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办时期的北校门。

大洋网讯 金陵路、真如路、建阳路……在暨南大学的地图上，有几个路名很特别。真如是上海西北隅的一个镇，建阳位于闽北山区，金陵是南京的古称，这些地方远在千里之外，怎么会出现在暨大校园里呢?原来，这些都是它112年间走过的地方。

暨大生于清末乱世，在金陵古都的薛家巷得名“暨南”。17岁时，移居上海西郊小镇真如发展壮大。日军铁蹄下，它躲进租界“孤岛”坚持办学，后辗转至福建建阳，在文庙荒草间响起了阵阵读书声。最终，它来到广州石牌续写百年传奇。

从北到南，三落三起，五度播迁，许多校史遗迹文物已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但我们仍能从为数不多的遗存里看到往昔峥嵘岁月。

两江总督接收侨生回国 探花取《书经》命名“暨南”

在暨大校史馆，记者看到一张摄于1907年的老照片。21名穿着新式海军型制服的学生站立成两排，年龄不大，精神抖擞。在他们前面，一位长者身着朝服，正襟危坐在中央。他是清朝两江总督（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端方，站在后排的是暨南学堂首批侨生。

《暨南大学史》主编张晓辉告诉记者，暨南学堂能在清末的南京建起来，与端方有很大关系。端方虽然是满洲正白旗人，思想和眼界却很开放。1905年，他在赴欧洲考察宪政归国路上途经南洋，发现当地有的华侨子女已不谙祖国语言文字，也不懂祖国历史地理文化，深感有兴办国内华侨学校、以教育海外华侨子女的必要。

1906年，端方把首批从爪哇归国的21名侨生接到南京。本来，他的想法是依照侨生的志愿送到各个学堂就读。但由于侨生们年纪小，又不熟悉国内风土人情，分开就读不可行，所以决定在南京鼓楼薛家巷妙相庵建起一所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学校。出身东莞的探花陈伯陶提出，取《书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意，把学堂命名为“暨南”。

早期暨南学堂相当于现在的中小学校，开设国文、讲经、算数、英文等科目。侨生年龄一般在十三四岁，因为远离父母，远渡重洋，常有不适应的情况，所以学堂采用的是“家庭学校制”，师生关系如家人般亲切。端方对侨生更是多方照顾，不仅豁免学费、食宿费和医药费，还另发冬夏两季制服。小侨生难免有顽皮的时候，端方便令学堂制定规章对侨生严加管理，要求侨生每周发家信一封，联络感情之余也借机练习文字，提高国语水平。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师生星散，暨南学堂也随之停办了。

首办女子商科开设英语、经济、簿记、打字等课程

在暨大档案馆的墙上，一张来自上世纪30年代的转学证书被细心地封存在相框里。证书上贴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一个眉目娟秀的女孩梳起黑发，身穿白衣，羞涩地笑着。照片右侧是证明的事项：“学生叶理珍现年十九岁……肄业本校商学院会计学系”，左侧则印有学科的名称和分数，“经济原理86，商业算学88，补习簿记84，基本英文89”。

张晓辉告诉记者，暨南学校早在1925年就在女子部设立商科。1917年5月，曾主导、赞助暨南复校的实业家、教育家黄炎培前往南洋考察华侨教育，意识到“盖今世商战、工战，无非学战”，南洋急需商业人才。在他的推动下，1918年9月，“国立暨南学校”开学之初便设有商科，提供簿记、速记、打字、商品学等一系列实用性很强的商科课程，后期还添设了银行、汇兑、运输、保险、商法等。

这也是暨南学校1923年迁入上海西郊真如镇新址的重要原因。“上海是当时国内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不仅海内外交通方便，还方便学校网罗知名学者、学生观摩工商科技。”1927年，暨南学校扩充成为国立暨南大学，设立了商学院等五个学院，力图把暨南大学办成华侨最高学府。

暨大商学院的教学相当超前，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强调社会调查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学生们组建了经济研究会，几乎每周二外出考察一次，在公司、商店、银行、工厂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

“蒙古包”留青春记忆 既是饭堂还能办舞会

沿着苏州路走到暨大校园的东北角，一座气势恢宏的邵逸夫体育馆出现在眼前。对于很多老暨大人来说，原来坐落在这里的“蒙古包”才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

暨南大学蒙古包外景（图片由暨南大学档案馆提供）

“蒙古包”是暨大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学生饭堂。那时，历经10年停顿的暨南大学刚刚在广州石牌村重建起来，“蒙古包”可说是重建校舍中最有特色的建筑。

在暨大校史馆，记者一看到“蒙古包”的微缩模型，就立刻明白它为什么有这个称号。“蒙古包”不是一座，而是四座，都有着圆形的外围墙，绿色的圆穹顶，确实很像“蒙古包”的样子。它们分布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个方位，有连廊相通，中心位置还建有1座平房，作为公用厨房。据说，每座“蒙古包”都可容纳数百人用餐，可见它的巨大。

“‘蒙古包’不仅是饭堂，也是举行学生活动和舞会的场所。”现任暨南大学档案馆馆长林文兴是1985年入学的学生。他回忆道，每逢节日或周末，学生们就把饭堂的台凳搬到墙边，把开阔的场地变成巨大的舞台。许多暨南学子都在这里留下了快乐的青春记忆。林文兴还记得自己读书时期的泼水节。“这本来是东南亚的传统节日，在侨生的带动下，本地学生相当‘享受’，甚至进学校办事的人也会被泼一身水。”

历史瞬间

暨大师生为国出征奥运会

1936年，14名暨大师生参加第十一届德国柏林奥运会，途经新加坡拍下合照。照片中的蔡演雄、尹贵仁、王南珍是篮球队员，郝春德、符保卢是田径好手，陈镇和是足球名将，他们均是当时国内体育界名人。

档案馆馆长林文兴介绍，由于来自海外的侨生较早接触到现代体育运动，早在真如时期，暨大就拥有“体育”这块招牌。当时，暨大足球队可以称得上扬名海内外，先后出访南洋各岛，其中的足球精英更曾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

师生千人肩挑手搬挖明湖

暨大刚刚落户石牌时，校园里“只有两个荒洼，一片坡地”。1959年10月，暨大组织修建人工湖，包括华侨生、港澳生在内的全校师生一千多人轮流上阵，肩挑手搬，挥锄不止。12月23日，人工湖建成了。学校采纳了中文系主任萧殷和副教授杨嘉的建议，将人工湖命名为明湖，象征“战胜困难，取得光明”。

“孤岛”时期坚持办学 老洋楼里上“最后一课”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3日之内在暨大上海真如校区上空投下了40多枚炸弹，校舍几乎被夷为平地，仅存一栋理学院楼和教工宿舍。1946年暨大回迁上海的宝山校区，如今也仅有一块纪念碑。暨南大学宣传部工作人员苏运生告诉记者，位于康定路528号的小洋楼，成为了暨南大学孤岛时期上海办学的唯一遗存，这也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笔下那堂著名的“最后一课”发生的地方。

从暨大老校友拍下的照片上看到，这座小洋楼如今跻身在一排沿路小楼中间，一楼临街的卷拱门窗、二楼的西式栏杆阳台、白色的外立面，让它与旁边的民房明显地区别开来。真如校舍被毁后，暨大师生被迫迁入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办学，时间长达四年，这座小洋楼是暨大几经辗转后落脚的最后一所校舍。

“‘孤岛’时期是暨南大学历史上最为艰险也最为悲壮的时期。”张晓辉说。那时候，师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学校三易其址，内外交困，但师生们仍坚守民族气节，维护着血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天凌晨，日军坦克开进了上海租界，“孤岛”落入敌方手中。时任校长何炳松和教师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当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

文/广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图/广报全媒体记者苏韵桦

统筹、策划/广报全媒体记者嵇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