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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7日，在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俞正声提出了“上海为什么没出马云”的问题。他说，有一天我见了阿里巴巴的马云，他跟我说阿里巴巴一开始是在上海，后来回到了杭州，我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2009年，在上海念了本科和硕士的中金公司分析师金宇用英文写了一篇互联网行业研究报告——《从战国风云到三国演义》。他看到了网络效应使互联网行业出现了强者恒强的趋势，提出了BAT的投资策略，即对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进行投资。在向海内外客户路演时，他还风趣地把BAT称为“蝙蝠侠”，因为BAT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蝙蝠。
2011年，互联网实验室在北京发布《互联网研究调查报告》，指出互联网产业已出现寡头垄断现象，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三家公司在其各自领域位居中国互联网垄断企业前三名。自此，BAT三巨头之说流行开来。
随着BAT成为中国互联网赢家通吃的代名词，对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来说，就开始遭遇一个“十年之困”——上海为什么没有BAT？上海为什么不出马云？
多年前我问过马云本人这个问题，他说当初离开北京后，之所以没有在上海停下，而是回了老家杭州创业，有两个原因：一是上海的办公成本高，他到淮海路一看，很多外国名牌店，租金都很贵；二是招人难，上海的家长更希望孩子去稳定的外企、国企，不可能交给他这样一个普通师范学校毕业的创业者。
过去这10年，几乎每隔一段，网上就有一些关于上海互联网的讨论。总体就是说，在互联网这样的创新领域，上海没有王者之气。有人甚至说，但凡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和别人打到最后，基本都是放弃和变现，比如易迅、盛大文学之于腾讯，世纪佳缘之于百合网，PPTV之于苏宁，1号店之于平安，安居客之于58同城，大众点评、摩拜单车之于美团，饿了么之于阿里。
这些认知都是有依据的。但互联网行业的本质在于变化，而变化常常被忽略。
荷兰历史学家戈耶尔说：“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个结局都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
变化已经发生。
在2009年提出BAT一说的金宇不久前发文说，“10年过去，投资超级领袖长线逻辑仍然成立”，“但相比之下，这个行业令我开心，也让我敬畏的更多是我没有预测到的事儿，微信，微博，头条，美团，拼多多，网易的边缘化生存，爱奇艺在焦土格局中的成长……。”
2018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102家互联网上市企业中，注册地在上海的占比18.6%；在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77家独角兽中，上海占比23.4%。无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独角兽数量，上海都仅次于北京，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
今年8月，工业信息化部发布“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强榜单”，上海有19家公司上榜，也仅次于北京。
在很多细分市场，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已经位居行业前列，而且特色鲜明，如拼多多，携程，阅文，B站，喜马拉雅FM，东方财富网，平安好医生，小红书，上海钢联，网宿科技，等等。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查了一下实时数据，拼多多的市值已超越百度，在中国已上市互联网公司中仅次于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和京东。而它从创立，刚刚4年。4年逼近400亿美元市值，且业务还在强劲上升期，这在世界互联网历史上也不多见。
上海的互联网发展，正在形成丛林，形成生态，加速生长。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也许是上海互联网大发力、上台阶的新纪元。
从今天起，“上海不出BAT”之说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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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并不缺乏商业传统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在互联网商业的起步期，上海原本也是走在最前沿的。
回到20年前。
1999年8月18日，在上海，一家叫易趣网的网站上线了。它是中国第一家C2C电商平台。
易趣网由两个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的上海青年在一处两房一厅里创办。男生叫邵亦波，曾是中国以全额奖学金就读哈佛本科的第一人，读MBA前在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当顾问。女生叫谭海音，读MBA前在麦肯锡上海工作，毕业时手握美林证券投行部的offer。
创业方向是邵亦波发现的。1998年暑假，新加坡政府委托哈佛商学院做一个互联网方向的课题，希望把美国的互联网运营模式复制到新加坡。邵亦波参与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到了一个叫eBay的二手产品拍卖网站。联想到国内的“倒爷”，邵亦波来了灵感，“这个模式最适合中国”。MBA毕业后，他联络了同学谭海音，从IDG找来40万美元风险资本，在上海创业。
易趣网上线当天只有20多个注册，4个还是邵亦波和谭海音的小号，卖的东西则是几个员工捐出的电吹风、小音箱。当时所谓网上购物，其实是在网上找到卖货的人，双方谈好在哪里见面，然后到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始。
2002年3月，eBay以3000万美元入股易趣，占股1/3。到2003年，易趣占国内C2C电商市场的80%以上。
如果这样的趋势延续至今，中国电商史就会从1999年的易趣而不是1999年的阿里巴巴写起。事实上，阿里巴巴一开始做的是批发贸易的B2B网站，直到2003年才通过淘宝进入C2C市场。刘强东则是2003年“非典”时，因为担心员工感染，把线下的12家商店关闭，才开始尝试线上销售。
2003年，eBay彻底收购易趣，并将服务器迁至美国，以实现全球平台对接和帐户系统的统一。邵亦波由于家庭原因离开上海远赴美国，谭海音也悄无声息去了德国相夫育子。失去了创业者的易趣，被淘宝迅速赶上。中国互联网的一段历史由此改写。
如果当一下“事后诸葛亮”，易趣失败的一大原因，是在接地气方面远不如淘宝。比如2001年7月，邵亦波宣布易趣网对卖家登录物品收取登录费，这是为了减缓烧钱速度过快，是学习eBay的做法，但在中国很不适用，所收费用也解决不了资金窟窿。相比之下，淘宝对亏损的承受力要强很多，为的是“客户第一”。
易趣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eBay主导后，渐渐丧失了创业精神和灵活反应能力。
但要说上海这块土壤缺乏企业家精神，也是不公允的。且不说邵亦波和谭海音都是放弃了稳定的高薪职位去创业，看看同样是1999年成立的携程，“创业四君子”，梁建章和范敏仍在携程努力，沈南鹏创立了红杉中国，其勤力在行业有口皆碑，季琦离开携程后又创办了如家和汉庭（华住）。他们至今都没有离开一线，而伟大的马云同学都要退休了。
在某个历史阶段，上海确实没有出现BAT，但只要有企业家精神的土壤，这种局面一定会改变，只不过是时间早几年晚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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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望更长的历史思考上海互联网的命运时，我有一种感觉，上海是一座很有系统性、很均衡的城市，很少有突兀的“孤胆英雄”，但当各种条件都具备后，上海会出现遍地英雄。
历史地看，上海是一座由商而兴、因商而立的城市，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是这座城市的代名词。贸易与商业，开放与创新，是这座城市的基本基因。早在明清，上海已是“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843年开埠之后更凭着通江达海的优势，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贸易重镇。
当时上海的优势，是一种系统性的优势。
一是人口和劳动力优势。由于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横扫江南，而上海相对安全，周边人口纷纷迁入，为纺织厂、面粉厂等提供了大量劳动力。1930年上海人口突破300万，其中80%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
二是开放与创新优势。1876年上海租界已有各类外国洋行200多家，新式商业随之而起。以南京路为例，之前是“溪间纵横”之地，1850年英商在附近置地80亩建花园，英商跑马总会绕着花园建了一条跑马道，外滩到跑马道之间的小路叫花园弄，1865年工部局将花园弄拓宽至40英尺（约12.2米），这就是南京路。南京路筑成之初，商铺就接二连三，“高屋连云，轩窗阔辟，店号光明照耀，货物充溢”。其中外国商店十分注重外观，注意利用沿街玻璃橱窗展示商品，以达“路人过目不忘之效”。他们把商品摆放在玻璃柜里让消费者挑选，而不是像传统中国商铺一样把商品藏在木柜内。外国的百货店、西药店、洋行经常大减价，薄利多销，并利用报纸大量投放广告，扩大影响。至1918年，南京路的商业门类达数十种，店铺总数300余家，货搜全球，也集中了国货精华。
由于西风东渐，上海出现了很多时髦的新生活方式。香水、香粉、香蜜取代了传统的宫黛脂粉，西方女性的文胸取代了肚兜、小马甲。电话、唱机、照相机、电风扇、汽车、收音机等舶来品更是风行。受外国侨民热爱运动、崇尚健康之风的影响，上海女性最早告别了蓄发、束胸、敷粉，其身体的解放，又直接带动了女子体育用品、旅游、护发、玻璃丝袜、吊裙式内衣、健康食品等消费市场的发展。
三是企业家优势。因为商业荟萃，近代拥资善贾的商人不断向上海集中。通晓外语善于同外商交往的粤商，善于经营的徽商，执掌钱业精于汇划的绍兴宁波商人，均以上海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商业活剧。例如，老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都是粤商开办的。
四是亦工亦商的优势。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既是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中国最多的工厂，也是一个商业性消费城市，拥有中国最多的摩登女郎。工业与商业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五是基础条件完整的优势。不仅包括城市建设、交运等硬件，也包括法律等软件。1865年12月，外侨在南京路点亮煤气灯，上海从此开始告别煤油灯。1882年，上海发电厂开始供电，夜幕下的弧光灯明亮晃眼，市民称之为“赛明月”。1883年，杨树浦水厂正式建成，近代中国城市开始有了供水。时人评价，“上海之繁荣，所以冠全国，其公用事业之发达，当不失为第一大因素。”
上海的商业发展史启发人们，上海的优势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构性的优势，全面完整，基础深厚。但由此也会带来一种固化的习惯，就是在自己的地位建立后，对于看不清的新东西，不会独辟蹊径地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跑在最前面，固然有政策上未受先行一步之利的原因，也有自我设限、束手束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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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海也有一个强项，就是一旦想明白了，认准了，就会千方百计做好，做出成绩。最近几年间，上海在科技创新特别是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方面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因为，上海发生了一些系统性的变化。
2017年，上海公布了《上海市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当时上海多个部门一起商量，哪些行业是有代表性、趋势性和创新性的，将其纳入目录中。其中的一个认识是，上海不仅要建设高楼大厦、机场港口等物理意义的空间中心，也要大力建设信息流、资金流驱动的网络空间的中心，必须建设新的高地。为此，上海采取了放宽准入门槛、精准扶持新经济企业的诸多措施，同时主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企业健康成长。
目前，上海的“四新”新经济，即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已占全市GDP的近1/3，而随着科创板正式开板，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闸”，上海互联网公司的创新热情被进一步地激发。
我曾和饿了么的创始人张旭豪交流过。他说，像饿了么这样的公司，不可能不出任何食品卫生问题，要管理那么多“小哥”也很不容易，所以经常会有投诉。中央电视台也曝光过。如果是以前，有的政府部门怕事，可能就不让搞了，或者让你大大压缩。但现在，政府部门处理之后，会问“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
与此同时，中国新经济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风起云涌，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方面的很多人才都来自国外，而他们在中国首选的创业城市往往是上海。
比如，毛文超在斯坦福大学读完MBA后，看到了跨境电子商务的机会，2013年在上海创办了小红书，从内容分享社区的角度切入。
又如拼多多的黄峥，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读了计算机硕士，加入美国谷歌，后来回国创业。拼多多的成功，从技术角度看，是把分布式人工智能与电子商务相结合，通过算法和大数据了解并满足消费者需求。
有数据显示，上海已经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1000余家，泛人工智能企业超过3000家，人工智能已经上升为上海的优先发展战略。
上海新经济的发展，与上海的整体基础息息相关。上海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国近1/10的税收总收入；上海所有制结构正在转向国资、民资、外资“三足鼎立”；第三产业占比达到70%，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位列第五，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7.9%，国际集装箱吞吐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货邮和航空旅客吞吐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第四，轨道总里程突破700公里，居世界城市首位。上海还助力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从78位提升到46位。
我的同学在一家快递公司担任高管，他告诉我，“三通一达”（圆通、中通、申通、韵达）、德邦物流等上市公司的总部都在上海青浦，原因就是上海和周边极为便利的交通优势和强大的腹地效应。
来自上海商务委的资料则显示，上海的“首店经济效应”越来越明显。2018年上海新开业首店589家，其中251家首店为国内首店，有的则是全球首家，如小猪佩奇室内主题乐园。从零售指数、休闲指数、购物中心指数和消费力指数看，上海商业地产的排名稳居全国第一。作为中国消费文化起源地的上海，也是消费者最潮的城市，是最懂消费者需求的城市。
上述这些从政策、人才、经商环境、综合基础条件等因素的结合，让决心拥抱新经济的上海，真正以创新为引擎，并且找到了一片片的新蓝海。
以上海的产业基础、商业环境和腹地看，新经济在上海的大发展只是刚刚拉开序幕。上海正年轻。在互联网的新赛场上，上海不会再错过。
上海的新经济进化史对我们的启示是，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棋局，永远不会被锁定，也永远不会终结。新经济的市场边界在不断扩大，勇敢的创新者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过去10年看似被BAT固化的结构，也会因为异军突起而开辟新天，焕发新的活力。
大江流日夜，那永不止息的，是年轻的梦想、一拼到底的决心，和创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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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董思韵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