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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搞了个大新闻：从今年10月起，在日本生活的所有人——日本人外国人、纳税人和穷人——从3岁到5岁的保育园、幼儿园所有费用全免。在初中毕业以前，所有学费和医疗费全免。不仅如此，政府每个月还给每个孩子发放“儿童工资”，折合人民币1000余元。
日本如此肯花钱，中心思想无非是鼓励国民踊跃生育：亲们只管放心造人，国家来帮你养。你生得越多，每个月的儿童工资赚得越多。尽管如此，安倍作为首相却是一个尴尬的反例：他自己就没有子女。
2018年，美国公布了224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生育率排名情况。生育率指的是理想状态下，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子女总数。日本排名第209位，生育率为1.2；中国大陆排名181位，生育率为1.6。而新加坡（0.84）、中国澳门（0.95）、中国台湾（1.13）、中国香港（1.2）包揽了倒数一至四位，韩国以1.27的数据排在倒数第五哥斯达黎加之前。
而据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已经跌破了“1”的大关而降至0.98的地步。如果按新加坡自己公布1.14的数据，那韩国就成为世界上生育率唯一低于1的国家。也就是说，东亚已经成为目前地球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没有之一。考虑到东亚文化圈一直以来受“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这一现象实在反常得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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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生育率，总体是呈下降趋势的。1950年，每个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4.7个孩子；到2017年，减少到每名妇女生2.4个孩子。当一国的平均生育率降至2.1以下时，人口总数最终将开始萎缩。而在1950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低于2.1。
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越进步富强的社会，愿意生孩子的人越少——似乎是一条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跟榜单排名末尾的东亚相比，生育率排名前十的统统是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尼日尔（6.35）、安哥拉（6.09）和布隆迪（5.93）分列三甲。而欧美国家、澳洲新西兰和东亚的韩国日本，生育率都在持续下降。
生育率下降，并不意味着人口总数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因为人口规模是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数量等多种因素混合计算的。但也仅仅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就会明显表现出来：儿童减少、老人增多、劳动力不足、需要养老金的人增加——社会无可避免地进入老龄化社会。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生育率的下降至少包括几大关键因素：
1 儿童死亡率的降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生育率高是因为需要用出生数量来弥补死亡数量。假如一个母亲有三个孩子，可能是生育六个甚至更多孩子才能达到的数额。疾病、意外、战争，都可能造成儿童死亡率的高居不下，如此也就伴随着高生育率。
2 避孕和堕胎的普及。随着科技的发达，各式各样的避孕药和避孕用品，使性的愉悦享受功能远远大过了繁衍功能。堕胎法律在多个国家的通过，也使得许多女性有了选择生育或不生育的更大的自由。
3 更多妇女接受更多的教育。在以往，妇女往往只是作为男权社会中传宗接代的工具，对妇女的角色定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但在女性教育提升和女权运动兴起之后，女性的天地从一隅家庭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原来属于男性的职务、工作和角色，女性也可以参与其中。但在女性饰演越来越重要社会角色的同时，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功能也越来越被弱化。
也就是说，越发达的社会、女性的地位提升越明显，然而也就越少女性还愿意把自己束缚在家庭的乏味空间里。受过教育的女性发现，她们并不是生来就比男性更喜欢抚养小孩的。当妇女参与劳动、权利提高、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还指望回到农耕社会或者近代的生育率，如同痴人说梦。
如果用经济学的思维去考虑，就会发现生育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收益问题。在发达地区，生育的成本往往高于收益，在东亚地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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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排名最高的是蒙古，生育率为2.04。除了经济欠发达、妇女地位尚不够高之外，地广人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看看新加坡、中国澳门、中国香港，几乎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韩国虽然有5000万人，但有2300万人都住在首尔经济圈。人口密度一大，人均生存空间就小，竞争就越激烈、生育的动力也就越衰微。生存压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房价为首的生活成本。“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房产的均价，大致是家庭收入均价的3倍出头——而中国台湾是6倍，香港更是长期在10倍以上。生孩子也需要年轻力壮，当年轻人为了在大城市中谋得一处挡风遮雨的位置而疲于奔命时，对恋爱和性的兴趣都会锐减，更何况是生育？当蔡少芬这样已经在两岸三地成名二十多年的明星，在香港如今仍然只能住在80平米的公寓“豪宅”里养两个孩子的时候，年轻人哪里敢轻言生育？
何况人多的地方，竞争压力也大。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便一个人靠着父母扶持付清了首付，然而也远远没到高枕无忧的地步。对于男性而言，要花时间谋取更高的学历、更丰富的从业经验，以此为基础保证更高的收入；对于女性除了背负跟男性同样的压力之外，还要时刻面临因生育导致的职业天花板：去生了个孩子，发现就已经落后了，还不要提养育孩子耗费的时间、财力和精力。
为了不让下一代从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香港已经流行“赢在子宫里”的口号，争取从受孕开始就让孩子出生在入学后更容易取得优势的月份，因为在夏天出生的孩子因为入学时年龄小，往往都会在竞争中低人一等。而中日韩的中产家庭里，父母和父母的父母，跟几十年前相比，都花费了更多的养育成本在孩子身上。
所以许多母亲不愿意多生，因为生一个两个就已经是碎钞机了，再生下去如何得了？越是发达的地区，生育成本越高。所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生育率只有0.7左右。许多年轻女性，选择不做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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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存空间小、竞争压力大之外，东亚生育率低的困境还在于：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办法未必管用。
美国长期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才前往，再加上源源不绝的正式非正式拉美移民，能保证国家的劳动力人口不致于下降得太厉害。欧洲的方式也是吸纳移民，所以法国的穆斯林裔公民数量已经占到了8%，而法国国家队也早就是一支黑人球队。德国的东欧移民、土耳其移民，都是补充该国人口的重要途径。然而，移民这条路在东亚地区是基本行不通的。在人口密度已经趋近饱和的形势下，即便愿意有外来人口，也没有多余的地盘提供给他们。
而北欧的方式更进步一些，就是用国家政策来扶持，日本目前的政策也正是效仿北欧。在瑞典丹麦等国，男女平权已经高度一致，女方生小孩男方也有陪护产假，杜绝了企业的性别歧视。而且北欧保护未婚生子女的政策、以及趋近于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也最大限度地让女性在生育时没有后顾之忧。
但在东亚这样依然男权痕迹明显的社会，在经济发达程度尚不及北欧、人口绝对数量却远远过之的地区，要走北欧之路可谓难上加难。 归根到底，还是必须要让本国国民自觉自愿地加紧生育。
然而就算能解决“生不起”的问题——如日本出台的国家扶持政策——也未必能解决大家“不想生”的问题。在当今时代和特定环境里，生育越来越像是一项成本越来越高、而收益越来越低的行为。经过个人的利益考量，即便国家竭尽全力鼓励生育，但个人未必愿意放弃避孕。事实上，东亚某些地区的初婚年龄已经上升到了30岁以上。而年纪越大，生育的欲望和能力都相对越低。
国家的根本竞争力，归根到底来源于人。过去四十年，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亚洲其他地区，经济成就归根到底都建立在便宜劳动力充足的人口红利基础上。劳动力日趋枯竭，很难指望经济仍然能高速发展，“未富先老”的悬崖已在前方。
当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可劳动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的时候，老龄化社会就成形了。当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改为《老年中国说》的那一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然会承担比以往更沉重的代价——不管他们是有孩子、有几个孩子，还是根本没有孩子。
主要参考：
BBC《全球生育率惊人下降 三大原因与中国国策》
腾讯·大家《维舟：东亚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易富贤《东亚“二胎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