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资本作为人类社会财富积累的衍生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增长性和安全性偏好，是资本理智的一面；流动性偏好是资本非理智的一面。当资本得以以电子化的形式，借助全球通信网络的覆盖能力和传播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时候，非理智的流动性偏好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由此，不仅导致了全球投资出现较大的波动性，而且也带来了资本流动与政府管制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冲突。

本文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为基础，对过去30多年全球直接投资数据，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可视化呈现。从中读者可以看到，美国、中国大陆、日本、英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爱尔兰等不同经济体的融资能力（吸引境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以及通过对外投资对全球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及增长趋势的差异，在全球经贸发展中的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金融环境差异，能够从不同角度满足资本对利益的理性和非理性偏好，也带来不同的融资和投资能力。

图 1 全球境外直接投资（1990-2020）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20年，全球各经济体之间境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规模，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2000年、2007年、2015年，是过去31中，全球FDI的三个阶段性顶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15年，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以及国际油价大跌，无疑都对全球FDI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2019年，全球FDI结束了连续3年的下降，开始出现增长的迹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全球FDI再次出现了近50%的跌幅。

与银行信贷、证券交易等金融服务不同，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金融交易工具，不仅对扩大生产能力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投资本身也是构成GDP的统计指标之一。追逐利益是资本的本性，安全性、增长性、流动性、风险性是资本在投资过程中，考虑的几个重要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实体经济发展相比，FDI规模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其总体恢复周期也相对较长。

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的FDI主要发生在以欧盟为首的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洲殖民地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之间。随着工业化全球发展，除日本外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成为了吸引境外直接投资资金的热点，也成为了对外投资的热点。202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全球境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比例，均已超过了50%。

图 2 中、美、德、日、英 融资与投资（1995-2020）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作为全球GDP总量最大的国家，凭借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美国也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美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来的投资安全性，也使得美国成为过去30多年中，吸引境外资金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经济体。

互联网泡沫破灭、次贷危机爆发，以及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都引起了境外资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境外资金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再次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作为融资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境外资金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对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的FDI规模变化也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

经济改革带动的工业化发展，使得中国大陆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规模增长最快的一个。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中国大陆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与美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融资规模的波动相比，持续增长的境外资本直接投资，不仅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资金，也反映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对资本的吸引力。

英国作为世界的另一个主要金融中心，在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的前后，一度也呈现出较大的融资能力。不过，在脱欧公投之后，境外资本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不仅呈现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在2018年后，境外资本还连续三年从英国撤资。由此，也反映出脱欧后的英国，已不再具有吸引投资的能力。

作为亚洲的早期工业化国家，日本的经济总量曾经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第二的位置。随着日本经济增速的放缓，境外资本对日本的投资兴趣也大幅度下降，在过去30多年中，在世界几大主要经济体中，日本吸引境外资本直接投资的规模是最低的。缺乏境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支持，日本经济也进入了相对缓慢的增长期。

通过对外投资，是一个经济体对其它经济体的发展施加影响力，并从其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手段。对外投资规模反映的投资能力，也是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和资本实力的一种体现。相比于吸引境外投资促进经济发展而言，对外投资并不能对经济总量带来直接的收益，不过对于资本而言，则可能带来高的收益水平和更多的收入。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大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占全球对外投资规模的比例基本都在50%左右，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成为对全球投资影响最大的投资资本来源。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此前保持的对外投资增长趋势被终结，2017年后，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大幅度下降，美国跌下了对外投资规模第一的宝座。美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变化，不仅意味着美国对外投资能力下降，也意味着美国通过投资对其它经济体施加影响的能力逐渐下降。

英国作为另外一个重要的投资资本来源，在过去30多年中，也承担着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的角色，不过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英国对外投资规模就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由此，也反映出次贷危机的爆发，对英国金融资本还是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影响了日本的融资能力，但是，作为曾经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日本作为资本输出国，在对外投资规模上，依然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由此也反映出，日本仍具有较强的金融资本实力，以及通过投资获取较高收益的能力。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金融实力提升，中国大陆在对资本保持较强吸引力的同时，也开始通过对外投资，在提升资本安全性和增长性的同时，对其它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施加影响力。

随着融资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不仅保持着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金融实力。2020年，中国大陆引进的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接近了美国，对外投资规模也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对外投资规模最高的一个。

尽管从融资和投资的流量规模上，中国大陆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从融资和投资的存量规模上看，中国大陆与美国仍有加大的差距。融资和投资流量规模的增长，反映的是中国大陆的增长速度，而存量的差距，则反映出工业化发展进程较晚的中国大陆，与美国相比，在融资和对外投资的积累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通过对外投资，是一个经济体对其它经济体的发展施加影响力，并从其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手段。

图 3 中国香港、新加坡融资与投资（1990-2020）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连接亚洲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中心，在中国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起着非常重要的贸易中转站的作用，同时，也起着金融交汇点的作用。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带来的资金需求增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吸引境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也大为增长。作为进入亚洲市场投资的“桥头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交易中心地位，也随着对外投资的增长，而不断加强。从1990年到2020年，在融资规模和投资规模增长的趋势带动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占全球境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也呈现增长趋势。

图 4 “避税天堂”的融资与投资（1990-2020）

从经济规模的角度看，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实体经济中，仅占有微不足道的份额。低税率和较为宽松的资金管制，使得上述国家和地区成为了资本的“避税天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附着在信息网络之上的金融交易网络，可以使资金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较低的税率和资金流动管制成本，使得上述国家和地区成为资本快速流动的交汇点。跨境的资本在上述地区进行交易和重组，抹去了国家的烙印，也摆脱了国家的监管，从而使资本收益成为所有者的专属收益。能够为资本流动性提供诸多的便利，使得上述国家和地区，成为吸引金融资本投资，并通过资本融合后，对外进行投资的重要节点。借助信息不对称和流动性优势，资本通过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流入和流出，获得了远比投资实体经济更高的回报。

互联网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的爆发，非但没有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融资和投资能力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反而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带来的资本流动性增加，使得上述国家和地区融资和投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在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回收流动性的影响下，流入和流出“避税天堂”的直接投资资金规模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下降。

随着G20国家通过全球最低税率的协议，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爱尔兰等金融资本“避税天堂”的避税能力大幅度下降，对其吸引境外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能力都会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而随着美联储再一次准备开始通过加息回收流动性，“避税天堂”的流动性优势也将进一步减弱。