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彬

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出国谋生。尤其以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居多。在封建社会里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出外谋生的往往都是男性。而在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就有一群花县的妇女们漂洋过海，一路哭着搭船先去香港，然后由水客带上货船，坐在仓底，冒着大风大浪来到了狮城新加坡的建筑工地谋生。她们被称为“花县蓝头巾”。

解放前广东妇女移民有三种原因：一为随着丈夫和家人迁移的依附型移民；二为违背本人意愿或被拐卖出国的被动移民（俗称卖猪仔）；三为自愿出洋谋生或留学的主动型移民。而花县“蓝头巾”属于第三种。

自主出洋的妇女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多出身贫困，为生活所迫。出洋谋生是她们彻底贫困后的被迫选择。她们中有的是得到丈夫或家人的同意，有的原本就与公婆或丈夫不和，但出洋后都勤勤恳恳，靠自己的劳动自立，还能接济家人。

20世纪20、30年代在新加坡谋生的红头巾、蓝头巾妇女

她们为什么被称为蓝头巾呢？

一种说法是新加坡是热带雨林气候，戴头巾是当地华人建筑女工对新环境的适应。头巾热可擦汗，冷可保暖，还可以适当保护头部免遭碎石伤到。

第二种说法是当时由广东到新加坡去做建筑工地，除了花县的妇女，还有三水、增城、南海等地的华工。为了区分不同地区华工，有人提议用头巾的颜色区分。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三水妇女选择了红色。而花县妇女选择了蓝色。

位于三水荷花世界主题公园内的三水红头巾妇女雕塑

花县蓝头巾和三水红头巾是开发新加坡城市建设的两大姐妹劳动大军。花县蓝头巾主要集中在赤坭地区，其次炭步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有数百人。因赤坭与三水毗邻，两县妇女很早以前就因生活所迫，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

1988年花县侨办、花县妇联等曾经组织人员到赤坭镇进行访问、调查。初步了解，当时赤坭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从新加坡回国的“蓝头巾”还健在的有二十多人。

她们是:白石村的陈三妹、龚杏、林秀金、李桂莲、罗礼连、曾三妹、丘月好；黄沙塘村的蔡苏妹、余友、钟润娇、蔡友兰、蔡间、邝长财、吴连有；赤坭村的严冬、麦顺欢、汤秀金；荷溪村的利杏、汤金；连珠村的甘秋，横沙村的骆见好等。

她们大多数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国的，有的在新加坡做了几十年的苦力。都有一段血泪斑斑的生活史。

花县妇女赴新加坡当”蓝头巾”，究竟始于何时，她们也不知道。在二十世纪初，花县移民新加坡就有一万多人。1919年，新加坡已设有花县会馆。

由于地缘的关系，赤坭移民新加坡，形成历史的习惯。当时又正值新加坡开埠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工，这一地区侨民便互相牵引。为生活所迫的妇女，也铤而走险，结伴到新加坡去谋生。

她们在新加坡，多数是做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每天清早，成群结队坐在街口，等待雇主，被雇上了便立即开工。有时还签订工作期限。

工地远的，便带着草席到工地睡地板；近的，就早出晚归。所干多是苦力粗工，如锄地、搬运、抛砖、担沙、挑石、刷墙、拌灰浆等。

当时花县蓝头巾居住的地方，新加坡牛车水现状

据当时健在的蓝头巾妇女忆述，她们居住的地方叫“牛车水”，是唐人聚居的地方。各县人的居住有界限，三水红头巾妇女住在豆腐街，花县蓝头巾妇女住在登婆街(又称戏院横街)。

居住条件都很差。有的是木屋，十个八个妇女挤在一间房子里，都是睡地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到工地，晚上入黑才回来，长年累月的中午饭，都是吃自己带往工地的冷饭。个个省吃俭用，积攒些钱便寄回家乡供养儿女、接济家人。

二战期间，日军侵占新加坡，她们的生活更惨。日军建筑防御工事，驱使她们无休止地干苦役。那时邮汇不通，身上积攒的钱，无法投寄，日军投降了，英军接收，日元又不用了，辛辛苦苦积存的血汗钱变成废纸。

身在异国他乡的“蓝头巾”们始终心怀故土，惦念家人。很多人先后回到祖国，另外有部分“蓝头巾”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三水红头巾”的事迹还被写进新加坡小学课本中。80年代，新加坡曾上演一部名为《红头巾》的电续剧，此片在狮城播出，红极一时。

在某年新加坡国庆游行庆典上，其中一辆花车以她们为主题，以歌颂“三水红头巾”、“花县蓝头巾”等华人女工为新加坡的各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百年风霜后，当年在新加坡劳作的那群“花县蓝头巾”已基本相继离世，意味着“花县蓝头巾”退出历史舞台。在生存受到威胁之际，“花县蓝头巾”主动选择出洋，以大冒险的精神去争取新生活，体现了中国妇女鲜见的群体性斗争勇气和开放思想。在异乡求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在逆境中求生存、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精神，充分地展示了的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