题和漏洞。

这一段时间的上下隐瞒,使全社会放松了对非典的警惕,也使更多医务人员倒在了病毒前。

到4月10日,全球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发现SARS,4月底,全中国有疫情报告的省份达26个。

刚好在4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召开,钟南山在现场说了些与世卫组织沟通良好的场面话,第二天又开了个小型发布会,只有70多人到场,在座领导比较少,记者们提出各种尖锐问题,钟南山终于忍不住爆发: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事实的真相是:疫情还在蔓延!医护人员的防护还没有到位!病原体还没有找到!”

现场记者一片哗然。

4月20日后,国务院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又经过七天七夜的建设,建好了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这座医院在两个月里,收治了672名非典患者。

北京小汤山模式也在2020年被武汉学习,因为这次感染人群更多,抢建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专门用来收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四月底的时候,北京开始采取隔离,五一提前放假,然后是各种牛鬼蛇神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什么吃盐可以治非典,烧醋能杀非典,板蓝根可以提高抵抗力,民众们将盐、醋、板蓝根一抢而空,一袋板蓝根从10块钱一下飙到30-40元。

超市里的食物也被一抢而光,小超市里的方便面提价5倍都有人抢,街上也没有人,到处空荡荡的。

17年后,几乎所有情节都在中国再次上演,只是北京换成了武汉,板蓝根换成了双黄连,部分领导换了个名字。

到了这一次,又是钟南山前往疫区救场,只有他的年龄,从67岁,变成了84岁。

医护人员们也没有变,前面刀山火海,他们也毫不犹豫冲了过去。

通过强有力的隔离,以及糖皮质激素疗法,加上温度的升高,非典在2003年6月得到控制,6月24日,WHO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7月13日,全球不再增加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基本结束。

为了救命,部分患者采用糖皮质激素疗法后,留下了后遗症,主要是肺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那些后遗者患者,有的不能走路,有的要拄着拐杖,有的腿疼得厉害,有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他们要吃下大量的药,“吃药比吃饭还多”,如果是股骨头坏死,还要每年注射一次玻璃酸钠,这是一种骨骼润滑剂,注射时,医生要将针头深深扎入肩部关节的骨缝中,疼痛钻心。

最后要说的是,非典期间,受感染的病人里有20%是医护人员,共有约1000人受感染,非典死亡人数中1/3是医护人员,当中包括许多业界医疗精英,估计约为117人。

2020年由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截止到2月11日的统计,共有1716名医护人员感染,5人死亡。

无论是2003年,还是2020年,17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医护人员,无论前面有多少危险与痛苦,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都头也不回地冲到了最前线。

他们是穿上白色长袍的战士,他们气壮山河,他们无所畏惧。

感谢本文信息来源:

《南风窗》

《科技日报》

《非典纪实:瘟疫与人类的生存战》

《每一位医生都在走钢丝》

《一个医生的SARS十年忆》

《面对病魔,没有一个人退缩》

《钟南山:抗击非典的英雄院士》

《为扼止萨斯捐躯的乌尔巴尼》

《昔日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们》

《南方都市报》

《香港非典寻根》

《出院时长跪地上感谢医生救命之恩的“毒王”》

《难忘那日日夜夜,一位医生的抗非典手记》

《SARS每周调查》

《财经:香港非典寻根》

《他发现了SARS,从此永远离去》

《钟南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