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小东
《三十而已》的热播，让勾引许幻山出轨的林有有成了全国女性的公敌，大家纷纷发掘自己的骂人潜能，发泄心中的不快。
但是，有关出轨的影视剧却层出不穷：中国有《金瓶梅》、《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和西门庆，美国有《廊桥遗梦》、《霍乱时期的爱情》；日本有《昼颜》、《失乐园》，韩国有李政宰主演的《情事》……
这些影视剧都涉及到出轨的话题，却并没有完全被口伐笔诛，而是获奖无数，引发人们广泛的讨论，这其中的逻辑何在？
本文尝试以陈哲艺执导，杨雁雁、许家乐主演的电影《热带雨》为引子，探讨出轨剧中隐藏的逻辑，浅析出轨剧拓宽了我们哪些道德边界？
一、女人不是人？
《热带雨》中的女主角阿玲，是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的中文老师，她与丈夫结婚数年，却依然无法生育，夫妻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影片一开始，正值新加坡雨季，整个城市都下着倾盆大雨，为了拥有一个孩子，阿玲独自坐在私家车中，将一支促排卵针打进自己肚子里。那根针很长，长的令人不寒而栗，阿玲应该很疼，疼的让人相当揪心。
大学时生理老师说：如果让男人承担女人生孩子的疼痛，那就把男人疼死了。那么是什么使女性前赴后继地生孩子？
原因在于一方面文化会对生育进行神话、对母亲进行褒扬；另一方面，在东亚儒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价值熏陶下，传宗接代成了女人应尽的责任，无法拥有一个孩子，社会压力便随之而来。
如果用生育机器来形容女人，或许大家会认为有冒犯女性的嫌疑，但实际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女人就不是人。
公元前1776年，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迄今已知世界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成文法典，其中第209-214条是这样规定的：
209.若某个上等人殴打一个上等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10舍客勒的银子。
210.若该女子丧命，他们应杀了他的女儿。
211.若他殴打某个平民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5舍客勒的银子。
212.若该女子丧命，他应赔偿30舍客勒的银子。
213.若他殴打某个上等人的女奴隶、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2舍客勒的银子。
214.若该女奴丧命，他应赔偿20舍客勒的银子。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古巴比伦的社会中女人只是财产的一种，像一个平民女性值30舍客勒的银子，一个女奴隶只值20舍客勒银子。
《人类简史》第八章提到：
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只是男人的财产，通常属于她的父亲、丈夫或兄弟。而在许多法律系统中，强奸罪是属于侵犯财产，换句话说，受害人不是被强奸的女性，而是拥有她的男性。因此，这些法律对于强奸罪的救济措施就是所有权移转:强奸犯付出一笔聘金给女方的父亲或兄弟，而她就成了强奸犯的财产。《圣经》写着:“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申命记》22:28-29)
《创世纪》中说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偷吃智慧果，上帝对女人的惩罚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于是男人管辖女人就有了宗教和文化的依据，女人乖乖听话就行。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我们对“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套规范太熟悉了：女人一辈子听父亲的话、听丈夫的话、听儿子的话，唯独不能听自己的话，女人不是独立的个体，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
于是，我们看到无论古今中外，在“他与她”的战争中，胜利的总是“他”，而不是“她”；于是，在男人规定的世界里，传宗接代就成了女人天经地义的义务；于是，我们会看到阿玲一次次主动地将那一根长针扎进了自己的肚皮。
二，女人也有需要？
女人有性需要吗？
这个问题如果由现代女权运动者来回答，那答案是肯定的，女性肯定有性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热带雨》中正面描写性的场景有两处，一处是阿玲与郭伟伦的出轨床戏；另一处是阿玲计算好排卵日期，准备和丈夫要孩子，结果丈夫归来一身酒气，自然要不成了。阿玲愤怒之下，主动去解老公的裤腰带，丈夫却依旧冷漠地拒绝了她。
我们可以看出在儒家传统影响下，即使在现代，性需要也是很少被正大光明谈论的，只有在有关生养后代的情形下，性才是被允许表达的，除此之外，无论男女，性的需要一般都是被压抑的。
《哈佛中国史》第五卷中提到：
在守寡一事上，国家鼓励妇女在丈夫死后“保持贞节”，并将这样的女性树立为道德典范。29岁前夫亡守制而49岁后仍不改节的女性，便可得到国家的贞节旌表。
传统的道德观反对寡妇再婚，寡妇29岁至49岁之间20年的性需要无人提及。即便提到也是杀气腾腾：明初思想家曹端(1376- 1434) 曾建议:
“女子有胡作非为，犯淫秽者，与之刀绳，闭之牛驴房，听其自死”。
在这种传统下，社会文化并不鼓励女性表达个人的性需要。
而且长期以来，女性的形象和自我牺牲联系在一起，经常把照顾他人当作最高职责，从而忽视了个人的需要。于是，我们看到阿玲像母亲一样照顾她瘫痪的公公，任劳任怨，而她个人的需要，则在生活的重复中逐渐消弭，没人看见。
三、可能性
阿玲的生活，沉闷就像新加坡的雨季一样，似乎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这时，学生郭伟伦走进了阿玲的生命。
从工作的角度，新加坡整体不重视汉语教学，阿玲主动给学生们补课，结果除了郭伟伦，没有一个认真学习。伟伦的存下，可以让阿玲体会到工作的价值。
从母亲的角度，阿玲结婚多年无法生育，伟伦父母不在身边，阿玲在照顾他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母亲的价值。
从女人的角度，阿玲看到老公出轨，内心奔溃；郭伟伦有俄狄浦斯王式的恋母情节，爱慕老师，强行与阿玲发生性关系，阿玲在半推半就之下出轨，体会到女人的价值。
在一夫一妻制下，出轨是无法饶恕的，因为它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把两个人、两个家庭绑在一起，夫妻互相奉献忠诚，起誓照顾对方的生老病死，社会的稳定就依赖于夫妻双方互相的奉献与牺牲。
国家将照顾夫妻双方生老病死的责任交给个人，结果是无论道德、还是法律都绝不允许出轨破坏这种稳定。毕竟，两条腿的人好找，两条腿无私奉献的人可不好找。
就像看完《三十而已》的观众大骂勾引许幻山出轨的林有有，她/他们是在骂林有有吗？不，她/他们是借着道德诉说自己的恐慌：万一床头的这个人变心，谁来照顾我的生老病死啊？
于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出轨成了原罪。人们不再关心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情感需要，即使他们没有了感情，也可以凑活过日子。但一旦有人出轨，没有出轨的人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对方，从而攫取自己的利益，而法律也会支持这种诉求。
道德和法律裹挟着人们，维持着婚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就像《热带雨》中的阿玲夫妻，生活的惯性让他们多年来漫无目的地向前推进，人生似乎只能有这一条轨道。
但是当郭伟伦趴在阿玲身上问：我哪里错了？阿玲没有出声，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摇头，是对情感表达的肯定；摇头，是对礼义廉耻的压制女性的否定；摇头，是一种无声的呐喊：人生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
四、娜拉的出走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丈夫海尔茂在家里风平浪静之时，亲昵地叫妻子娜拉“小鸟儿”。但当发现娜拉为给丈夫治病而借债，无意中犯了伪造字据罪，债主拿着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勃然大怒，骂娜拉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毁了。待债主退回字据时，海尔茂又快活地叫道：“娜拉，我没事了，我饶恕你了。”
但娜拉却不饶恕他，因为她已看清，丈夫关心的只是他的地位和名誉，所谓“爱”、“关心”，只是拿她当玩偶，实际上他从未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过自己，于是她断然出走了。
娜拉出走一时爽，但是出走之后呢？
这个问题受到了古今中外的读者追问，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指出：娜拉出走后，怎么样？结论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为了阐述他的这一观点，鲁迅还写了一篇小说《伤逝》，论述女主人公子君的出走、回归及死亡。当出走的自由碰上现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时“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热带雨》中，阿玲最后和丈夫感情完全破裂，在律师的见证下，平等地协议离婚，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这个场景很短，但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娜拉：阿玲出走，但不必堕落，也不必回去。因为她完全有能力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也有娘家支持她回归，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给她新的希望。
五、道德边界
行文至此，我们总结这个问题：出轨剧拓宽了我们哪些道德边界？
如果历史塑造了男人统治女人的世界，让女人像财产一样附属于男人，只能生儿育女，那么出轨剧或许可以让我们看见这种现象的不合理。
如果历史让我们漠视女人的需要，那么出轨剧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冷漠所带来的伤害，以及看见女性的需要。
如果现实让我们学会用道德去捆绑人，那么出轨剧或许会让我们看见新的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现实让女人没有选择新生活的能力，那么出轨剧也许会让我们看见新的选择。
你问看见这些有什么用？或许一点用都没有！但或许因为看见，我们会试着理解；因为理解，我们会试着改变；因为改变，我们所处的道德世界，或许会更宽容一点！
PS：
本文是8月15日举办的邑人电影院第十次线上视频分享会讲话稿，因工作原因和个人的懒惰，拖延至今终于删改完成。
当天的分享会，参与的其他伙伴也有很多精彩的发言：群主从《花样年华》和《卧虎藏龙》这两篇影片分享东方伦理的压抑，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彼得分享所有的出轨片本质上是爱情片，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人分享关于《不忠》、《廊桥遗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的观感，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进这些作品。
“文章关气运，非人力”，时代精神风貌会在文学、影视作品上有所反映：二战的雅尔塔体系塑造着我们的价值道德观念观，当互联网和贸易将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之际，我们现在所拥有价值道德观也许会越来越趋同，形成一种政治正确不容辩驳，比如对于出轨一致的口诛笔伐。
这个时候，不同的声音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这，或许就是线上讨论会的意义之一吧！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